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国的将军（1762-1794）
没人会认为儒尔当是帝国元帅这片璀璨银河中最耀眼的明星，但也没人否认相较于大部分同僚，儒尔当拥有更清晰的战略眼光，并且遭受着更多的外部压力。在诸多现役元帅中，唯有他不得不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学习指挥技艺。同时，由于长时间的蓄意贬低——其中大部分来自卡尔诺——他被苏尔特、内伊、莫蒂埃等人错误地视为一个军事门外汉，而在儒尔当指挥桑布尔-马斯军团的那段光辉日子里，这些人却都只是他麾下的雏鸟而已。由于持续的健康问题以及对共和主义理想的热忱，他又先后遭到了公安委员会和波拿巴的怀疑。和贝西埃尔一样，儒尔当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高贵的职业。因此，他根本无望在重视出身的波旁王朝军队中实现自己的抱负。法国与北美殖民地结盟向不列颠宣战不久，儒尔当在自己十六岁前一个月（1778年12月10日）于雷岛的运兵站参军入伍。历经八个月的鞍马劳顿之后，他被编入了驻扎在西印度群岛的欧塞尔团。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战斗经历，是艾斯坦因擅自发动的对萨凡纳的灾难性围攻，这次攻势被第60步兵团（皇家美洲人团）的一支分队击溃，在临时防御设施里，法、美分别留下了637及264人的伤亡。艾斯坦因带着这支败军之师回航加勒比海，此处的气候对于法军、英军同样残酷。1782年1月1日，被热病击倒的儒尔当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而此时染上的疾病将在余生不断困扰着他。他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才调养好身体重回军队，恰在此时，合约签订。1784年7月26日，儒尔当复员归家，此时的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士兵。
返回故乡利摩日以后，儒尔当成为了一名服装商人，并于1788年与一位裁缝结婚，他的夫人日后为他生下了五个女儿。儒尔当的诋毁者坚持认为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小贩，但实际上，他此时做着大桩生意，因为当1789年成立国民自卫军时，他被推举为利摩日步兵连的上尉。新军队基本上由布尔乔亚组成，他们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位置交给一个军事经验有限的小贩。
尽管和平摇摇欲坠，儒尔当上尉却不太可能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获得足够的军事培训。然而，他在这段时间里颇孚众望，在国王一家出逃瓦雷讷被带回、君主制遭到有力一击后，国民议会征召了169个营的志愿军，儒尔当则晋升为上维埃纳省第二志愿营的中校。这次擢升是幸运的，因为与后来的志愿军不同，这第一批士兵无比优秀，其中很多人都是复员军人或来自未被遣散的现役部队。此外，这批志愿军不求回报，与1792至1793年征募的那些“散漫、无知、傲慢又怯懦”的士兵完全不同，后者根本无法为统帅赢取荣耀。上维埃纳省第二志愿营迅速蜕变为一支可靠的队伍，在儒尔当带领下，他们赢得了热马普之战（1792年11月6日）的胜利，也品尝了下温登战役（1793年3月18日）的苦涩失败。此时，儒尔当已经被视作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并于1793年5月27日晋升为准将，两个月后再次晋升成为少将。尽管法军在18个月内失去了5500名军官（和平时期共有9578名在编），儒尔当的晋升也不可谓不快速，并且丝毫没有降速的迹象。六个星期以后——在此期间儒尔当于兰泽勒第一次与英国军队作战——儒尔当师参加了混乱的翁斯科特战役（1793年9月8日），对于法国而言，这是一次战术上的成功，同时也是战略上的失败。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儒尔当推进顺利，他希望能够稍作休整以巩固成果，但是政治层面的压力迫使他继续推进，最终被击溃。幸运的是，儒尔当部署了一个预备营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汉诺威军队也撤离了战场，掩护任务圆满完成。在战役的最后阶段，儒尔当胸部受伤，还没等到复出，他便被任命为北方军团司令（9月22日）。
