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大臣的选用多由皇帝“亲自下僚识拔，不论资格”，也就是特简。太祖时“一切亲裁”，人事自然更不例外。永乐时，蹇义、夏原吉等尚书，解缙等阁臣，都出自特简。正统时，太后召见英国公张辅，“三杨”及尚书胡涝，“顾帝曰:‘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即可为证。天顺时，岳正入阁，英宗说是“朕今日自择”，彭时亦系由皇帝亲擢为状元然后亲擢入阁庙。
宪宗开始，皇帝很少操持国事，君臣否隔，没有面议机会，大臣的选用由个人推荐、部分大臣推荐、或个别部门会同大臣推荐发展为廷推。

廷推，就是在大臣缺员应补时，不等官员考满而任命时，由吏部会集九卿等官，推举合格的候选人数名，呈请皇帝简用的制度。
由于是会同多官推举，所以又称会推、会举。廷推开始于什么时候，没有明确记载。稽考史籍，永乐至天顺年间，亦有大臣共同推举大臣、内阁推荐阁臣、礼部会同内阁推举阁臣、吏部会同内阁推荐大臣等情况，如永乐十六年(1418)，“诸大臣多忌(杨)荣，欲疏之，共举为祭酒””。正统时，杨荣、杨士奇害怕王振把党羽塞进内阁，宁愿自己及时“进·二贤者同心协力”，于是推荐了马愉等入阁必。正统七年(1442)，吏部尚书郭琎会杨士奇，荐举郭瑾、薛希琏为刑部左、右侍郎。景泰三年(1452)，大学士高谷提出经筵日讲官及文渊阁办事官人数不足，请求增加二三人，于是“命礼部会内阁官推举”。天顺时，“凡选用卿佐重臣，必召吏尚王翔与大学士李贤面议可否”。封疆大吏过去由三品京官保举，李贤“患其营竞，令吏部每缺举二人，请帝简用”，又开了并推之例。

上述种种办法，最后都是由天子面予裁决。由于经过几方面的考虑，所以这样选用的人一般都比较合适，“廷无闲议”。
但这些都不同于以后的廷推。这时的推举不是制度，推举的原因、对象、参与推举者和后来的廷推并不一样，廷推的形成并作为制度，是在成化、弘治年间。

成化元年(1465)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贴黄，以岳正与给事中张宁名并上”。成化三年(1467)冬，吏部尚书王翔致仕，“廷推代者，帝特摧秉任之”，可见这时廷推已屡有举行。但是，这时的廷推仍未成为定制，廷推出的岳正、张宁“为李贤所沮，竟出二人于外，并罢会举例”，即大学士可以否决了廷推结果。而与此同时，王竑的任兵部尚书，李秉的任左都御史，均是廷议后，皇帝“从舆论所与”，即廷议时议及人事，而意见被皇帝采纳所致。
成化五年(1469)，吏部尚书李秉致仕，“商辂欲荐姚夔”，可见这时吏部尚书仍可由大学上推荐，不一定经廷推。

弘治三年(1490)、内旨升钱钺为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也没有经过廷推回。但弘治九年(1496),“中旨”命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时，“恪上疏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这里已很明确提出，大臣进用要经廷推才是正式途径，即廷推这时已经成为制度。
廷推，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所以其对象包括了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国子监祭酒、总督、巡抚。

参与廷推者则视被推者之职务而有所不同。职位越高，职任越重，参与廷推的人就越多。阁臣关系全局，吏、兵两部尚书，掌握全国文武官员之选授陟黜，关系重大，故均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总督陕西三边、宣大、都御史缺，会五府大九卿堂上官及科道廷推。蓟辽、两广总督缺，由大九卿堂上官及科道廷推，不必会五府。
万历五年(1577)以后，三边及宣大总督之廷推，亦不再会五府。其它六部尚书、侍郎，左、右、副、佥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则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巡抚缺员，在内地的，由吏部会同户部，在边方的，由吏部会同兵部推举。

