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蔗糖，这一甜蜜的物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日常饮食到传统医学，从礼仪祭祀到文化传承，蔗糖无处不在。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便深深扎根，对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令人惊叹的是，中国蔗糖的发展历程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宛如一条隐秘而坚韧的纽带，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甘蔗在印度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据《释迦志注》记载：“大茅草王老而无子，传位大臣，出家学道。弟子以笼盛之，悬于树上。猎人射之，滴血于地。出二甘蔗，化为一男一女，即善生与妃也。故佛以甘蔗为姓”。因其与佛祖姓氏的渊源，甘蔗在佛教仪式里占据重要地位。甘蔗作为佛祖姓氏的起源之物，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它与佛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印度那片神秘的土地开始，甘蔗就与佛教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甘蔗及其相关制品也逐渐踏上了走向世界的旅程，尤其是与中国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开启了一段段传奇故事。后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蔗糖也如影随形，在诸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或是高僧传播蔗糖制作工艺的载体，或是供佛的圣品，或是僧人生活中的滋养之物，又或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媒介。
二、佛教初入华夏与蔗糖早期的邂逅交融
（一）中国制糖始祖：康僧会
在三国那英雄辈出、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化的交流碰撞犹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天空。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会，不恋富贵，在天竺精研佛法大成。彼时江东佛法尚未兴盛，康僧会立志东游弘法。并在上海地区的龙华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遵称为康僧会。他东游至上海、苏州一带，被龙华荡的清幽景致吸引，在此结庐修行。机缘巧合下，广泽龙王让出龙宫，助他建成龙华寺，还修建了存放佛舍利的佛塔，使得龙华寺声名远扬，吸引众多信徒。
而康僧会大师在制糖领域的贡献，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在中国南方，甘蔗虽早已有之，但当时的人们对甘蔗的利用方式相对原始，大多仅限于榨汁直接饮用或简单曝晒成饴糖食用，对于如何将其精炼成固体形态的红糖，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康僧会大师凭借其深厚的佛学造诣与对印度文化的深刻理解，将印度的制糖技术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巧妙结合，开创了中国制糖业的新篇章。
他不仅在龙华寺附近设立了护生堂（沪生堂），取佛教“护佑众生”之意，更亲自传授并实践从印度古籍《吠陀经》中学来的制糖技术。康僧会大师从采集当地类似甘蔗的植物开始，经过精心挑选与处理，再依据《吠陀经》中的记载，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工序，成功地将甘蔗汁转化为了固态的红糖。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他对印度制糖技术的深刻理解与精湛技艺，更标志着中国制糖业从简单的甘蔗汁利用向实质性红糖制作的重大转变，是中国制糖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此外，康僧会大师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在红糖中添加了生姜、葱白、胡椒、红枣等日常食材，不仅丰富了红糖的口感与风味，更赋予了红糖更多的健康功效，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追求。这一创新不仅深受当地渔民的喜爱与推崇，更对中国制糖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红糖制作技术的不断传承与创新，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糖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宝贵的力量。
从科学角度来看，制糖技术的引入不仅丰富了食物种类，更改变了食物的储存和营养获取方式。红糖的出现，让人们在食物中获取糖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在古代，糖分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红糖的诞生为人们补充能量提供了新途径。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说，制糖技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也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此后千余年的佛教活动中，蔗糖制品一直作为重要的供品。既体现了宗教仪式的庄重，又传递了中印文化融合的信息。同时，随着制糖技术的传播，更多人开始关注印度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康僧会大师被尊称为中国糖祖，实至名归。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为中国带来了制糖技术，更在于推动了中国制糖业从原始走向成熟，在中国制糖业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后世制糖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玄奘取经：制糖技术的飞跃
在唐朝贞观年间，玄奘踏上了前往天竺的取经之路。这一伟大行程不仅在宗教文化交流领域影响深远，还为中国的制糖技术发展带来了关键契机。