这个时期，法兰西主力军队的指挥权可能是军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职务，儒尔当的两位前任屈斯蒂纳和乌沙尔因为不同的原因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和所有军团司令部一样，儒尔当的司令部里也有四位拥有着绝对权力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的任务是确保军团上下、尤其是司令官的忠诚，拜他们所赐，包括拉法耶特在内的将领均被迫离开军队。他们还被指示将任何被怀疑“企图破坏军队”的人送上革命法庭。由此造成了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不仅输掉一场战役会以破坏军队定罪，否定代表们的军事建议同样会被怀疑；但这些代表绝大多数都对军事一无所知，故而接受他们的建议又会因作战失败而遭致破坏军队的指控。
儒尔当的第一个任务不久便来了。为了将境内的法军堡垒逐一拔除，奥军指挥官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亲王对莫伯日发动围攻。法国在莫伯日只有20000人的守军，其数量远少于攻城方。围城军队由瘦弱的奥兰治亲王指挥，另有比利时人克勒法伊特伯爵指挥的20000人作掩护，约克公爵曾评论克勒法伊特伯爵“优柔寡断”。儒尔当的任务是立刻解除莫伯日之围，为了确保其完成，拉扎尔·卡尔诺也来到前线以增强人民代表意见的分量。卡尔诺“胜利组织者”的称号并非虚名，但他的战术造诣却不敢恭维，他本人又通过改写历史巧妙地掩盖了这一点。以北方军团现有的45000人赶走一支置于不力领导下的20,000人掩护部队理应不成问题，但这项任务却不幸失败了。卡尔诺力主发动一场两翼包夹行动，辅以正面攻势，这是他最惯用的计策，但这个计划分散了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行动失败，法军损失了12门火炮，第二天，即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当日，儒尔当遵循了自己的判断，在右翼集中优势兵力，轻而易举地扭转了局势，取得瓦蒂尼之战（1973年10月15-16日）的胜利，从而解除了敌军对莫伯日的围攻。卡尔诺返回巴黎，陈述了战争经过，他的叙述对儒尔当极尽污蔑。
没过多久，这位刚取得胜利的将军收到了由卡尔诺签署、罗伯斯庇尔联署的最新命令，这份命令忠实体现了卡尔诺的战术构想。北方军团被要求越过桑布尔河包围敌军，切断敌军的交通并且摧毁他们的军储。这个计划几乎异想天开，哪怕平庸如科堡也一定会固守撑过攻势。然而，为了给儒尔当增加难度，卡尔诺还要求他集中兵力的同时，既保持与后方堡垒的交通，又要全力执行前哨作战任务，只有在“有机会发挥优势并彻底击溃敌军”时才能发动行动。至于如何才能做到集中兵力的同时包围敌军，命令并没有具体解释。
儒尔当表达了抗议，指出自己的军团“步兵没有靴子，骑兵没有草料，炮兵没有骡马”。因此，儒尔当被传唤至巴黎，此时政治恐怖正值巅峰。1974年1月10日，他被公安委员会提审，收到了来自卡尔诺的一纸文件，这份文件由罗伯斯庇尔、科洛·德布瓦以及巴雷尔等人签署。依照文件要求，儒尔当被“当场解除职务并投入监狱”。由于委员会只有卡尔诺递交的瓦蒂尼战役报告，故而儒尔当的胜利也无法拯救其于囹圄。多亏了厄恩斯特·约瑟夫·迪凯努瓦，儒尔当才能幸免遇难。迪凯努瓦过去是一个修道士，现在是恐怖政策的支持者，他曾是北方军团的人民代表，他的兄弟也在北方军团中担任师长。迪凯努瓦指责了卡尔诺，驳斥了后者关于瓦蒂尼战役的报告，并让他泪流满面。迪凯努瓦以自己的脑袋担保儒尔当的忠诚，儒尔当这才死里逃生，但仍然被革去军职，并且“立刻遣返原籍”，这使得儒尔当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居住在利摩日的将军。1月27日，儒尔当在利摩日重拾服装商人的旧业，一星期之后，他又得到了一小笔每年3000里弗尔的退休金。
一个月不到，儒尔当又被推荐担任摩泽尔军团的司令，该军团负责驻守法国与卢森堡、南比利时的边境。他并没有在此呆太久，5月5日，他统帅麾下的四个师向北进发与第一次反法同盟作战，这场战争在英国人所谓的图尔宽战役（1974年5月17-18日）中引来高潮。进军过程中，儒尔当同时指挥着阿登军团以及北方军团的四个师，总兵力达96000人——对于一个六个月前刚从断头台前侥幸逃生的将军来说，这绝非一个小数目。这支部队被授予了一个不朽的名字：桑布尔-马斯军团。