嘉靖十四年(1535)，大学士费宏认为这样“恐不尽得人”，建议会九卿推举。世宗同意，“谕令吏部，自今巡抚官俱九卿会推”。两京国子监祭酒，原由吏部题推，嘉靖十四年(1535)，亦令照巡抚都御史例会推。照这些规定来看，会推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明后期，随着政令的松弛，会推便越来越走样，变成了“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番异”。这时，会推也就名存实亡了。
廷推由皇帝下令举行，吏部尚书主持，如弘治八年(1495)二月，“时内阁缺员，有旨命吏部会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科道官，推举行止端方，学术纯正者六人以闻”。万历三十九年(1560)七月，“谕吏部:阁臣缺员数多，……今特命尔会同九卿、科道官，不拘在任在籍，会推堪用的五六员来，待朕简用”。

廷推时，前一天由吏部通知与公者，到时集会于阙东。嘉靖六年(1527)，诏令“凡推用官员，必吏部先举。若舆情未惬，亦要明白商确，不得紊乱资序”。
但除此以外，对廷推的具体程序没有硬性规定，史籍记载，有的是由文选司宣布某官职缺员待补后,把个空本了交给吏部尚书,由吏部尚书提出正推、陪推的人，如无异议，与会者在本上签名，吏部尚书把推出的人名填上。所谓“选司致词，推某缺，递一空册于冢宰。冢宰云:‘推某正某陪’，各画题而本不列名””。

有的是吏部尚书先列出名单，由与会者传阅，当场提出意见。叶永盛曾记他参加的一次廷推的情况:“班既定，职等随向杨时乔等索单席一纸共观，内开列于慎行、赵世卿、刘元震、叶向高、李廷机、杨道宾、孙丕扬七员。……传阅既遍，职等科道官多亦以为当，独刑科右给事中曹于汴谓‘李廷机既挂弹章，不宜列名’”，于是引起争论，“言官两议相持，日中未决”。最后，多数人认为应“并列名以请圣裁”。结果是“照原草单具疏，别开二议，请自圣裁”。
从上述两种方式来看，在正常情况下，廷推时与会者均可以申述已见，而从监察御史叶永盛在廷推后上《人品宜辨疏》，又可知除廷推当时提出意见外，还可以单独上疏向皇帝申述自己的意见。但是，亦有“廷推大臣，惟吏部尚书首举，余皆唯唯，不闻有可否”的，因此有提出“今后会推必询谋佥同，方具名上疏”。

万历时，南京户、工两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出徐元泰等三人。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称:“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得到皇帝允准。从此廷推办法也就有了改变。
廷推时被推的人数，据《明会典》载，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御史、祭酒，廷推上2人;阁臣，吏、兵二部尚书廷推上2人，或再上三四人。但实际上并不统一，多是随时而异。如弘治十三年(1500)，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廷推了马文升、闵珪、倪岳、吴宽候补吏部尚书，戴珊、王继、韩文、王轼候补左都御史，即各上了4人。万历以前，廷推人选由吏部提出，所以人数不多。万历中，吏部尚书孙钱与内阁争权，大学士张位为夺去吏部的人事权,“建议大僚缺，九卿各举一人,类奏以听上裁”,以防止吏部专擅。皇帝同意，于是廷推人选办法又再一变,“吏部权又渐散之九卿”，而廷推之人数逐渐增多。泰昌元年(1620廷推阁臣，一次便上了何宗彦、刘一爆、韩炉、孙慎行、盛以弘、周嘉谟、张问达、邹元标8人，结果点用了4人。崇祯帝即位，认为原阁臣黄立极等不可靠，要大换班，所以廷推阁臣时上了钱龙锡等整整10个候选人。崇祯十五年(1642)廷推阁臣时，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推出了蒋德璟、黄景坊、姜口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甡、惠世扬、王道直13人，但害怕廷臣结党的崇祯还嫌少,“令再推数人”，以便在众多人选中任意拣择。于是又加上了房可壮、宋玫、张三谟，达到16人之众。当只推选二三人时，候选者一般都是众望所归，但当16人被推时，许多人的条件就相去不远，以致“大僚不获准者，为流言入内”。廷推作用至此不仅消失，而且起了促进官僚集团上层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明王朝政治危机的反作用。
廷推的结果，由吏部尚书奏报皇帝。上奏时，正推在前，陪推在后，按各人适任情形或官职品位依次排列，并附上各人的简历，供皇帝点用时参考。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点用正推者，如刘健、王鏊等都由正推入阁，马文升、杨博都由正推当了尚书。但如同廷议一样，廷推结果对皇帝虽有一定的约束，但并无法定作用，天子可以点正推，也可以点陪推。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世宗出于对姓名的迷信，把当时列在陪推最后一名的李本点用入阁。天启二年(1622)，烹宗受魏忠贤摆布，摒弃了当时最有声望、列于正推之首的孙慎行,而点用了列陪推最末的魏广微”。
对推出的人选，皇帝还可以全部不用，令吏部重推。如嘉靖六年(1527)廷推出的阁臣人选中，没有张孚敬，皇帝便命再推，这次还没有张孚敬，但有与宦官关系密切的翟銮，“中贵人多誉銮，帝遂逾次用之”。还有时推至三次四次，直到皇帝达目的才止。如正德三年(1508)廷推吏部侍郎，第一、二、三次每次各推出2人，“皆不允”，第四次推出的名单中，有刘瑾党羽王琼，皇帝才“许之”。