当时，天竺经过长期积累，制糖技术已颇为成熟。玄奘取经归来时，将这些先进的制糖法带回了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的制糖工艺较为原始，仅能生产蔗饴（膏糖）和初级的块状红糖，这种红糖杂质相对较多，颜色较深，且质地不均匀。而天竺已经可以生产膏糖、块糖、沙糖、初级白糖、石蜜等最少5种甘蔗糖品。天竺制糖法引入后，中国制糖业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佛教圣地大多是制糖业中心。许多僧人擅长制糖，这体现了佛教与制糖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例如王玄策出使大夏时，就曾在菩提寺僧人的帮助下召集石蜜匠，这充分说明菩提寺僧和制糖技术人员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僧人在制糖技术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唐太宗关注到天竺蔗糖干燥易储存、食用方便等优点后，派人前往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根据史料记载，从印度学习回来后，中国的制糖技术有了显著提升，能够生产出红砂糖以及白糖。虽然在季羡林先生的研究中提到，唐代白糖还未达到现代意义上的纯白色标准，处于初级加工阶段，多为经过多次过滤和净化后的糖浆产品，色泽相对较浅，但相比之前的制糖成果已是巨大进步。
从技术角度，天竺制糖法引入后，中国工匠改进工艺。甘蔗榨汁采用更高效工具，过滤用更细密滤网，熬煮掌握精准火候时间。经济上，制糖技术革新带动甘蔗种植规模扩大，提高农民收入，催生蔗糖运输等相关产业，促进商业交流。饮食方面，蔗糖制品丰富，融入日常饮食与烹饪糕点制作。医学领域，蔗糖药用价值进一步开发利用。总之，玄奘带回制糖法推动中国制糖业发展，为后世制糖技术进步奠定基础。
唐朝时期，佛教盛行，寺庙林立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寺庙利用其广袤的土地种植甘蔗，并且凭借充足的人力开展蔗糖制作。在满足自身供佛、日常饮食以及药用等需求过程中，寺庙无意间成为制糖技术传播的关键节点。例如，一些寺庙会在特定的节日或者法会活动中，展示蔗糖制作流程。周边百姓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得以观摩学习制糖技艺。还有的寺庙会与当地民众开展交流合作，分享制糖经验以及种植甘蔗的技巧等。通过这些方式，制糖技术从寺庙逐渐扩散到民间各个角落。
三、鉴真东渡：蔗糖远播日本的文化之旅
鉴真大师在公元 743 年至 753 年历经六次东渡终抵日本，极大推动了中日多领域文化交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携带了 “毕钵、呵梨勒、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这标志着有记载的蔗糖首次传入日本。当时日本，蔗糖极为稀有，主要用于药用。日本医学典籍《种种药帐》出现 “蔗糖” 一词，说明其在医药领域受重视。在那个食糖匮乏的时代，蔗糖因珍贵多为皇室、贵族所用。
有研究者认为，鉴真携带蔗糖前往日本或许并非单纯出于赠送目的，在那个时期，红糖对于出海远航有着特殊意义和作用。自三国时康僧会大师在东吴建立护生堂（沪生堂）引入印度的红糖制作工艺，并赠予当地渔民后，红糖就成为船只出海必备的物资和传统。时至今日，福建、浙江等沿海渔船出海仍然有携带红糖的习惯。鉴真东渡时携带红糖可能也是遵循这一传统，作为海上航行的必备物资。
在日本，蔗糖则被尊称为“黑糖”，这一称呼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一方面，这源于红糖在长途海运过程中因环境潮湿和氧化而颜色加深，到达日本时往往呈现出深棕色乃至棕黑色，与日本文化中崇尚的黑色不谋而合。在东亚传统的五行文化中，黑色被视为水的象征，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水，对水的敬畏与崇拜自然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深色的红糖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甜味的追求，更在无形中契合了日本人对黑色的审美偏好，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在文化层面，蔗糖与日本本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紧密融合。在众多的礼仪和祭祀活动中，蔗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它象征着甜蜜、美好、幸福与神圣，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在佛教仪式里，蔗糖制品被用作供奉之物，表达着信众对佛祖的虔诚敬意；在传统节日和庆典活动中，蔗糖制作的美食被用来招待宾客，传递着欢乐与祝福。
四、冰糖的诞生：邹和尚的故事
（一）四川制糖的深厚根基
四川有着悠久的制糖历史，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古代四川，佛教盛行，众多寺庙分布在梓州、遂宁等地。佛寺在日常的医药、膳食、礼仪等活动中对糖的需求量很大。
为满足需求，寺庙利用其丰富田产种植甘蔗。僧众与雇农悉心照料，从播种至除虫，每个环节都倾注心血。随着甘蔗种植规模扩大，制糖工坊应运而生。工匠们日夜钻研，从石磨压榨到高效木制装置，不断提升甘蔗出汁率。在熬糖环节，他们精准掌握火候、时间及浓度，逐步提升糖品质量。起初，制糖仅供寺院内部使用，但随着技术成熟，一个全新的制糖时代即将拉开序幕。这一过程中，寺庙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更为制糖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邹和尚与冰糖制作法的传播
据《糖霜谱》记载：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付纸，系钱遣驴负至市区。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女，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伞山者皆如意，不然，万方终无成。邹末年弃而北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蹑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众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驴者，狮子也。邹结茅处，今为楞严院。糖霜户犹画邹像事之，拟文殊云。
