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这个团队这伙人—大同煤矿文工团的前世与今生③ —艰苦着，快乐着，我爱上了这个团队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1月20日 08:56 山西
上图：到部队慰问演出。
上图：温淑慧和常青树表演的小话剧《甜甜蜜蜜》在省市汇演多次获奖。
上图：群口快板《找兄弟》中的冯宝宏和昝殿林，此节目曾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演出。
上图：小话剧，表演者李凤英、白凤莲
上图：冯宝宏、王伟莉演唱的男女声二重唱。
上图：到最偏远的王村矿演出，王村矿的前身是劳改煤矿，叫“大青窑”，后并入大同矿务局。左1尹丽萍、左2谷军、左4王伟丽、右1刘丽珍、右2王晋。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破碎的文字，与活着的老哥老弟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艰苦着，快乐着，我爱上了这个团队
1973年春天，矿务局恢复工会组织，我被安排在宣教部。文艺队也归属工会领导。同年7月，我和“军管”邢吉祥又一起被调入文艺队，他任指导员，我任副队长，不久李彦华调离，我接任了队长职务。那时的文艺队干部是没有级别的，叫“黑板”干部，意思是可随意“擦抹”更换。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尝受到了文艺队的艰辛与苦乐。
那个年代的演出很多，但条件极为艰苦。没有像样的音响设备，只有两个高音喇叭，两三只普通话筒。灯光设备又笨又重，没有调光台，只在一个木箱里安了几排大小不同的手扳闸，下矿时还要带上长长的吊灯用的铁杆。服装导具都装在又大又厚的木头箱子里，装车卸车都要四五个人才抬得动。自然，下矿也没大轿车可坐，一部分人摇摇晃晃地坐在导具车顶上，剩下的男男女女就挤另一部大卡车，路多远也只能一路站着。夏天还好，到数九寒天，不论男女，每人穿一件和矿工们一样的劳保用品，黑帆布面的半大老羊皮袄，再捂上狗皮帽子，还是挡不住呼呼的寒风。一路下来，常常是腿脚没了知觉，嘴唇冻得黑青。演出结束后也没好饭吃，一碗烩菜一个馒头一个窝头。矿上的大食堂大多没有桌凳，就蹲在满地油腻脏兮兮的地上吃，吃完走人
……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谁也不觉得有多苦，似乎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工作也本来就是这样。演出完回局的大卡车上，依旧精力旺盛的又说又笑又唱，好不快活。每每，卸完车还意犹未尽，都夜里十二点了，还要再打上几把扑克。那时我患有胃溃疡，妻多次劝我别太累了，后终因“屡教不改”，有天打完扑克我被关在门外了。李彦华见状，就故意站在我家门外大声说：真是的，卸完车还要开会，一开就没完，真是受不了……
年轻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呵，再苦再累也不觉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周焕宾的一曲二人台就成了车上大家一起吼唱的保留曲目，后来被戏称为“队歌”、“团歌”——
山头上那个盖庙，
（众吼）盖庙！
还嫌低，
（众吼）还嫌低！
娶老婆那个不如，
（众吼）哎——
打伙计！
……
他们乐观，他们无邪，他们真诚。他们甚至对于付出和索取这两个词的含义还没懂得去好好思索一番。
1973年7月，老齐又突发其想，要带领全队去石家庄学习。
老齐是石家庄人，一家老小都在国棉四厂工作。我们到石家庄后，就住在国棉四厂。正是暑假期间，小学校的教室就成了我们的宿舍，课桌拼在一起就是床。男女都一样。石家庄是全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时值盛夏，酷热难当。我平生头一次尝到了身居“火炉”中的滋味。热，从早到晚的热，让人透不过气来；从早到晚的大汗淋漓，无处可躲，无处可藏。那时还不知空调为何物，吃饭时头上有电扇吹着就是最大的享受了，但汗水依然不停地顺着脸颊和胳膊往下流。那时更没听说过什么叫“桑拿”，现在想起来，那些日子我们就一直是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桑拿”呢。
当地的人们每天一到傍晚就将凉席铺在马路边，浇上凉水，穿一条大裤衩，摇着大蒲扇喘息，乘凉，但也要一直等到夜半一点钟之后才能睡一会儿，到早上四点多钟天就又开始热上了。我们也曾试图学着老百姓的样子到大操场去睡觉，但被老齐发现，又被赶回教室，闷着，蒸着。中午根本不可能入睡，大家就只穿条裤衩躺在课桌上，打一盆凉水放在身边，将毛巾蘸湿了搭在胸前。但要不了几分钟，凉毛巾就变成了热毛巾。这时，常常听到隔壁教室里传来张凤翔的叫声：“妈呀，不能活了──”