儒尔当受命攻占沙勒罗瓦。他分出了几支侧翼部队后，于6月12日以70000名士兵渡过桑布尔河进攻该镇。四天后，一支43000人的奥-荷联军在浓雾掩护下发动奇袭，迫使儒尔当退回桑布尔河对岸，法军损失了3000名士兵以及八门火炮。人民代表路易·德·圣茹斯特威胁儒尔当，如果他不能立刻攻下沙勒罗瓦，便会受到各自惩罚；同时，圣茹斯特又要求儒尔当分出30000人前往北部。在圣茹斯特的催促下，儒尔当于6月18日再次发动进攻。他发现圣茹斯特非常有用，因为后者在守军指挥官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恐惧，以至于6月26日沙勒罗瓦莫名其妙地向法军开城投降。同一天，科堡率军前来试图解除法军的包围。科堡仅有52000名士兵，但他仍将这些士兵分编为五部，致使其丧失了所有可能的局部兵力优势。尽管法军有充足的时间来修筑防御工事，奥地利人仍然试图同时从对手两翼发动突破。儒尔当的防守诚然无懈可击，但这场胜利的最大功臣无疑是未来的元帅勒菲弗尔，他在自己的参谋长苏尔特上校的协助下，在弗勒吕斯阻击奥军，而正是在这片土地上，21年后法国人必须努力突破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以夺取林尼。
数年后，苏尔特回忆弗勒吕斯战役是“人生中经历过的最绝望的十五个小时”，但是最终，科堡的意志率先崩溃，他率军退向布赖讷拉勒和滑铁卢。无论是卡尔大公——此时他负责指挥奥军左翼——还是苏尔特，都认为在当时的战局下，科堡必须坚持以求胜，但结果是，儒尔当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他的这场胜利决定了比利时未来20年的命运。同以前一样，巴黎流传的版本却在讲述着卡尔诺如何推翻了儒尔当的战术决定，坚持自己的观点，戴着平民帽挥舞利剑，领导法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事实上，那天卡尔诺正忙着在其他地方组织胜利。

二、波澜起伏的命运——元帅权杖与西班牙
继联军在图尔宽遭受大败之后，弗勒吕斯战役的失败更促使奥地利人放弃荷兰，这一决定使得荷兰人心灰意冷，迫使英军及其汉诺威、黑森盟友迅速撤退至埃姆登。此举为桑布尔-马斯军团打开了荣耀之门，他们即刻挥师布鲁塞尔，拿下纳慕尔，在夏天过去以后，饮马莱茵河，虎视科布伦茨、科隆以及杜塞尔多夫。此时，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也从联军入侵的威胁中走出，能够重建社会秩序，制定新宪法。1796年，战争号角再次吹响，巴黎方面计划双线越过莱茵河，包围卡尔大公的军队。计划制订者卡尔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对于两翼包夹战术的偏爱，也没有认识到外线作战的危险性，以及左路的桑布尔-马斯军团与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相距过远。儒尔当进逼至波西米亚边境上的安贝格，卡尔大公整合优势兵力对其发动进攻。儒尔当率军撤至维尔茨堡，法军在这里遭遇了艰苦的战斗（1796年9月3日），失败后不得不退回莱茵河对岸。此时，儒尔当于加勒比染上的旧疾复发，不得不在九月底的战役间歇期再度辞职。
几周后，儒尔当再度被任命为沉寂的北方军团的司令，但是随着他被选为上维埃纳省的议员，并很快成为五百人院的议长，此后两年他的精力主要向政界转移。在儒尔当担任五百人院议长期间，于1797年9月5日通过了通常以他的名字称呼的征兵法案。一个月之后，他又被任命为美因茨军团的司令，该军团于来年三月被乐观地改名作多瑙河军团。此时，儒尔当还在名义上指挥着多瑙河军团右路的赫尔维蒂军团（马塞纳），以及左路规模更小的监视军团（贝尔纳多特）。这一部署是为了直接打击中立的巴登，与奥地利再启战端。儒尔当上任时自信地说：“如果部长信守自己的诺言，我将率军攻下维也纳。”
然而部长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儒尔当指挥的兵力由原先承诺的三个军团共计124000人减少为72000人。3月25日，儒尔当率领34823名士兵以及62门火炮，于康斯坦茨湖西北方的施托卡赫迎击卡尔大公率领的72335人与114门火炮。儒尔当相信唯有勇敢方有取胜可能，主动出击并实施了战术性的后撤，但是他的部队并没有维持住阵地，其本人也再次被热病击倒。他撤回斯特拉斯堡，并将指挥权交给马塞纳。尽管遭遇了两次惨败，他还是立即被重新起用，任职步兵总监。
他接下来的麻烦在政治领域。波拿巴在雾月政变（1799年11月9-10日）前夕曾寻求儒尔当的支持，但遭到了拒绝。儒尔当很希望看到政府做出改变——“督政府的无能让我厌恶……我向同样觉得需要改变道路并且调整共和三年宪法的人表达了上述观点”——但是用怎样的政府代替督政府，在这一点上儒尔当和波拿巴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儒尔当希望扩大政府的基础，波拿巴则试图限制它。新成立的执政府将儒尔当视作怀疑对象，并且有传闻他将被驱逐出境。所幸在第一执政眼中，相较于儒尔当的共和理想以及在施托卡赫的糟糕表现，弗勒吕斯战役的往日荣光更有分量，儒尔当得以被重新起用，尽管只能出任闲置；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儒尔当位列1804年第一批帝国元帅之中。他在拿破仑帝国获得的第一份重要职务拜马塞纳的贪婪所赐。当约瑟夫·波拿巴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后，皇帝意识到自己必须撤换那不勒斯军队的指挥官、贪婪投机的里沃利公爵，改派一个正直的人作为那不勒斯的管理者。皇帝选择了儒尔当（1806年3月），那不勒斯国王与这位44岁的元帅由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因此，当约瑟夫登上西班牙王座时，他要求儒尔当出任自己的参谋长。