从遂宁出发，这一神奇的制糖技术沿着商贸路线和佛教传播的路径向周边地区扩散。福唐的商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商机，他们积极引入冰糖制作技术，使得福唐成为了冰糖贸易的重要枢纽。四明的能工巧匠们在学习技术后，结合当地的特色对工艺进行了改进，制作出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冰糖制品。番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路交通，将冰糖运往各地，进一步扩大了冰糖的影响力。广汉的制糖业也在冰糖技术的带动下蓬勃发展，创新出了多种冰糖的加工和储存方法。
在人类璀璨的科技史上，冰糖的发明或许并不突出，但在中国制糖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新型优质糖品，还将唐代甘蔗制糖技术推向新高峰，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即便在甘蔗制糖发达的印度等国，同期也未能制造出如此高品质的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冰糖的发明在中国制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革新，更是中国古代科技智慧与创新能力的体现，丰富了饮食文化，为后世制糖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
五、敦煌残卷：制糖术与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1981年，一张编号为P3303（也被称为《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法》）的敦煌残卷意外吸引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们的注意，这张残卷成为了探索古代制糖技术与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季羡林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地捕捉到“煞割令”这一关键词，并发现它与梵文sarkara高度对应，这一发现如同解锁了通往古代制糖技术秘密的钥匙。
通过对敦煌残卷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早期制糖技术的发展脉络。尽管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掌握了甘蔗制糖的基本方法，但与印度相比，在技术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敦煌残卷中关于甘蔗的种类与种植、造沙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甘蔗的其他用途等均有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这一技术差距，并认识到佛教文化交流在制糖技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不仅是佛教文化传播的枢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敦煌残卷中关于制糖术的记载，很可能是由佛教僧人或者往来于丝路的商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携带而来。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佛教传播路径与制糖技术传播路径的高度重合，也揭示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制糖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敦煌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古代制糖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佛教文化交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六、宋元明清时期佛教与蔗糖产业的持续互动
（一）宋代：蔗糖在佛教活动中的多元应用与技术传播
宋代佛教发展繁荣昌盛，寺院遍布各地，宛如星罗棋布。蔗糖在这一时期与佛教的联系愈发紧密，在佛教活动中发挥着多元作用。在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方面，蔗糖制品作为供品的地位愈发凸显。每逢盛大的法会、神圣的佛诞日以及其他重要佛教节日和活动，蔗糖制品总是以精美的形态呈现在佛前，成为信众表达虔诚敬意的重要载体。这些蔗糖供品不仅在外形上追求精致美观，更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对蔗糖制作技艺的高超掌握。
在僧尼的日常饮食领域，蔗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调味品。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佛教寺院的饮食文化也日益丰富多样。蔗糖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融入到僧尼的日常饮食体系中。它不仅能够为僧尼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还因其具有润肺健脾、生津止渴等药用功效，符合佛教养生理念，深受僧尼喜爱。同时，宋代制糖技术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一些佛教寺院也积极参与到制糖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寺院之间通过僧人的往来、学术交流以及慈善活动等途径，将制糖技术在不同地区进行传播和推广，促进了全国制糖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元代：制糖技术提升与佛教交流的推动
元代时期，由于蒙古铁骑的征战，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制糖领域，来自巴格达的制糖工匠带来了用树灰提纯蔗糖的先进方法，使中原地区的制糖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佛教在元朝的社会文化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场所，在制糖技术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佛教的传播网络遍布各地，寺院之间的联系紧密。通过僧人之间的交流、佛教学术研讨以及宗教仪式活动等，新的制糖技术得以在寺院之间迅速传播。许多寺院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将先进的制糖技术传授给周边的民众，促进了制糖技术在民间的广泛应用。同时，佛教文化的交流也为制糖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契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制糖技术在佛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中国制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佛教寺院与蔗糖生产及贸易的关联