石家庄的西瓜很便宜，八分钱一斤。热得不行，就买西瓜吃。安亚年年纪最小，张礼亭就常指使他去买西瓜。一天，老张终于吃坏了肚子，不住气地往厕所跑。大家乐了，都学着老张说话的语调说：“妈的，只觉得一股邪风吹来……”
到石家庄什么也没学到，只看了歌舞团的几次排练，然后就是搞了几场慰问演出。演出更是苦不堪言。天本来就热，还得穿上厚厚的服装，又有灯光烤着，每个节目下来，演员们都是汗流浃背，脱下衬衣都能拧出水来。演出时舞台两侧都放着两大保温桶冰棍，大家就不停地吃，有的往身上抹，用以降温。有一天演出完坐着大卡车回驻地，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人们被浇得浑身透湿，却高兴得嗷嗷叫：妈的，总算痛痛快快地凉快了一回！
那时，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矿务局有支农任务，文艺队因此常到农村慰问演出。
农村没有俱乐部，演出都是露天，又多是农闲的冬天。大同地区冬天风特别大，特别冷，舞台上只生一个火炉，形同虚设。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下，跳舞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的服装冻得上牙直打下牙。一旦碰上正迎着北面的台口，唱歌的演员连嘴都张不开。这时，张礼亭就有了说辞：“别叫苦，当演员就得什么情况下都能演！过去的剧团不都是这样？这才要你的真功夫！”有一次在白杨路露天演出，风刮得幕布都飘到了天上，台下只站着几十个观众，但大家依然按步就班认认真真地演出。演出结束后村里给吃莜面，找了十来个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上，两腿间放一块石板搓莜面窝窝。灯光很暗，黄滨进屋看了一眼，出来后捂着嘴到处说：“嘿嘿，大腿上干开啦！嘿嘿，大腿上干开啦！”惹得大家一阵哄笑。从此，人们便时常学着老黄的样子说：“嘿嘿，大腿上干开啦！大腿上干开啦！”
也是因为年轻吧，那时大家似乎只知道乐，不知道苦。
让队员们最高兴的事还是到部队慰问演出。部队条件好，吃住都是一流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局里还被“军管”着。局里的军管领导中，解洪范、丁永超政委都是205师的，文艺队主管老齐和指导员邢吉祥也是205师的。所以我们慰问的部队多以205师为主，也到207师和驻张家口一带的65军演出过。
我们头一次是去的65军。一位姓宋的副军长和一位名叫杜长清的后勤部长负责接待。每到一个师，都有战士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先开茶话会，桌子上摆满了水果、糖果、点心，“牡丹”“恒大”是那个时期最好的纸烟，自然也是少不了的。负责接待的杜长清部长嘴上不停地说：“吃呀，吃呀，吃不了装上，要不剩下就好活了那些兔崽子们啦！”这句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成了大家的口头惮：“吃呀，吃呀，吃不了装上！”。
茶话会结束，宋副军长就会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下面请大家吃便饭。”说是“便饭”，规格可不一般。大鱼大肉是矿上演出从来没见过的，居然还有大龙虾和茅台酒。那时别说是龙虾，就连海参也没吃过。吃饭时那位杜长清部长很少上席，总是一个人端一盘海参边吃边沿桌转悠。队员们就羡慕地说：“看杜部长，一个人吃一盘海参呀！”有一次到孔家庄演出，吃了一道特殊的炒鸡丝。炊事员捉来活鸡，当众将鸡胸脯前的毛拔光，用刀将两块胸脯肉血淋淋地割下来，切成肉丝去炒，太残酷了！看得人心惊肉跳，女队员们更是捂着眼睛不敢看。
吃着山珍海味，喝着茅台酒，在那个物质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劣的年代，这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居然被当成了贵宾。
到部队演出，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喝酒了。部队专门找一些酒量大的战士陪酒，我们的队员年轻好胜，常有被灌倒的。我也曾被灌醉过。记得有一次刘怀芝副局长带我们在郝家寺炮团演出，喝的是草原白，我们叫“闷倒驴”，这次一下就被放倒11个，连老齐也喝高了。好在离文艺队驻地很近，醉一个用车往回送一个。后来回到文艺队，我看见傅玉华就趴在洋琴盒子上，醉得一塌糊涂，嘴里不停地叫嚷：“谁他妈把炕烧得这么烫！要烫死人了！……”周焕宾则躺在木工房的长凳上，呼呼地睡着，嘴角上口水流得老长。
