有关传统的集体观念与管理理念，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影响。这方面需要慎重讨论，是对于一些切实出现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尝试寻找原因，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否则没有建设意义。（如果逻辑周全地写，消耗会很大，而且事情讲得太清楚也不一定好）
、
这几十年道德上注重集体利益、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就是好的品质。然后也许因此就鼓励个人对集体的高度服从。鼓励奉献但是不包括对个人的保护与培养，也许是为了有发展，强加了商品经济的逐利思维，所以实际是如果没人管，利己主义不容易有限制了。——古代的集体很多是大家庭 ，多少还会为个体负责。现在雇佣制就不一样了，集体很难为个体完全负责，因为集体与个体也有流动性，关系不是不变的。——而且早几十年是计划经济，能动性这方面，集体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听说会分配工作、分房，也确实对个体有全面的照顾。
、
集体与社会利益确实重要，但特别是雇佣关系的个体权益，如果不能保障，国家的根基就会弱，即使假设基层是永远务实本分，也会因为不被保护而没有发展潜力，特别是，基本的生活，包括生育子女，就很难保证。——根据2023年的GDP，全国工作一天大约有3千亿的GDP，但人不是机器，不同状态下会有不同的产出、影响。不能只看到眼前有很多钱，在市场经济，消费的机会如果只有夜生活，那也太不健康了，真的是用身体换的财富？——大学生普遍又需要照顾身体，读书时候却只想着让他们出成绩，工作了就当成年了要对自己负责，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呢？
——唉，但官方措施，更多的可能还是更关注精神面貌各种能力不像样，又强行干预。如果连最后的空间都被剥夺，美其名曰健康，实际是摧毁本就脆弱的自主调节系统，很难说与那种“如此颓废”的状态共情，并且鼓励走出困境的。身处安然位置的能力出众的人，大多不会去承认颓废与各种不成熟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与方式，而且还要基于此去走出困境就更不容易。
、
……
、
国人喜欢尽快出成绩，为此可以牺牲很多，包括别人的利益与意志。有时候是残酷斗争的优势，决策形成与执行的高效率、看起来稳定的人形工具。——有一种感觉是，传统儒家提倡的不平等关系用法家的方式维系，就是设法能让手下不得不做最不想做的事情，是绝对的控制，比如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即使一起堕落，也要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儒家是希望提倡君君臣臣，包含了上级要做好上级的义务，不只是索取，但法家不是。
、
这就要讲历史了。法家，特别是战国变法与韩非的言论，提出“法不阿贵”、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强公室，杜私门”，“便国不法古”，“君无为，法无不为”等观念。——奖励耕战，对付旧贵族。在激烈的斗争中，需要集权也是可以理解。
、
包括汉武帝时期，门阀初兴，斗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汉武好不容易才保住了自己的孙子。而且后期军功集团也很少军功，当然很需要控制力（司马迁的事情，估计也是卷进斗争里了）。
、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做官发达，而不是加入哪个家族就发达（比如说李白入赘），说明门阀垄断资源的现象相对弱小。——可以以唐宋之间的黄巢为界（打下了长安才发现自己手中没有多少农田，想拉拢权贵，结果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别人不认。似乎是注定了的野蛮）。
、
宋以后，就是中央、官僚、地主，中央限制地方，文官压制武将。唐朝的开放，在发展时期空前繁荣，开元盛世的长安也是农业时代的一个巅峰，第一个世界文化中心！但也是因为开放，在中央能力下降以后，唐之后，五代十国。
、
门阀，也是产生了不少社会精英，也是因为对教育与人脉资源的垄断。所以鼓励注重眼前利益的人们，军功、耕战，也是与他们斗争的不得已的方式。——虽然门阀确实出现过很多人才，但是对资源的垄断，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比如说西晋，世袭官位，竟然都视尽职尽责为愚蠢行为。所以在南北朝时候，第一次民族融合。——孝文帝改革，既延续了文化基础，又带来了游牧民族的开拓精神，叠加隋朝的铺垫，唐朝才得以如此辉煌（除了大运河，长安、洛阳也是隋朝建造的，还有对外征战，唉，那代入真的受苦）。
、
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了，私有，就容易产生门阀，毕竟总有先发达起来的人。现在是国有经济为主，相对好一些。
、
……
、
这种绝对控制，也许适合于大权力制衡，但并不适合于商品经济与雇佣关系（听说日本的一些企业是终身制的，但现在临时工多），这又是另外一条线了。
、
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这是以前没有的。农业时代的经济是散沙，工业是小作坊，经济方面的教育师傅带就好。——社会化大生产，一个县生产的某些蔬菜，就可供应占全国的60%左右，那么如果是芯片制造的更高端，就需要全国或更多地区的相关人才汇聚才好。有关人口流动，主要是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如此大流动性，影响了传统的家族制度，对管理来说也是挑战。
、
这也造成了，以个体在外工作，没有同村家族保护（同乡人多了也有）。而企业有企业的生存需求与利益，所以需要社会保护个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