明代佛教寺院在蔗糖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寺院凭借自身拥有的大量田产和劳动力，积极参与蔗糖的生产活动。在一些蔗糖产区，寺院的甘蔗种植规模较大，并且设立了专业的糖坊进行蔗糖制作。寺院生产的蔗糖不仅满足自身内部的需求，如用于宗教仪式、招待香客以及僧尼的日常食用等，还将多余的蔗糖投入市场进行销售。这不仅增加了寺院的经济收入，也促进了当地蔗糖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蔗糖贸易领域，佛教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蔗糖贸易逐渐繁荣，一些地区成为重要的蔗糖贸易中心。佛教文化所倡导的诚信、慈悲等理念在蔗糖贸易中得到一定体现。商人在进行蔗糖贸易时，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注重商业道德和信誉，秉持公平交易的原则。同时，寺院也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蔗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促进了蔗糖贸易的顺利进行。
（四）清代：蔗糖在佛教慈善与技术传承中的作用
清代佛教的慈善活动频繁开展，蔗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寺院秉持慈悲为怀的理念，利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在灾荒年份，寺院会将储存的蔗糖分发给灾民，帮助他们度过艰难时期；在平时，也会向贫困人群施舍蔗糖，以体现佛教的慈悲关怀。
此外，在制糖技术传承方面，佛教寺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一些传统的制糖技术在寺院中得以保存和传承。在社会动荡或战乱时期，民间的许多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但佛教寺院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传承机制，能够将一些珍贵的制糖技术传承下来。这些技术在合适的时机又重新传播到民间，对清代蔗糖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论
中国蔗糖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宛如一部宏大而深邃的史诗，源远流长、错综复杂。从制糖技术的最初传入与广泛传播，到蔗糖在佛教仪式中的庄重呈现、寺院生活里的日常应用，再到因佛教文化交流而引发的技术创新与持续改进，两者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老王讲糖第121讲——蔗糖与中国佛教的不解奇缘
蔗糖，这一甜蜜的物质，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日常饮食到传统医学，从礼仪祭祀到文化传承，蔗糖无处不在。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便深深扎根，对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令人惊叹的是，中国蔗糖的发展历程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宛如一条隐秘而坚韧的纽带，贯穿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甘蔗在印度佛教中的特殊地位
据《释迦志注》记载：“大茅草王老而无子，传位大臣，出家学道。弟子以笼盛之，悬于树上。猎人射之，滴血于地。出二甘蔗，化为一男一女，即善生与妃也。故佛以甘蔗为姓”。因其与佛祖姓氏的渊源，甘蔗在佛教仪式里占据重要地位。甘蔗作为佛祖姓氏的起源之物，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它与佛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印度那片神秘的土地开始，甘蔗就与佛教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甘蔗及其相关制品也逐渐踏上了走向世界的旅程，尤其是与中国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开启了一段段传奇故事。后续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蔗糖也如影随形，在诸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或是高僧传播蔗糖制作工艺的载体，或是供佛的圣品，或是僧人生活中的滋养之物，又或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媒介。
二、佛教初入华夏与蔗糖早期的邂逅交融
（一）中国制糖始祖：康僧会
在三国那英雄辈出、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化的交流碰撞犹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天空。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会，不恋富贵，在天竺精研佛法大成。彼时江东佛法尚未兴盛，康僧会立志东游弘法。并在上海地区的龙华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遵称为康僧会。他东游至上海、苏州一带，被龙华荡的清幽景致吸引，在此结庐修行。机缘巧合下，广泽龙王让出龙宫，助他建成龙华寺，还修建了存放佛舍利的佛塔，使得龙华寺声名远扬，吸引众多信徒。
而康僧会大师在制糖领域的贡献，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在中国南方，甘蔗虽早已有之，但当时的人们对甘蔗的利用方式相对原始，大多仅限于榨汁直接饮用或简单曝晒成饴糖食用，对于如何将其精炼成固体形态的红糖，尚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康僧会大师凭借其深厚的佛学造诣与对印度文化的深刻理解，将印度的制糖技术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巧妙结合，开创了中国制糖业的新篇章。
