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族与渤海系诸文化民族之属于同一人种之分布，我们还可以举出如次的证据。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如前所述的海外之“有截”，《诗经·商颂》明言“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则此“有截”直到汤时，殷族还认为他是同一血缘的氏族，此外《竹书纪年》云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云：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因而我以为《山海经》上所谓“河伯仆牛”之“河伯”，当即指商侯冥而言，亦即甲骨文中之“季”而言，因为如此，所以后来上甲微”才得以“假师于伯以伐有易”。但据《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自扶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如此，则高句丽与扶余之祖，亦出自“河伯”，亦即同为殷之祖“季”的子孙。
第二，他们有着同一的原始氏姓。《左传》昭公元年传云：“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左传》昭公十七年传云：“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按宋为殷之后裔，而《左传》谓为“大辰”之虚，则在春秋时代，殷族尚有“大辰”之称，且有“辰为商星”之传说。而另一方面，据《后汉书·东夷传》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如此，则史前渤海沿岸诸氏族，皆有“辰族”之称。其在渤海南岸者曰“大辰”，而在北岸者曰“韩辰”，曰“弁辰”，其实“皆古之辰国也”。
第三，他们有着共同疆域。如前所述，直到春秋时代殷之后裔还记得“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在辽东，则辽东实为殷之北土，盖无可疑。又据甲骨文及传说，殷族在其进入黄河腹部以后，对于西北、西南及东南皆有征伐。如对于西北则征土方、方，对于西方“则远征氐、羌、鬼方及周族”，对于西南则“奋伐荆、楚”，对于东南则征芦林诸族，甚至达到今日浙江之上虞（据郭沫若考证）。但只有对于东北，则不言“征”而只言“步”，由此足证当时中国东北渤海沿岸一带，实为殷之北土，而黄河流域，实即殷之“邦畿”，其他陕、甘、荆、楚，淮甸则为殷之征服地。所以《诗经·商颂》云“宅殷土芒芒”，又说，殷族的“邦畿”，虽然只有“千里”，然而他却“肇域彼四海”，乃至“奄有九有”。
第四，他们被其他种族视为同一族类，而命以同一的名称。如《逸周书·明堂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同书《祭公篇》云：“用夷居之大商之众。”《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云：“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同书昭公四年又云“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同书《天志篇中》引《泰誓》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吕览·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宅是萮夷，曰乃蒧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又曰：“夷有九种”，并列举其名。其实所谓“九夷”者，乃“群夷”之谓，并不只九种。殷既被称为夷，当亦群夷之一。
第五，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殷人崇拜天帝，不仅见于传说，而且见于甲骨文中。前者如《尚书·盘庚上》云：“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下》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后者如甲骨文中亦有“伐吕方帝受我又（祐）”之记载。殷人的这种崇拜天帝的宗教信仰，也存在于渤海系诸文化民族中。《后汉书·东夷传》夫余国条云：夫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同书条云：“……本皆朝鲜之地也……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同书韩条云：“韩……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塗（《魏志》云苏屠之义，有似浮屠）建大木以县铃鼓（按大木，即图腾柱），事鬼神”。据此则拜天事鬼不仅为殷族特有之宗教信仰，而实为渤海东北诸文化民族之共同的宗教信仰。
第六，他们有着共同的卵生传说。如《论衡·吉验篇》云：“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自扶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扶余王闭于室中……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此传说同样见于高丽好大王碑、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丽东明王本纪》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书）。《搜神记》卷十四云：“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有犬名鹄苍，衔卵以归，遂生儿为徐嗣君。”顾颉刚氏以为以上诸民族之卵生的传说，都是从《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殷族原始卵生传说中分化出来，因而认为殷族与东方沿海一带民族有着某种关系。我以为顾氏所指出的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固然以上的诸传说，在本质上都是反映原始群婚时代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历史内容，但反映这种内容的方式甚多，而“渤海系”诸文化民族，则皆以卵生说为中心，这就证明他们有着同一的传说。总上诸点，所以我以为殷族与“渤海系”诸文化民族不但有着某种文化的关系，而且有着某种人种的关系。因为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只能提示一个简单的意见，其详当于拙著《中国史前社会史》中申论之。