正式的任命稍有延迟，直到1808年8月22日，儒尔当才到达约瑟夫在维多利亚的临时首都。约瑟夫国王在马德里驻足才一个多星期，便收到了杜邦在拜伦投降的败讯，不得不撤过埃布罗河。因此国王和元帅对于时局并没有太多的补救空间，直到拿破仑亲率大军团进入西班牙，重夺马德里，并将约翰·摩尔爵士的军队赶到拉科鲁尼亚。随后，皇帝在1809年1月中旬返回巴黎，留下了一个征服半岛的空中楼阁式规划，并宣称“西班牙事务已经结束”。他的看法几近谵妄，存在大量危险的错觉，尤其是英国人并不惮于再次介入西班牙或葡萄牙。皇帝坚信“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支援。半岛足以自行解决所有问题。”他还预设自己的军队可以自由移动，用儒尔当的话来说，“正如巴黎去里昂的路一样畅通无阻”。对于拿破仑而言，最后这两个因素并不重要，因为“他不断重复整个西班牙的武装力量都不足以抵挡10000名法国士兵”，正如他给驻俄罗斯大使写信所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西班牙军队了”。
因此，儒尔当发现他需要去执行一个自己全无信心的军事计划，更为糟糕的是，那些他名义上的下属，诸如贝西埃尔、莫蒂埃、内伊、苏尔特以及维克托，甚至不愿假意服从自己的命令。他们都不看好儒尔当的军事能力，并且很快发现自己能够不受惩罚地绕过儒尔当，直接向皇帝寻求指令，皇帝则频繁地下达与儒尔当完全相反的军事命令。儒尔当的地位丝毫没有得到加强，并且由于皇帝的恶意或是校勘的疏失，儒尔当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1809年《年鉴》的元帅名单里。
1809年7月，局势骤然恶化。格雷戈里奥·奎斯塔与亚瑟·韦尔斯利分别率领着36000名西班牙士兵与21000名英国士兵沿着塔霍河向马德里进军，但由于二者缺乏信任，他们的行动迟缓且踌躇。儒尔当集中了46000人前往阻截，另派苏尔特偷偷率50000余自北方进军，试图切断他们与巴达霍斯和葡萄牙的联系。儒尔当的军队名义上由约瑟夫国王指挥，但是只要他们坚守阵地，奎斯塔与韦尔斯利便会被赶往安达卢西亚，那么整个葡萄牙以及里斯本停驻的所有海军力量都将无险可守。不幸的是，身处前线的维克托同样清楚这一点。7月27日，维克托连续违抗三道军命，并当着所有同僚的面公开指责儒尔当昏聩无能。随后，维克托不等头脑清醒，便擅自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北部的麦德林山向英军阵地发动了一次夜袭，在被轻松击退后，他又不待命令于黎明再次发动进攻，同样未能取胜。
儒尔当建议约瑟夫只需坚守阵地、牵制敌军，苏尔特的军队预计几天之内便会出现在敌军后方并实施打击。维克托却要求自己和塞巴斯蒂亚尼的军团对麦德林山发起最后的攻击，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拿下那座山丘，我们不如干脆直接辞职退伍。”约瑟夫深知如果他支持儒尔当，维克托就会“写信告诉皇帝有人妨碍他取得一场辉煌胜利”，从而让皇帝给这位年轻元帅出头。第三次攻势和前两次一样收效甚微，在进行了一阵无意义的炮击之后，维克托率军撤往后方，其余军队随之退却。维克托的自负为英军拱手献上一场战术与战略的双重胜利——西班牙人几乎没有接战，由于苏尔特没有及时抵达战场，韦尔斯利得以撤回巴达霍斯。约瑟夫的报告并没有缓和事态，报告的内容半真半假，且暗示法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激怒了拿破仑，拿破仑责令参谋长：“让儒尔当元帅知晓我的极度不悦。”同时给维克托送去一份温和的训诫：“在没有事先侦察与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攻击英军这样占据地利的精锐部队，只会毫无意义地让自己的士兵赴死。”
在皇帝的不悦送到手上之前，儒尔当再次因为“神经虚弱、胃绞痛与背部疼痛”倒在病榻上。是年十月，他获准离开军队，返回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