他不仅在龙华寺附近设立了护生堂（沪生堂），取佛教“护佑众生”之意，更亲自传授并实践从印度古籍《吠陀经》中学来的制糖技术。康僧会大师从采集当地类似甘蔗的植物开始，经过精心挑选与处理，再依据《吠陀经》中的记载，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工序，成功地将甘蔗汁转化为了固态的红糖。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他对印度制糖技术的深刻理解与精湛技艺，更标志着中国制糖业从简单的甘蔗汁利用向实质性红糖制作的重大转变，是中国制糖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此外，康僧会大师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在红糖中添加了生姜、葱白、胡椒、红枣等日常食材，不仅丰富了红糖的口感与风味，更赋予了红糖更多的健康功效，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追求。这一创新不仅深受当地渔民的喜爱与推崇，更对中国制糖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红糖制作技术的不断传承与创新，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糖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宝贵的力量。
从科学角度来看，制糖技术的引入不仅丰富了食物种类，更改变了食物的储存和营养获取方式。红糖的出现，让人们在食物中获取糖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在古代，糖分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红糖的诞生为人们补充能量提供了新途径。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说，制糖技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也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此后千余年的佛教活动中，蔗糖制品一直作为重要的供品。既体现了宗教仪式的庄重，又传递了中印文化融合的信息。同时，随着制糖技术的传播，更多人开始关注印度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融。
康僧会大师被尊称为中国糖祖，实至名归。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为中国带来了制糖技术，更在于推动了中国制糖业从原始走向成熟，在中国制糖业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后世制糖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玄奘取经：制糖技术的飞跃
在唐朝贞观年间，玄奘踏上了前往天竺的取经之路。这一伟大行程不仅在宗教文化交流领域影响深远，还为中国的制糖技术发展带来了关键契机。
当时，天竺经过长期积累，制糖技术已颇为成熟。玄奘取经归来时，将这些先进的制糖法带回了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的制糖工艺较为原始，仅能生产蔗饴（膏糖）和初级的块状红糖，这种红糖杂质相对较多，颜色较深，且质地不均匀。而天竺已经可以生产膏糖、块糖、沙糖、初级白糖、石蜜等最少5种甘蔗糖品。天竺制糖法引入后，中国制糖业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佛教圣地大多是制糖业中心。许多僧人擅长制糖，这体现了佛教与制糖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例如王玄策出使大夏时，就曾在菩提寺僧人的帮助下召集石蜜匠，这充分说明菩提寺僧和制糖技术人员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僧人在制糖技术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唐太宗关注到天竺蔗糖干燥易储存、食用方便等优点后，派人前往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根据史料记载，从印度学习回来后，中国的制糖技术有了显著提升，能够生产出红砂糖以及白糖。虽然在季羡林先生的研究中提到，唐代白糖还未达到现代意义上的纯白色标准，处于初级加工阶段，多为经过多次过滤和净化后的糖浆产品，色泽相对较浅，但相比之前的制糖成果已是巨大进步。
从技术角度，天竺制糖法引入后，中国工匠改进工艺。甘蔗榨汁采用更高效工具，过滤用更细密滤网，熬煮掌握精准火候时间。经济上，制糖技术革新带动甘蔗种植规模扩大，提高农民收入，催生蔗糖运输等相关产业，促进商业交流。饮食方面，蔗糖制品丰富，融入日常饮食与烹饪糕点制作。医学领域，蔗糖药用价值进一步开发利用。总之，玄奘带回制糖法推动中国制糖业发展，为后世制糖技术进步奠定基础。
唐朝时期，佛教盛行，寺庙林立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寺庙利用其广袤的土地种植甘蔗，并且凭借充足的人力开展蔗糖制作。在满足自身供佛、日常饮食以及药用等需求过程中，寺庙无意间成为制糖技术传播的关键节点。例如，一些寺庙会在特定的节日或者法会活动中，展示蔗糖制作流程。周边百姓在参与这些活动时，得以观摩学习制糖技艺。还有的寺庙会与当地民众开展交流合作，分享制糖经验以及种植甘蔗的技巧等。通过这些方式，制糖技术从寺庙逐渐扩散到民间各个角落。
三、鉴真东渡：蔗糖远播日本的文化之旅
鉴真大师在公元 743 年至 753 年历经六次东渡终抵日本，极大推动了中日多领域文化交流。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携带了 “毕钵、呵梨勒、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这标志着有记载的蔗糖首次传入日本。当时日本，蔗糖极为稀有，主要用于药用。日本医学典籍《种种药帐》出现 “蔗糖” 一词，说明其在医药领域受重视。在那个食糖匮乏的时代，蔗糖因珍贵多为皇室、贵族所用。
有研究者认为，鉴真携带蔗糖前往日本或许并非单纯出于赠送目的，在那个时期，红糖对于出海远航有着特殊意义和作用。自三国时康僧会大师在东吴建立护生堂（沪生堂）引入印度的红糖制作工艺，并赠予当地渔民后，红糖就成为船只出海必备的物资和传统。时至今日，福建、浙江等沿海渔船出海仍然有携带红糖的习惯。鉴真东渡时携带红糖可能也是遵循这一传统，作为海上航行的必备物资。