当然，我们也有过 “战绩辉煌”的时刻。一次在205师演出，中午喝酒，喝到后来，炊事班全体上阵，想后发制人。我们则仗着人多，轮番上阵，车轮战术，炊事员们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我们年轻的队员们却不依不挠，硬是端着酒碗满山坡追着灌。到吃晚饭的时候，解洪范政委来了，见大家都还没吃饭，跑到炊事班一看，整个炊事班的人还都睡得没醒来。这事后来就成了文艺队喝酒史上的趣谈。
除了“支农”和“拥军”，到兄弟煤矿慰问演出也是常有的事。
那几年，文艺队曾到过开滦、轩岗、霍县等矿务局慰问演出。到开滦演出是工会副主席潘文龙带队。差不多开滦矿务局的每个矿都去过了。
那时演出的剧场和舞台都很简陋，根本谈不上什么舞美灯光，连吊灯杆都没有，所以装台就成了苦力活，苦营生。为责任到人各司其职，我给队员们的分工很细，乐队装头排灯，演员队装二排三排灯，舞蹈队装天幕区。要装灯，就得先往起吊灯杆。要吊灯杆，就必须先在顶棚上固定滑轮，拴绳子。于是，队员们就必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在舞台头顶空空荡荡的屋架木梁上走来走去。我那时还年轻，也常常上屋顶和队员们一起装台。记得是在开滦古冶矿装台，多年未用过的舞台上面的横梁尘土足有一公分厚。当我装完台从屋顶上下来时，白背心成了黑背心，头脸也像刚从矿井里钻出来的一样。这样的情况那时常常碰到，大家习以为常，也就哈哈一笑而已。
还记得，我和老作家孙谦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那是1975年夏，陪同孙老下矿体验生活的妻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看文艺队演出，孙老说“看，当然要看。”并且提出下午就要来俱乐部。妻说，下午装台，晚上才演出呢。孙老说，“那就去看他们装台，看看你家张枚同。”妻陪同孙老来到俱乐部时，我正和文艺队的人忙乱着装台。妻让人把灰头土脸的我叫过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孙谦老师。因为还要装台，没说几句话我就又去忙活了。没想到就这样短短的一个照面，就这样不经意的几句话，孙谦老师竟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在为我们的短篇小说集《拉骆驼的女人》写的《序》中，孙谦老师用很感人的语言叙述了与我的“一面之交”，他写道：看我怎样从尘土飞扬的舞台深处走出来，怎样摘下蒙了一层尘灰的眼镜露出了笑容，他还说，一个大学艺术系教师能如此这般走进煤矿，走进矿工，这让他很感慨……可是，说真心话，我是真的觉得我就应该和大家一样呵。
灯必须装得牢固，不然就会出舞台事故。一次在王村矿演出，卸台时二排的一个灯突然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一个队员的头上，当场昏了过去，险些丢了性命。
当时设备明显比较差，也常常因此造成危险。有次在霍县局演出，鲁顺义正在装调光盘，突然短路着火，右手被电弧烧伤，也差点送命。
还有一次在某矿装台，导具组50多岁的陈宝珠师傅和另一名队员抬着一根吊灯杆从后台往前台走，陈师傅是倒退着走的，没注意到后面的乐池，一失脚忽然仰面朝天跌进了深深的乐池，造成颅内出血，经抢救才保住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但条件就是如此，很少有人在乎，甚至连工伤都不懂得报备。
……
在许多人世俗的眼光里，搞文艺就是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却不知其中也有艰辛，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再说说在开滦的演出。本来在开滦演出很顺利，但到了范各庄矿时，从晋华宫矿借来的女演员张淑芳不知怎么突然“撞客”了。红头胀脸，满口粗声粗调用一个男人的口气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一犯起病来力气大得出奇，几个人都按不住。嘴里直喊着要找“张淑芳”，矿上的医生赶来为她打了“镇定”也不管用。我因为要负责演出，这事自然就由指导员邢吉祥管了。老邢被折腾得很苦。好在有沈艺华。老沈懂医道，会针灸，性格又好，干什么事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总是笑嘻嘻的。