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仙已乘鲤鱼去
文/玄素
外公去世的那年,我刚满八岁。
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记忆里蝉鸣铺天盖地,像浑黄厚重的长江水,沉甸甸的压下来,把沉李浮瓜的心情挤压成一种冗长的沉默。除了沉默之外,也许就只剩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远亲,在谈论外公病情时偶尔发出的几声叹息。
母亲告诉我,我的外公,他的父亲,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似乎在很多人的眼中,涉世未深的孩子理所当然的不能理解“死亡”这个东西的沉重,他们以为孩子所需要的,是除开社会险恶与生老病死,过滤后的格林天堂。
我不愿承认,但也许它确是一半事实。无论那个夏季的蝉鸣如何聒噪,堤下的江水如何高涨,以及我看过的一些脸又如何悲伤,我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母亲哭的时候安静地站在一边,不要玩具,不吃糖。
后来,夏天要过去了,我与很多大人一起站在一具棺木前,那种黑糊糊的,散发着檀木香的棺木,紧紧闭着,仿佛盛放着一个黑色的秘密。没有人向我解释“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知道作文书里“外公去天堂了,他会在天上看着你”这种话一定是假的,我站在那里,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额上系着母亲交给我的白色孝巾,周围有几个人在哭泣,大多是女人们,但更多的人坐在几张桌子旁,或打牌,或闲扯呱谈。
这就是死亡。
我只知道那个曾经很多次为我买“大白兔”奶糖的老人躺在一个密封的大盒里,他不跟我说话了,不跟我做饭了,也不会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了。我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双眼通红的表姐,然后有一些大人,他们走向我,摸摸我的头,一言不发。有人问我伤不伤心,我瞪大眼睛,乖巧地点点头。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伤心,我只能和不远处的母亲一起,不停地掉眼泪。
我不是像大人们想象的那样不知“死”为何物,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什么是“死”,可我知道,“死”是不见,是再也看不见。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充斥着檀香的葬礼,除了母亲嚎啕大哭的情景,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此后我很少再同母亲绕过繁华的小镇,回到那个用篱笆圈起的砖瓦房,那里对我而言,像一种终结,我好像失落了一些东西,我心里空空荡荡,那些感觉,会在他人谈及某位仙逝的老人时,突然泛滥,也会在大街上看见一辆灵车经过时,空空荡荡地飘过。
直到十五岁那年,我被迫要第二次面对死亡的恐惧。
初三时那个腆着啤酒肚的英语老师,如果没有人再提起他,也许几年后我会淡忘,不管他曾经如何待我。然而当我与曾经的同学一起找到他时,我站在病房外,他们让我进去,我说不,我蹲在外面掩嘴大哭,却不敢发出声音。
他叫我,让我坐,朋友拉过我,他们说,他以前最喜欢你了。
我记得,我看见他浮肿的身体,还有已经分不出从前表情的脸,我已经淡忘的旧时光就全部涌上我心头,我记得。记得他在讲台上讲每一篇英语课文时的唾沫四溅,记得他在竞赛前给我长达一个月的课后辅导,记得我得奖后他满脸骄傲地在讲台上宣布。此刻,他的名字突然成了一种沉重的符号,他曾教过我们的那些日子突然成了一种悲伤的枷锁。
这就是死亡。
他的家属希望我们不要哭,因为她已经哭了太多次,于是我假装笑着站在他的病榻前,我说不坐,嘴角努力翘得高高的,却突然转身逃出病房,一直逃到医院楼梯处,和八岁那年看见的母亲一样,嚎啕大哭。
我太久没有思考死亡的含义,所以在它到来时措手不及。我甚至从未想象,每一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亲友或擦肩而过的路人,还有我,他们都没法逃离一个怪圈,生老病死,这世上每一个血肉之躯,最终都无可避免的被送入一个高温炉,然后将所有能证明你我存在的躯肉焚为一把槁灰,消失殆尽。
