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摘要〕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总爱笼统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就必然涉及到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本文对这一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较为专门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认定它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以“满洲帝国”称大清，严格说来并不符合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满人正式的国家认同之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份，且在清末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是清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
〔关键词〕中国认同，新清史，满洲特性，汉化

近十年来，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颇有影响，也的确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它强调满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笔者以为，从满人的主体性视角出发，探讨一下有清一代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对认识“新清史”所涉及的相关史实应该不无助益。①

一、问题意识的由来与满人“中国认同”之确认
清代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新清史”来说，这却无疑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给予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被称之为“新清史”的学者当中，喜欢像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那样笼统地强调整个清朝统治期内“大清国”与“中国”为两回事者，差不多已成为一种流行观点。如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其英文著作《半透明之镜》中，就曾笼统声言，“清朝的帝国意识形态很认真地把中国进行对象化，将其看作是大清国的一部分而已”，并强调这对于现代中国的版图恰恰从大清国继承而来这一点来说具有讽刺意味②；欧立德（Mark C．Elliot）更是明确地表示：“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③。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欧立德再一次直截了当地强调，“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④

显然，要想了解上述这类说法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我们不得不首先整体性地着眼于清代满人上层及其皇帝的“中国认同”问题：看看他们是否认同中国，何时与如何认同中国？其所理解和认同的中国究竟是“大清国”的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认同在当时的国际际遇如何，等等。毋庸讳言，尽管“认同”的思路对于美国“新清史”学者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他们也都程度不同地关注并揭示清代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历史，并使我们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但对于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而言，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其实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视。“中国认同”与所谓“汉化”问题之间无疑有直接的关联，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既然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是“中国人”，那么对此前中国漫长的主体历史及其文化，就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得不加以选择性认同的趋势，甚至许多方面还可能因无法“选择”而不得不直接认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满人就要主动放弃自身的民族和文化个性，而把自己完全“汉化”。剃发令的执行就是一个反证。个中复杂关系，美国“新清史”诸人多有未能完全理解者。他们甚至连“中国认同”的说法也有意无意地加以某种回避，这与英语“汉人”与“中国人”总是纠结不清固然有关，却也不乏意识形态差异的背景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疑惑地看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要么像罗友枝那样只是不耐烦地声言“谁都不否认满洲皇帝将他们自己描述成中国的统治者”⑤；要么像欧立德那样轻描淡写地承认：“满洲人有时也称他们的帝国为‘中国’，即使是称呼边疆地带”。⑥可事实上其关系意义真地仅止于此吗？满人上层只是将自己描述成“中国的统治者”或仅仅“有时”自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国”而已，还是入关以后或至少从康熙时代开始，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大清就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也即认同自己统治的整个国土范围为“中国”？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冷静而观，如果上述欧立德等学者的观点指的是入关之前尤其是入关前后那特定时期的大清国，尚有某种辨析的余地（但这显然不是立论者的主要意图所在），因为它确曾一度声称与当时代表“中国”的“大明”处于敌国状态；若其所指为入关以后260多年间的大清朝，或至少包括入关后的整个阶段，则显然有违历史事实，而难以理解———无论将它如何“复杂化”，都是如此。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清末几年动员“排满”**的那部分极端化、非理性的汉人宣传品。

众所周知，在入关之前，大清的最初奠基者努尔哈赤等曾对当时称为“中国”的明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他们尊大明为“天龘朝上国”，自认其为华夏边缘之“夷”。正如清史大家萧一山所指出，“他们帮助明朝开拓东边，明朝派他们的头目作建州卫指挥，”他们的头目到北京朝贡，明朝也很优待他们。“明朝称他们为‘边夷’，他们也很恭顺‘天龘朝’”。⑦在早期写给明朝和李氏朝鲜的汉文书信里，努尔哈赤曾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保守天龘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女直国龙虎将军”；“有我奴儿哈赤收管建州国人”；“建州等处地方夷王”等等⑧。尽管“建州”究竟是否其所正式颁布的国名也还存有某些疑问，但这些书信，可以说仍能大体反映当年努尔哈赤相对于明朝所代表的“华夷天下”的中心———“中国”之自我定位，也可见汉文化里的夷夏天下国家观念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即便后来努尔哈赤势力逐渐强大，正式颁国号为“金国”（aisin gurun），并仿历史上的女真人以“北朝”自居，斥明朝为“南朝”，俨然与明朝为“敌体”时，也仍旧保持着对后者能代表“中国”地位的某种羡慕。皇太极时代也依然如此。在与明朝的文书中，其所屡屡表示的“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等⑨，可以为证。不过，他们虽承认在当时作为华夷天下秩序之中心的“中国”，天命仍暂系于明朝，却已开始认定，“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和汉人可以永久独占，他们也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竞争。〔10〕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在入主中原之后，满人皇帝正式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加快形成了。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12〕

从上文可知，“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

笔者曾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史书《大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共有1680多次的使用，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8%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即狭义中原）的其他使用极少，不到30次，也即占不到2%，其中近一半尚为入关前的使用〔15〕。入关后的使用基本在乾隆朝以前，并且多是在追述历史、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境下，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

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中国”和“外国”，而主要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及其上层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域为范围的“中国认同”之一集中体现。

关于清朝皇帝及其满人上层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现象，以往学界常常爱称之为“汉化”，其实正如何炳棣先生在反击罗友枝有关“新清史”观点时曾表明过的那样，或许称之为“中国化”或“华化”要更为准确〔18〕。这不仅因为清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已非汉人文化所能囊括，更重要的是，清代在“中国”或“中华”的名义整合下，其文化也是各民族彼此互动的结果。就康雍乾三帝所代表的满人上层而言，他们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对之加以了选择性改造，有学者强调这一时期朝廷的官方儒学是带有满人统治特点的专制性极强的“清代皇家新儒学”，认为它乃是“融华夷观、君臣观、正统观、礼乐观、灾祥观以及有关养民、察吏、明刑、封建、井田、科举、乡约、教化等各方面认识于一炉”的独特的新儒学思想体系。〔19〕这的确很有道理，对认识相关问题甚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