老沈办事认真且严谨，平时有什么需要做的导具，只要能自己做的，他总是亲手来做，而且活儿做得很细，从台下看，效果非常好。自小张病后，老沈就每天守着病人，一边给她在头上和脚心针灸，一边又作些理疗，还像个慈祥的老人一样慢慢用话开导，那种耐心是常人所没有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天后，小张的病好了许多，我们的演出也结束了。回到局里后，人们都传说，就在那些天，小张的恋人，一个北京插队青年在北京去世了，所以小张被“撞客”上了。这种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事情都过去了，但确实有几分怪异。谁知道呢，超自然的力量或许还是存在的吧？
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其实，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这伙人热爱着这个事业，同时也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这个团队！
到霍县矿务局演出是1976年7月下旬，由局工会副主席潘文龙带队。那一次我们好牛气。因为在这之前，电工郭占华自己动手悄悄地装了一对大音箱。每个箱子里高低音三个大喇叭，声音大，音色也比以前的高音喇叭好听得多。每次装完台试音响时，我总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听，炮声似的低音让人感到震撼。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合唱《翻番战鼓》，词和曲都是我写的。有了好音响，队员们唱得更带劲了。我在台上指挥，看到大家的那么卖力，听着台下的掌声，自然也非常激动。时至今日，许多队员都还记得那旋律。2019年在湖南卫视采访我的专题《时光的旋律》中，冯宝宏、温淑慧等老队员还很激情地回忆起那振奋人心的场面，并当场唱出了那支歌的旋律——
翻番的战鼓，
擂起来，擂起来，擂起来——
翻番的战鼓，
擂起来，擂起来，擂起来——
……
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为了热爱而执著，为了热爱而奉献！
（未完待续）
原创 张枚同 云中两棵树 2024年11月20日 08:56 山西
上图：到部队慰问演出。
上图：温淑慧和常青树表演的小话剧《甜甜蜜蜜》在省市汇演多次获奖。
上图：群口快板《找兄弟》中的冯宝宏和昝殿林，此节目曾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演出。
上图：小话剧，表演者李凤英、白凤莲
上图：冯宝宏、王伟莉演唱的男女声二重唱。
上图：到最偏远的王村矿演出，王村矿的前身是劳改煤矿，叫“大青窑”，后并入大同矿务局。左1尹丽萍、左2谷军、左4王伟丽、右1刘丽珍、右2王晋。
题记—
在世俗的目光中，他们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就像岁月的时空中曾经掠过的一片淡淡的云，或早已被人遗忘，或从来就不为人们所留意。但风过留声，雁过留痕，他们毕竟在这一时空里存在过，且以一种特有的美和执著，树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无字碑。我愿在这座碑上写下一些破碎的文字，与活着的老哥老弟们一起回忆那些远逝的往事，也对死去的老哥老弟们寄托一份长长的哀思。
艰苦着，快乐着，我爱上了这个团队
1973年春天，矿务局恢复工会组织，我被安排在宣教部。文艺队也归属工会领导。同年7月，我和“军管”邢吉祥又一起被调入文艺队，他任指导员，我任副队长，不久李彦华调离，我接任了队长职务。那时的文艺队干部是没有级别的，叫“黑板”干部，意思是可随意“擦抹”更换。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尝受到了文艺队的艰辛与苦乐。
那个年代的演出很多，但条件极为艰苦。没有像样的音响设备，只有两个高音喇叭，两三只普通话筒。灯光设备又笨又重，没有调光台，只在一个木箱里安了几排大小不同的手扳闸，下矿时还要带上长长的吊灯用的铁杆。服装导具都装在又大又厚的木头箱子里，装车卸车都要四五个人才抬得动。自然，下矿也没大轿车可坐，一部分人摇摇晃晃地坐在导具车顶上，剩下的男男女女就挤另一部大卡车，路多远也只能一路站着。夏天还好，到数九寒天，不论男女，每人穿一件和矿工们一样的劳保用品，黑帆布面的半大老羊皮袄，再捂上狗皮帽子，还是挡不住呼呼的寒风。一路下来，常常是腿脚没了知觉，嘴唇冻得黑青。演出结束后也没好饭吃，一碗烩菜一个馒头一个窝头。矿上的大食堂大多没有桌凳，就蹲在满地油腻脏兮兮的地上吃，吃完走人