甚至有把廷推结果完全推翻，特旨简用的，如崇祯帝属意周延儒，但会推阁臣中没有他，皇帝便“尽罢会推者不用”，而以特旨让他入阁。也有因为皇帝认为被推者职务不宜调动，令重推的，如嘉靖时，徐阶被“廷推吏部尚书，(皇帝)不听，不欲阶去左右也”。
廷推既无法定效力，可以被改变或否决，因此虽有这制度，但并不一定要遵行，在君主独裁、阁臣权重、宦官专擅时尤其如此。如成化时，尹直自初为侍郎以至入阁，夤缘攀附，皆取中旨”。嘉靖时,“世宗眷侍直诸臣厚，凡迁除皆出特旨。李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隆庆时，殷士儋借太监力“取中旨入阁”。万历时，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由张居正荐入阁。赵志皋、张位由中时行密荐入阁，等等。

但历代不由廷推出任的人，往往会受到压力，如孝宗即位，“薄其(尹直)为人，令致仕”。殷士儋被劾为“始进不正”。万历时吏部尚书直指“辅臣当廷推”，所以赵志皋、张位之特旨任用，连皇帝也不得不答应“不为后例”。此后，赵、张二人虽提出“辅臣当出特简，廷推……不可为法”，但终万历之世，廷臣亦再无特简者。
天启时，魏忠贤“不次超擢”党羽，“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时已无所谓特简与廷推了。
崇祯时，为了防止廷推时大臣结党，皇帝除故意别出心裁的增广廷推人数外，还用特简、枚卜，乃至亲自出题考试来选拔委任大臣。

枚卜，就是仿古代枚卜典礼，将会推阁臣时推出的名单逐个放进金瓯,然后皇帝焚香拜天,再以抓阄的方式,用匙把名单逐个取出，按先后次序任命。崇祯元年(1628)钱龙锡等6人入阁，就是用这方式点用的。崇祯八年(1635)选阁臣，让九卿詹翰参与，“发御前章奏试以票拟”，这次选用了文震孟、张至发，升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而其中张至发是试了票拟的，文震孟则“以注籍未与票拟”，其选用被视为特殊的恩典。崇祯十一年(1638)，又在中极殿考策论，召廷臣70余人亲试，以选拔阁臣，刚好下大雨，各臣面对后已至深夜，结果“终考者只三十七人”，而实际上“帝意已前定”，他的人选是程国祥等5人”。
崇祯十三年(1640)又再亲策，这次“中官探得帝所欲问数事，密授演”，于是陈演“条对独称旨”，得以入阁”。崇祯十五年(1642)会推阁臣，帝听信流言，责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徇情滥举”，分别给予削籍、戍边间。到了这时，廷推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