第一，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如前所述的海外之“有截”，《诗经·商颂》明言“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则此“有截”直到汤时，殷族还认为他是同一血缘的氏族，此外《竹书纪年》云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云：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因而我以为《山海经》上所谓“河伯仆牛”之“河伯”，当即指商侯冥而言，亦即甲骨文中之“季”而言，因为如此，所以后来上甲微”才得以“假师于伯以伐有易”。但据《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自扶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如此，则高句丽与扶余之祖，亦出自“河伯”，亦即同为殷之祖“季”的子孙。
第二，他们有着同一的原始氏姓。《左传》昭公元年传云：“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左传》昭公十七年传云：“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按宋为殷之后裔，而《左传》谓为“大辰”之虚，则在春秋时代，殷族尚有“大辰”之称，且有“辰为商星”之传说。而另一方面，据《后汉书·东夷传》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如此，则史前渤海沿岸诸氏族，皆有“辰族”之称。其在渤海南岸者曰“大辰”，而在北岸者曰“韩辰”，曰“弁辰”，其实“皆古之辰国也”。
第三，他们有着共同疆域。如前所述，直到春秋时代殷之后裔还记得“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在辽东，则辽东实为殷之北土，盖无可疑。又据甲骨文及传说，殷族在其进入黄河腹部以后，对于西北、西南及东南皆有征伐。如对于西北则征土方、方，对于西方“则远征氐、羌、鬼方及周族”，对于西南则“奋伐荆、楚”，对于东南则征芦林诸族，甚至达到今日浙江之上虞（据郭沫若考证）。但只有对于东北，则不言“征”而只言“步”，由此足证当时中国东北渤海沿岸一带，实为殷之北土，而黄河流域，实即殷之“邦畿”，其他陕、甘、荆、楚，淮甸则为殷之征服地。所以《诗经·商颂》云“宅殷土芒芒”，又说，殷族的“邦畿”，虽然只有“千里”，然而他却“肇域彼四海”，乃至“奄有九有”。
第四，他们被其他种族视为同一族类，而命以同一的名称。如《逸周书·明堂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同书《祭公篇》云：“用夷居之大商之众。”《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云：“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同书昭公四年又云“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同书《天志篇中》引《泰誓》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吕览·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宅是萮夷，曰乃蒧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又曰：“夷有九种”，并列举其名。其实所谓“九夷”者，乃“群夷”之谓，并不只九种。殷既被称为夷，当亦群夷之一。
第五，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殷人崇拜天帝，不仅见于传说，而且见于甲骨文中。前者如《尚书·盘庚上》云：“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下》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后者如甲骨文中亦有“伐吕方帝受我又（祐）”之记载。殷人的这种崇拜天帝的宗教信仰，也存在于渤海系诸文化民族中。《后汉书·东夷传》夫余国条云：夫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同书条云：“……本皆朝鲜之地也……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同书韩条云：“韩……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塗（《魏志》云苏屠之义，有似浮屠）建大木以县铃鼓（按大木，即图腾柱），事鬼神”。据此则拜天事鬼不仅为殷族特有之宗教信仰，而实为渤海东北诸文化民族之共同的宗教信仰。
第六，他们有着共同的卵生传说。如《论衡·吉验篇》云：“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魏书·高句丽传》云：“高句丽者，出自扶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扶余王闭于室中……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此传说同样见于高丽好大王碑、高丽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丽东明王本纪》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书）。《搜神记》卷十四云：“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有犬名鹄苍，衔卵以归，遂生儿为徐嗣君。”顾颉刚氏以为以上诸民族之卵生的传说，都是从《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殷族原始卵生传说中分化出来，因而认为殷族与东方沿海一带民族有着某种关系。我以为顾氏所指出的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固然以上的诸传说，在本质上都是反映原始群婚时代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历史内容，但反映这种内容的方式甚多，而“渤海系”诸文化民族，则皆以卵生说为中心，这就证明他们有着同一的传说。总上诸点，所以我以为殷族与“渤海系”诸文化民族不但有着某种文化的关系，而且有着某种人种的关系。因为篇幅的限制，在这里只能提示一个简单的意见，其详当于拙著《中国史前社会史》中申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