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更有利，助涨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致使大量自耕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造成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的局面。
荀悦在《汉纪》中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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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文帝减免田租的做法，班固的《汉书》是把它作为一种仁政加以歌颂和记叙的。 而到了《汉纪》这里，荀悦却透过历史的表象与传统的认识，第一次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通过荀悦的分析我们得以明了，表面上政府要求百姓承担的赋税虽然有所减轻，但却允许广占田地的豪强随意征租，实际上朝廷不过在资助他们盘剥农民。

🌑刘恒放弃铸币权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从而放弃了国家铸币权，实行铸币放任政策，但受到了贾谊等人的反对。贾谊主张垄断铸币权，但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刘恒宠幸，刘恒想要邓通富贵，赐之铜山，使之铸钱，因而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资治通鉴·汉纪六》：“夏，四月，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其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隐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亦上书谏，以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上不听。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使铸钱。吴王濞有豫章铜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而国用饶足。于是吴、邓钱布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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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汉出现了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的分散的局面，导致地方诸侯（如七国之乱的发动者吴王刘濞）开采铜山铸钱，进而在经济实力上有了和中央抗衡的资格，极大地威胁了大一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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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此举使朝廷处于“抱厝之积薪之下而寝之下，火未及燃”的危险境地，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从而发生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如桑弘羊曾指出：“汉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不反本何为？”

文帝的自由铸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一般平民不具备铸钱能力，因而富人依靠铸钱越来越富，而穷人要取得货币又受制于富人，只能变得越来越穷困。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如唐人刘秩指出：“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
🌑 《旧唐书·志·卷二十八》：“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

放弃盐铁官营
汉文帝时期，对盐、铁和铜的经营都采取了更放任的政策，《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
，于是商人大贾、豪强地主甚至地方诸侯王往往占有山海，进行采矿铸币、冶铁和煮盐活动，其规模可达到“至千人”。社会风气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 《盐铁论·卷一》：“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
🌑 《汉书·食货志上》：“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放弃山泽禁令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开发渔盐资源。
🌑 《汉书·文帝纪》：“（后）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人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

此举一方面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与盐铁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导致西汉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由此导致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农民生活穷困、而地主商人和王公贵族却骄奢淫逸，甚至出现弃农经商的现象，严重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影响了国家的稳定。

标价卖爵，允许罪犯买爵赎罪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
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
刘恒让罪犯买爵赎罪的措施，历来褒贬不一，如宋仁宗时期的朝臣认为，此举只能使“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并非良策。
🌑《宋史·志·卷一百五十四》：“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乃诏有司曰："……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