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1934年5月刘发表《现在游击队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的用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打破敌人“围剿”的思想被评为刘在抗战时期提出该战术的萌芽。值得注意的文章侧重点游击队{即非主力部队}而不是主力部队，所以萌芽二字精准。因为此思想和后来广受认可的敌进我进理论，看似相关其实区别很大。至于该思想有无传输给粟很难讲，毕竟粟那时即将踏上九死一生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第二，《su裕传》明确提出在1935年9月，粟就提出相关理论并落实执行。关于这个被评为：第一次提出并运用“敌进我进”战术方针。重点在提出和运用以及大部队出击。其它看图。

第三，1938年1月粟在《游击战术讲授大纲》进行总结，被评为：第一次正式讲述了他在1935年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术方针。

第四，1939年2月25日延安翻印了粟合编的《实战经验录》，具体内容我没查到，但作为粟的心得，敌进我进的相关总结，必定包含。
第五，1940年10月北方局某会议刘提出该理论，但我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至于刘有没有受到粟的影响，个人觉得有可能，毕竟粟的著作当时已经传播到北方，而我党一向主张从战争学习战争，高级指挥员获得起来还是很有优势。缺失资料欢迎大家补充和指正。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在“敌进我进”这项理论中，即使排除本人臆测部分，粟在和刘比相对短暂的军事实践中也能总结出这种理论，说青出于蓝并不为过。

敌进我进我只说3点
1.敌进我进是彭老总推广的。
2.晋察冀的聂帅自己发明了“敌后之敌后”，和“敌进我进”异曲同工
3.山东的罗帅则搞出了翻边战术，是山东版本的敌进我进。

有网友认为刘帅的“敌进我进”理论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是一回事，然而不管是本人的传记还是其本人谈话的都能看出，在这两个时间段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本人的传记中，被模糊的认为是萌芽。而其后人的回忆更表明了这一点（附图），所以从时间上看，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较早完善敌进我进的是502。很可惜限于年龄，资历，岗位等众所周知的原因，粟确实影响力没刘帅大，但我们评判一种战争思想的时候，只是因为某一个人官大年龄大，就得把所有的功劳归于官大的年龄大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