……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谁也不觉得有多苦，似乎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工作也本来就是这样。演出完回局的大卡车上，依旧精力旺盛的又说又笑又唱，好不快活。每每，卸完车还意犹未尽，都夜里十二点了，还要再打上几把扑克。那时我患有胃溃疡，妻多次劝我别太累了，后终因“屡教不改”，有天打完扑克我被关在门外了。李彦华见状，就故意站在我家门外大声说：真是的，卸完车还要开会，一开就没完，真是受不了……
年轻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呵，再苦再累也不觉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周焕宾的一曲二人台就成了车上大家一起吼唱的保留曲目，后来被戏称为“队歌”、“团歌”——
山头上那个盖庙，
（众吼）盖庙！
还嫌低，
（众吼）还嫌低！
娶老婆那个不如，
（众吼）哎——
打伙计！
……
他们乐观，他们无邪，他们真诚。他们甚至对于付出和索取这两个词的含义还没懂得去好好思索一番。
1973年7月，老齐又突发其想，要带领全队去石家庄学习。
老齐是石家庄人，一家老小都在国棉四厂工作。我们到石家庄后，就住在国棉四厂。正是暑假期间，小学校的教室就成了我们的宿舍，课桌拼在一起就是床。男女都一样。石家庄是全国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时值盛夏，酷热难当。我平生头一次尝到了身居“火炉”中的滋味。热，从早到晚的热，让人透不过气来；从早到晚的大汗淋漓，无处可躲，无处可藏。那时还不知空调为何物，吃饭时头上有电扇吹着就是最大的享受了，但汗水依然不停地顺着脸颊和胳膊往下流。那时更没听说过什么叫“桑拿”，现在想起来，那些日子我们就一直是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桑拿”呢。
当地的人们每天一到傍晚就将凉席铺在马路边，浇上凉水，穿一条大裤衩，摇着大蒲扇喘息，乘凉，但也要一直等到夜半一点钟之后才能睡一会儿，到早上四点多钟天就又开始热上了。我们也曾试图学着老百姓的样子到大操场去睡觉，但被老齐发现，又被赶回教室，闷着，蒸着。中午根本不可能入睡，大家就只穿条裤衩躺在课桌上，打一盆凉水放在身边，将毛巾蘸湿了搭在胸前。但要不了几分钟，凉毛巾就变成了热毛巾。这时，常常听到隔壁教室里传来张凤翔的叫声：“妈呀，不能活了──”
石家庄的西瓜很便宜，八分钱一斤。热得不行，就买西瓜吃。安亚年年纪最小，张礼亭就常指使他去买西瓜。一天，老张终于吃坏了肚子，不住气地往厕所跑。大家乐了，都学着老张说话的语调说：“妈的，只觉得一股邪风吹来……”
到石家庄什么也没学到，只看了歌舞团的几次排练，然后就是搞了几场慰问演出。演出更是苦不堪言。天本来就热，还得穿上厚厚的服装，又有灯光烤着，每个节目下来，演员们都是汗流浃背，脱下衬衣都能拧出水来。演出时舞台两侧都放着两大保温桶冰棍，大家就不停地吃，有的往身上抹，用以降温。有一天演出完坐着大卡车回驻地，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人们被浇得浑身透湿，却高兴得嗷嗷叫：妈的，总算痛痛快快地凉快了一回！
那时，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矿务局有支农任务，文艺队因此常到农村慰问演出。
农村没有俱乐部，演出都是露天，又多是农闲的冬天。大同地区冬天风特别大，特别冷，舞台上只生一个火炉，形同虚设。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下，跳舞的孩子们穿着单薄的服装冻得上牙直打下牙。一旦碰上正迎着北面的台口，唱歌的演员连嘴都张不开。这时，张礼亭就有了说辞：“别叫苦，当演员就得什么情况下都能演！过去的剧团不都是这样？这才要你的真功夫！”有一次在白杨路露天演出，风刮得幕布都飘到了天上，台下只站着几十个观众，但大家依然按步就班认认真真地演出。演出结束后村里给吃莜面，找了十来个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上，两腿间放一块石板搓莜面窝窝。灯光很暗，黄滨进屋看了一眼，出来后捂着嘴到处说：“嘿嘿，大腿上干开啦！嘿嘿，大腿上干开啦！”惹得大家一阵哄笑。从此，人们便时常学着老黄的样子说：“嘿嘿，大腿上干开啦！大腿上干开啦！”
也是因为年轻吧，那时大家似乎只知道乐，不知道苦。
