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中轴和基础，更是进行战争的基本条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在抗战前夕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如实行关税自主改革、裁撤厘金、统一度量衡，这些改革都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如果这些经济改革是间接地为抗战做准备的话，那么自193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就是直接为抗战作准备而进行的了。
首先来谈谈币制改革。众所周知，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与国家财政休戚相关，健全的财政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和繁荣，而稳定的金融又有利于财政的巩固和发展。建立统一的币制，是健全国家金融体制、促进市场流通、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的必要条件。从北洋时期开始，中国内部不统一，地方军阀自造货币，国家财政四分五袭。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的流通和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务缺乏必要的经济后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惟复兴经济，首应谋货币金融之统制。盖货币金融，为财政上之核心，而财政又为庶政之根本，其与社会经济，关系尤密”⑧。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实行“废两改元”政策，废除了沿续千余年的银两制度，为1935年的币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1929-1933年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为转嫁危机，于1934年实行白银政策，在中国大量套购白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半年内竟达二万万之巨”⑨。造成中国金融的极度混乱和经济的极度恐慌。这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3日颁布《财政部币制改革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并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实现白银国有10。
据统计，截止1936年12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8家商业银行的法币发行额为13.3亿元11。1936年底法币与货币流通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12。这说明法币的发行基本顺利，法币的国币地位已经确立。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由银本位、金本位制发展到不兑现的纸币制度，币制改革的实现，使中国杂乱无章的货币走向统一，促进了中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它奠定了“抗战八年国本不生动摇”的基础13。日本人曾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14，币制改革关系抗战之重要，足可证明。

在币制改革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加强了国民经济建设。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讲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提出经济建设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业、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阔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农业为宗旨”15。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增设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28条，提出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为“谋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抵御外侮的国防能力的充实”16。也就是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
按照“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为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1935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以重点开发钨、锑、煤、铁、铜、铅、锌、石油等矿产资源为主，并规定在5年内投资27120万元，兴建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行业30余个大中型厂矿，并在内地筹建军事工业基地1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拨重工业建设经费1000万元，其筹备成立的企业主要有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大冶铜矿、中央无线电制造厂、湘潭煤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等。从考虑和准备对日作战出发，这些企业主要在湖南、江西、四川、湖北等内地省份。到1937年资源委员会以投资、合办的形式控制的企业达到了23个18。从这些企业以后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实践表明，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已经具有了建立国防体制的性质，成为了抗战准备的重要内容。
交通运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素不发达，布局也不合理，西南、西北尤为落后。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进一步加深这一严重局势，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国防的需要，对全国交通进行了规划部署，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第六次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中日一旦开战，沿江沿海随时有被敌人封锁的可能，大批的军用物资必须依靠欧美从陆上输入，兴建西南大后方与国际陆上交通通道极为重要。国民政府规定改善全国交通重点放在铁路、公路旧线的改善和新路的建设上。1937年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送交了《中国经济建设方案》，提出在今后五年中“铁路建设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为中心原则”，并计划筹款9.948亿元用于铁路建设，5000万元用于公路建设。4月，南京国民政府又拟定《公路建设五年计划》，计划改建和新建公路5万公里。19。按照上述决定和方案，在铁路建设方面，国民政府按照国防的需要，加速完成了粤汉、浙赣、陇海、同蒲路等重要干线的建设，1936年5月粤汉路全线通车。该铁路在抗战初期，在广州、武汉失陷之前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用器材，都取道香港通过此线运往前线。该线在武汉沦陷的一年多时间中，共计运兵二百余万，共计运输军用物资54万吨20。1936年7月筑成的苏嘉铁路与沪杭甬线接轨，这样就可以不经过上海而把京沪国防阵地连成一片，对战时松沪战场提供了很大的交通之便。
当时浙赣铁路的完工，对于江南国防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浙赣铁路除军运外，还负担了沿海工矿企业和事业机关单位西迁的重任，甚至在广州、武汉失陷后，浙赣线仍在发挥重用，据统计，该线在1937年3月前的15个月中，共开军车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军需物资23万吨21。另外京赣、黄浦路的建立，以及陇海路西线至宝鸡线完工，都对抗战初期战略大后方的兴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自1936年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共计筑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修路1353公里，是8年内年筑路平均数量的6.5倍22。随着铁路干线的扩展，铁路客货运量分别比1912年增加167.9%和160.8%，国有铁路运输的工业产品和矿产品分别比1917年增长116.5%和116.6%23。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货物流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地利之便。南京国民政府还加快了公路建设，使得公路总长度由1927年的一千多公里增加到抗战前夕的十万九千五百公里24，并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如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京陕新、京绥、京鲁、绥川粤等21条公路支线25。国民政府还计划在长江流域各省份加强公路建设，以满足抗战交通的需要。但由于战争旋即爆发，有些计划未能实施。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夕的交通建设，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交通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这

一时期所修筑的铁路及公路，对抗战初期调集兵力和物资调配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采取了上述措施，到1936年时，全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作物产量提高，稻棉等作物产量达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农产品输入逐年减少，我国粮棉第一次实现产量自给;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迅速发展。据统计，1926年—1936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8.3%，而1912年—1949年国民经济增长率是5.6%，这说明1926—1936年国民经济增长率是旧中国的最高时期26。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总计达19.73亿元，支出为18.94亿元，财政收支基本持平27。总之，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呈现发展之势，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奠定了物资基础。

剩下两节只发小标题。印象中全文在局域网内可以找到，省得麻烦了，
为了应付日本侵华随时可能扩大的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就开始秘密修筑宁沪间国防工事。
为了对付即将降临的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积极的外交，以争取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