在日本，蔗糖则被尊称为“黑糖”，这一称呼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一方面，这源于红糖在长途海运过程中因环境潮湿和氧化而颜色加深，到达日本时往往呈现出深棕色乃至棕黑色，与日本文化中崇尚的黑色不谋而合。在东亚传统的五行文化中，黑色被视为水的象征，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水，对水的敬畏与崇拜自然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深色的红糖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甜味的追求，更在无形中契合了日本人对黑色的审美偏好，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在文化层面，蔗糖与日本本土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紧密融合。在众多的礼仪和祭祀活动中，蔗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它象征着甜蜜、美好、幸福与神圣，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在佛教仪式里，蔗糖制品被用作供奉之物，表达着信众对佛祖的虔诚敬意；在传统节日和庆典活动中，蔗糖制作的美食被用来招待宾客，传递着欢乐与祝福。
四、冰糖的诞生：邹和尚的故事
（一）四川制糖的深厚根基
四川有着悠久的制糖历史，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古代四川，佛教盛行，众多寺庙分布在梓州、遂宁等地。佛寺在日常的医药、膳食、礼仪等活动中对糖的需求量很大。
为满足需求，寺庙利用其丰富田产种植甘蔗。僧众与雇农悉心照料，从播种至除虫，每个环节都倾注心血。随着甘蔗种植规模扩大，制糖工坊应运而生。工匠们日夜钻研，从石磨压榨到高效木制装置，不断提升甘蔗出汁率。在熬糖环节，他们精准掌握火候、时间及浓度，逐步提升糖品质量。起初，制糖仅供寺院内部使用，但随着技术成熟，一个全新的制糖时代即将拉开序幕。这一过程中，寺庙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更为制糖技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邹和尚与冰糖制作法的传播
据《糖霜谱》记载：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付纸，系钱遣驴负至市区。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女，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糖霜户近山或望伞山者皆如意，不然，万方终无成。邹末年弃而北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蹑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众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驴者，狮子也。邹结茅处，今为楞严院。糖霜户犹画邹像事之，拟文殊云。
从遂宁出发，这一神奇的制糖技术沿着商贸路线和佛教传播的路径向周边地区扩散。福唐的商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商机，他们积极引入冰糖制作技术，使得福唐成为了冰糖贸易的重要枢纽。四明的能工巧匠们在学习技术后，结合当地的特色对工艺进行了改进，制作出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冰糖制品。番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路交通，将冰糖运往各地，进一步扩大了冰糖的影响力。广汉的制糖业也在冰糖技术的带动下蓬勃发展，创新出了多种冰糖的加工和储存方法。
在人类璀璨的科技史上，冰糖的发明或许并不突出，但在中国制糖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新型优质糖品，还将唐代甘蔗制糖技术推向新高峰，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即便在甘蔗制糖发达的印度等国，同期也未能制造出如此高品质的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冰糖的发明在中国制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革新，更是中国古代科技智慧与创新能力的体现，丰富了饮食文化，为后世制糖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
五、敦煌残卷：制糖术与佛教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
1981年，一张编号为P3303（也被称为《五印度用甘蔗造沙糖法》）的敦煌残卷意外吸引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们的注意，这张残卷成为了探索古代制糖技术与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季羡林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地捕捉到“煞割令”这一关键词，并发现它与梵文sarkara高度对应，这一发现如同解锁了通往古代制糖技术秘密的钥匙。
通过对敦煌残卷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中国早期制糖技术的发展脉络。尽管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掌握了甘蔗制糖的基本方法，但与印度相比，在技术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敦煌残卷中关于甘蔗的种类与种植、造沙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甘蔗的其他用途等均有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这一技术差距，并认识到佛教文化交流在制糖技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不仅是佛教文化传播的枢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敦煌残卷中关于制糖术的记载，很可能是由佛教僧人或者往来于丝路的商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携带而来。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佛教传播路径与制糖技术传播路径的高度重合，也揭示了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制糖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敦煌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古代制糖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佛教文化交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六、宋元明清时期佛教与蔗糖产业的持续互动