让队员们最高兴的事还是到部队慰问演出。部队条件好，吃住都是一流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局里还被“军管”着。局里的军管领导中，解洪范、丁永超政委都是205师的，文艺队主管老齐和指导员邢吉祥也是205师的。所以我们慰问的部队多以205师为主，也到207师和驻张家口一带的65军演出过。
我们头一次是去的65军。一位姓宋的副军长和一位名叫杜长清的后勤部长负责接待。每到一个师，都有战士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先开茶话会，桌子上摆满了水果、糖果、点心，“牡丹”“恒大”是那个时期最好的纸烟，自然也是少不了的。负责接待的杜长清部长嘴上不停地说：“吃呀，吃呀，吃不了装上，要不剩下就好活了那些兔崽子们啦！”这句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成了大家的口头惮：“吃呀，吃呀，吃不了装上！”。
茶话会结束，宋副军长就会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下面请大家吃便饭。”说是“便饭”，规格可不一般。大鱼大肉是矿上演出从来没见过的，居然还有大龙虾和茅台酒。那时别说是龙虾，就连海参也没吃过。吃饭时那位杜长清部长很少上席，总是一个人端一盘海参边吃边沿桌转悠。队员们就羡慕地说：“看杜部长，一个人吃一盘海参呀！”有一次到孔家庄演出，吃了一道特殊的炒鸡丝。炊事员捉来活鸡，当众将鸡胸脯前的毛拔光，用刀将两块胸脯肉血淋淋地割下来，切成肉丝去炒，太残酷了！看得人心惊肉跳，女队员们更是捂着眼睛不敢看。
吃着山珍海味，喝着茅台酒，在那个物质生活水平还非常低劣的年代，这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享受，还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居然被当成了贵宾。
到部队演出，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喝酒了。部队专门找一些酒量大的战士陪酒，我们的队员年轻好胜，常有被灌倒的。我也曾被灌醉过。记得有一次刘怀芝副局长带我们在郝家寺炮团演出，喝的是草原白，我们叫“闷倒驴”，这次一下就被放倒11个，连老齐也喝高了。好在离文艺队驻地很近，醉一个用车往回送一个。后来回到文艺队，我看见傅玉华就趴在洋琴盒子上，醉得一塌糊涂，嘴里不停地叫嚷：“谁他妈把炕烧得这么烫！要烫死人了！……”周焕宾则躺在木工房的长凳上，呼呼地睡着，嘴角上口水流得老长。
当然，我们也有过 “战绩辉煌”的时刻。一次在205师演出，中午喝酒，喝到后来，炊事班全体上阵，想后发制人。我们则仗着人多，轮番上阵，车轮战术，炊事员们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我们年轻的队员们却不依不挠，硬是端着酒碗满山坡追着灌。到吃晚饭的时候，解洪范政委来了，见大家都还没吃饭，跑到炊事班一看，整个炊事班的人还都睡得没醒来。这事后来就成了文艺队喝酒史上的趣谈。
除了“支农”和“拥军”，到兄弟煤矿慰问演出也是常有的事。
那几年，文艺队曾到过开滦、轩岗、霍县等矿务局慰问演出。到开滦演出是工会副主席潘文龙带队。差不多开滦矿务局的每个矿都去过了。
那时演出的剧场和舞台都很简陋，根本谈不上什么舞美灯光，连吊灯杆都没有，所以装台就成了苦力活，苦营生。为责任到人各司其职，我给队员们的分工很细，乐队装头排灯，演员队装二排三排灯，舞蹈队装天幕区。要装灯，就得先往起吊灯杆。要吊灯杆，就必须先在顶棚上固定滑轮，拴绳子。于是，队员们就必须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在舞台头顶空空荡荡的屋架木梁上走来走去。我那时还年轻，也常常上屋顶和队员们一起装台。记得是在开滦古冶矿装台，多年未用过的舞台上面的横梁尘土足有一公分厚。当我装完台从屋顶上下来时，白背心成了黑背心，头脸也像刚从矿井里钻出来的一样。这样的情况那时常常碰到，大家习以为常，也就哈哈一笑而已。
还记得，我和老作家孙谦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那是1975年夏，陪同孙老下矿体验生活的妻征求他的意见要不要看文艺队演出，孙老说“看，当然要看。”并且提出下午就要来俱乐部。妻说，下午装台，晚上才演出呢。孙老说，“那就去看他们装台，看看你家张枚同。”妻陪同孙老来到俱乐部时，我正和文艺队的人忙乱着装台。妻让人把灰头土脸的我叫过来，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孙谦老师。因为还要装台，没说几句话我就又去忙活了。没想到就这样短短的一个照面，就这样不经意的几句话，孙谦老师竟记得清清楚楚。后来在为我们的短篇小说集《拉骆驼的女人》写的《序》中，孙谦老师用很感人的语言叙述了与我的“一面之交”，他写道：看我怎样从尘土飞扬的舞台深处走出来，怎样摘下蒙了一层尘灰的眼镜露出了笑容，他还说，一个大学艺术系教师能如此这般走进煤矿，走进矿工，这让他很感慨……可是，说真心话，我是真的觉得我就应该和大家一样呵。