文/玄素
外公去世的那年,我刚满八岁。
我一直记得那个夏天。记忆里蝉鸣铺天盖地,像浑黄厚重的长江水,沉甸甸的压下来,把沉李浮瓜的心情挤压成一种冗长的沉默。除了沉默之外,也许就只剩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远亲,在谈论外公病情时偶尔发出的几声叹息。
母亲告诉我,我的外公,他的父亲,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似乎在很多人的眼中,涉世未深的孩子理所当然的不能理解“死亡”这个东西的沉重,他们以为孩子所需要的,是除开社会险恶与生老病死,过滤后的格林天堂。
我不愿承认,但也许它确是一半事实。无论那个夏季的蝉鸣如何聒噪,堤下的江水如何高涨,以及我看过的一些脸又如何悲伤,我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母亲哭的时候安静地站在一边,不要玩具,不吃糖。
后来,夏天要过去了,我与很多大人一起站在一具棺木前,那种黑糊糊的,散发着檀木香的棺木,紧紧闭着,仿佛盛放着一个黑色的秘密。没有人向我解释“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知道作文书里“外公去天堂了,他会在天上看着你”这种话一定是假的,我站在那里,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额上系着母亲交给我的白色孝巾,周围有几个人在哭泣,大多是女人们,但更多的人坐在几张桌子旁,或打牌,或闲扯呱谈。
这就是死亡。
我只知道那个曾经很多次为我买“大白兔”奶糖的老人躺在一个密封的大盒里,他不跟我说话了,不跟我做饭了,也不会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了。我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双眼通红的表姐,然后有一些大人,他们走向我,摸摸我的头,一言不发。有人问我伤不伤心,我瞪大眼睛,乖巧地点点头。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伤心,我只能和不远处的母亲一起,不停地掉眼泪。
我不是像大人们想象的那样不知“死”为何物,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什么是“死”,可我知道,“死”是不见,是再也看不见。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充斥着檀香的葬礼,除了母亲嚎啕大哭的情景,我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此后我很少再同母亲绕过繁华的小镇,回到那个用篱笆圈起的砖瓦房,那里对我而言,像一种终结,我好像失落了一些东西,我心里空空荡荡,那些感觉,会在他人谈及某位仙逝的老人时,突然泛滥,也会在大街上看见一辆灵车经过时,空空荡荡地飘过。
直到十五岁那年,我被迫要第二次面对死亡的恐惧。
初三时那个腆着啤酒肚的英语老师,如果没有人再提起他,也许几年后我会淡忘,不管他曾经如何待我。然而当我与曾经的同学一起找到他时,我站在病房外,他们让我进去,我说不,我蹲在外面掩嘴大哭,却不敢发出声音。
他叫我,让我坐,朋友拉过我,他们说,他以前最喜欢你了。
我记得,我看见他浮肿的身体,还有已经分不出从前表情的脸,我已经淡忘的旧时光就全部涌上我心头,我记得。记得他在讲台上讲每一篇英语课文时的唾沫四溅,记得他在竞赛前给我长达一个月的课后辅导,记得我得奖后他满脸骄傲地在讲台上宣布。此刻,他的名字突然成了一种沉重的符号,他曾教过我们的那些日子突然成了一种悲伤的枷锁。
这就是死亡。
他的家属希望我们不要哭,因为她已经哭了太多次,于是我假装笑着站在他的病榻前,我说不坐,嘴角努力翘得高高的,却突然转身逃出病房,一直逃到医院楼梯处,和八岁那年看见的母亲一样,嚎啕大哭。
我太久没有思考死亡的含义,所以在它到来时措手不及。我甚至从未想象,每一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亲友或擦肩而过的路人,还有我,他们都没法逃离一个怪圈,生老病死,这世上每一个血肉之躯,最终都无可避免的被送入一个高温炉,然后将所有能证明你我存在的躯肉焚为一把槁灰,消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