（一）宋代：蔗糖在佛教活动中的多元应用与技术传播
宋代佛教发展繁荣昌盛，寺院遍布各地，宛如星罗棋布。蔗糖在这一时期与佛教的联系愈发紧密，在佛教活动中发挥着多元作用。在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方面，蔗糖制品作为供品的地位愈发凸显。每逢盛大的法会、神圣的佛诞日以及其他重要佛教节日和活动，蔗糖制品总是以精美的形态呈现在佛前，成为信众表达虔诚敬意的重要载体。这些蔗糖供品不仅在外形上追求精致美观，更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对蔗糖制作技艺的高超掌握。
在僧尼的日常饮食领域，蔗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调味品。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佛教寺院的饮食文化也日益丰富多样。蔗糖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融入到僧尼的日常饮食体系中。它不仅能够为僧尼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还因其具有润肺健脾、生津止渴等药用功效，符合佛教养生理念，深受僧尼喜爱。同时，宋代制糖技术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一些佛教寺院也积极参与到制糖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寺院之间通过僧人的往来、学术交流以及慈善活动等途径，将制糖技术在不同地区进行传播和推广，促进了全国制糖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元代：制糖技术提升与佛教交流的推动
元代时期，由于蒙古铁骑的征战，东西方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制糖领域，来自巴格达的制糖工匠带来了用树灰提纯蔗糖的先进方法，使中原地区的制糖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佛教在元朝的社会文化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场所，在制糖技术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佛教的传播网络遍布各地，寺院之间的联系紧密。通过僧人之间的交流、佛教学术研讨以及宗教仪式活动等，新的制糖技术得以在寺院之间迅速传播。许多寺院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将先进的制糖技术传授给周边的民众，促进了制糖技术在民间的广泛应用。同时，佛教文化的交流也为制糖技术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契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制糖技术在佛教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中国制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明代：佛教寺院与蔗糖生产及贸易的关联
明代佛教寺院在蔗糖产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寺院凭借自身拥有的大量田产和劳动力，积极参与蔗糖的生产活动。在一些蔗糖产区，寺院的甘蔗种植规模较大，并且设立了专业的糖坊进行蔗糖制作。寺院生产的蔗糖不仅满足自身内部的需求，如用于宗教仪式、招待香客以及僧尼的日常食用等，还将多余的蔗糖投入市场进行销售。这不仅增加了寺院的经济收入，也促进了当地蔗糖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蔗糖贸易领域，佛教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蔗糖贸易逐渐繁荣，一些地区成为重要的蔗糖贸易中心。佛教文化所倡导的诚信、慈悲等理念在蔗糖贸易中得到一定体现。商人在进行蔗糖贸易时，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注重商业道德和信誉，秉持公平交易的原则。同时，寺院也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蔗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促进了蔗糖贸易的顺利进行。
（四）清代：蔗糖在佛教慈善与技术传承中的作用
清代佛教的慈善活动频繁开展，蔗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教寺院秉持慈悲为怀的理念，利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在灾荒年份，寺院会将储存的蔗糖分发给灾民，帮助他们度过艰难时期；在平时，也会向贫困人群施舍蔗糖，以体现佛教的慈悲关怀。
此外，在制糖技术传承方面，佛教寺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一些传统的制糖技术在寺院中得以保存和传承。在社会动荡或战乱时期，民间的许多手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但佛教寺院由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传承机制，能够将一些珍贵的制糖技术传承下来。这些技术在合适的时机又重新传播到民间，对清代蔗糖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论
中国蔗糖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宛如一部宏大而深邃的史诗，源远流长、错综复杂。从制糖技术的最初传入与广泛传播，到蔗糖在佛教仪式中的庄重呈现、寺院生活里的日常应用，再到因佛教文化交流而引发的技术创新与持续改进，两者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老王讲糖第121讲——蔗糖与中国佛教的不解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