灯必须装得牢固，不然就会出舞台事故。一次在王村矿演出，卸台时二排的一个灯突然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一个队员的头上，当场昏了过去，险些丢了性命。
当时设备明显比较差，也常常因此造成危险。有次在霍县局演出，鲁顺义正在装调光盘，突然短路着火，右手被电弧烧伤，也差点送命。
还有一次在某矿装台，导具组50多岁的陈宝珠师傅和另一名队员抬着一根吊灯杆从后台往前台走，陈师傅是倒退着走的，没注意到后面的乐池，一失脚忽然仰面朝天跌进了深深的乐池，造成颅内出血，经抢救才保住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时这样的事常常发生，但条件就是如此，很少有人在乎，甚至连工伤都不懂得报备。
……
在许多人世俗的眼光里，搞文艺就是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却不知其中也有艰辛，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再说说在开滦的演出。本来在开滦演出很顺利，但到了范各庄矿时，从晋华宫矿借来的女演员张淑芳不知怎么突然“撞客”了。红头胀脸，满口粗声粗调用一个男人的口气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一犯起病来力气大得出奇，几个人都按不住。嘴里直喊着要找“张淑芳”，矿上的医生赶来为她打了“镇定”也不管用。我因为要负责演出，这事自然就由指导员邢吉祥管了。老邢被折腾得很苦。好在有沈艺华。老沈懂医道，会针灸，性格又好，干什么事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总是笑嘻嘻的。老沈办事认真且严谨，平时有什么需要做的导具，只要能自己做的，他总是亲手来做，而且活儿做得很细，从台下看，效果非常好。自小张病后，老沈就每天守着病人，一边给她在头上和脚心针灸，一边又作些理疗，还像个慈祥的老人一样慢慢用话开导，那种耐心是常人所没有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天后，小张的病好了许多，我们的演出也结束了。回到局里后，人们都传说，就在那些天，小张的恋人，一个北京插队青年在北京去世了，所以小张被“撞客”上了。这种神神鬼鬼的事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事情都过去了，但确实有几分怪异。谁知道呢，超自然的力量或许还是存在的吧？
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其实，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这伙人热爱着这个事业，同时也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这个团队！
到霍县矿务局演出是1976年7月下旬，由局工会副主席潘文龙带队。那一次我们好牛气。因为在这之前，电工郭占华自己动手悄悄地装了一对大音箱。每个箱子里高低音三个大喇叭，声音大，音色也比以前的高音喇叭好听得多。每次装完台试音响时，我总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听，炮声似的低音让人感到震撼。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合唱《翻番战鼓》，词和曲都是我写的。有了好音响，队员们唱得更带劲了。我在台上指挥，看到大家的那么卖力，听着台下的掌声，自然也非常激动。时至今日，许多队员都还记得那旋律。2019年在湖南卫视采访我的专题《时光的旋律》中，冯宝宏、温淑慧等老队员还很激情地回忆起那振奋人心的场面，并当场唱出了那支歌的旋律——
翻番的战鼓，
擂起来，擂起来，擂起来——
翻番的战鼓，
擂起来，擂起来，擂起来——
……
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为了热爱而执著，为了热爱而奉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