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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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要求以年系事。河西四郡的设置到底系于何时, 他该从信哪种说法需要明确取舍。他的《资治通鉴考异》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其中谈到: “汉书武纪: 元狩二年浑邪王降, 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分置张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 张掖酒泉郡太初元年开; 武威郡太初四年开; 敦煌郡后元元年分酒泉置。今从武纪”④。就是说他在武纪和地志两种说法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实际操作中他又发现有问题, 因为武纪把武威酒泉的设置年代放在元狩二年(前121年), 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张骞出使西域明言“今单于新困于汉, 而故浑邪地空无人。”张骞出使的目的就是要招乌孙东还, “居故浑邪之地”以共同对付匈奴。既然“地空无人”, 说明此时西汉朝廷尚未在这一地区置郡移民, 所以他把酒泉郡的设置放在元鼎二年(前115年)。此年, 乌孙拒不东还, 张骞返回朝廷。至于武威的设置, 他却认为更在酒泉之后。“后”到什么时候, 未明言。只是在酒泉设郡条下接着写到: “后又分置武威郡, 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可见, 也是把问题留给了后人。

到了清代, 全祖望著《汉书地理志稽疑》完全承袭了司马光的作法。他在武威条下云: “本纪与志置郡之年不合, 温公曰本纪是也, 以下三郡同”。在酒泉条下则云: “据《匈奴传》则初置止酒泉一郡, 武威亦稍后之, 今从本纪”⑤。自此后, “今从本纪”的说法成了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如齐召南的《汉书考证》就认为“志与纪自相矛盾, 自应以纪为实”⑥。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⑦和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⑧也都力主武纪说而否定地志说。唯有朱一新则否定武纪而以地志说为是⑨。此外, 王竣在《汉书正误》中提出一种折衷的说法, 为《武帝纪》和《地理志》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认为“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 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 纪、志年分差异, 意者纪但记创制之年, 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乎”10。从口气上看, 只是一种揣测。他把创建之年与营建城郭设官分治分割开来, 而且前后时间相差: 张掖七年, 酒泉十七年, 武威二十年, 敦煌二十三年。既不符合情理, 也与汉代创设初郡的惯例不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 我们不应厚责古人。事实上从司马光到清代诸前贤都已对《汉书》本身的记载提出了怀疑并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 只是未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讨论始终局限在《纪》与《志》的范围内。

可以看出: 关于酒泉置郡的时间大致有元狩说、元鼎说(又可分为元鼎二年说和元鼎六年说)和元封说三种意见; 张掖设郡有元鼎说和太初说两种意见; 敦煌设郡时间分歧最大, 有元鼎说、有元封说、有太初说、有天汉说、有后元说等五种; 武威设郡时间则被限制在从元凤到元康的20年中。每种意见所依据的材料和理由, 将在下面连同笔者的意见一并讨论。从总体上看, 问题的研究在一步步深入, 有些已逐步趋向一致。但从另一方面看, 或者由于论者所持方法不同, 或者由
于对材料的索解不同, 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因而仍有进一步探索和辨正的必要。下面分别论述之。

酒泉设置之年代　　笔者认为, 在上述酒泉设郡时间的众多说法中, 元鼎六年的根据最为充分确凿。
(一)酒泉郡的设置与“始筑令居以西在同一时期”《史记· 大宛列传》载: “自博望侯骞死后, 匈奴闻汉通乌孙, 怒, 欲击之。及汉使乌孙, 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 皆曰`必先纳聘, 然后乃遣女’ 。初, 天子发书《易》, 云`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 更名乌孙马曰`西极’ , 名大宛马曰`天马’ 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24。文中“及得大宛汗血马”是将太初四年(前100年)之事注记于此以明何以乌孙“天马”改为“西极”的缘由。除此之外, “自博望侯骞死后”,“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以及“始筑令居以西”, 都清晰地记载了一个与酒泉置郡相关的时间链。《汉书》将此分别抄录在《张骞传》和《西域传》中, 所不同之处就是把前后时间关系交待得更清楚了。《张骞传》曰: “骞还, 拜为大行。岁余, 骞卒。后
岁余,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25。《西域传》乌孙条下记载: “匈奴闻其与汉通, 怒, 欲击之。又汉使乌孙, 乃出其南, 抵大宛、月氏, 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公主, 为昆弟”26。接下来《张骞传》又云: “初, 天子发书《易》, 由`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 。及得宛汗血马, 益壮, 更名乌孙马
曰`西极马’ 宛马曰`天马’ 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27。张骞出使乌孙返回的时间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岁余骞卒”, 据《百官公卿表》时在元鼎三年。“后岁余,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当在元鼎四、五年间。“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 亦在其时。接下来就是“始筑令居以西”和“初置酒泉郡”了。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 有人就根据《水经注· 河水注》卷二“令居县… … 汉武帝元鼎二年置”28的说法将酒泉置郡放在元鼎二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置令居县”和“始筑令居以西”是两回事, 后者在《汉书· 张骞传》的注中说得很清楚, 臣瓒云“筑塞西至酒泉也”29。

“始筑令居以西”的时间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史记· 平准书》曰: “其明年, 南越反, 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 赦天下囚, 因南方楼船二十余万人击南越, 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 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 初置张掖、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30。《汉书· 武帝纪》将羌与南越反的时间系于元鼎五年,而将出兵平定之事系于元鼎六年。文曰: “六年冬十月, 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 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 平之。行东, 将幸缑氏, 至左邑桐乡, 闻南越破, 以为闻喜县。春, 至汲新中乡, 得吕嘉首, 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遣兵未及下, 上使令征西南夷, 平之, 遂定越地”31。可证“数万人度河筑令居”, 及“初置张掖酒泉郡”均在元鼎六年。因此上引《史记· 平准书》中徐广将张掖、酒泉的设置时间注为元鼎六年是有根据的。另外作为一条旁证, 陈梦家先生也曾注意到, 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用兵平羌时,发酒泉、张掖、武威三郡屯兵并陇西、天水、安定骑士。而在此次元鼎六年伐羌时, 却只有陇西、天水、安定骑士而无河西三郡的屯兵, 可证酒泉、张掖二郡只能置于元鼎六年之后, 而武威的情况又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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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 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辶敕濮王, 捕稽沮王、千骑将, 得王、王母各一人, 王子
以下四十一人, 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 … … 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 ”38。以上材料同为天子诏书原文, 最为凭信。霍去病春、夏两次出击河西, 斩杀、虏获的匈奴总数约有48 800多人,号称五万, 言之不虚。再加当年秋天浑邪王降汉4万余众, 所以元狩二年前游牧在河西的匈奴将近10万人。这10万人之众经过霍去病三出河西, 出现了“空无匈奴”和“河西地空”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 於元狩二年即在河西设郡, 条件是不成熟的。

(三)酒泉设郡于元封三年的说法, 根据不足有论者所主元封三年说, 其根据是《史记· 匈奴列传》所载“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 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 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羌与胡通之路”。《史记· 朝鲜列传》和《汉书·武帝纪》均言拔朝鲜之事在元封三年(前108年), 既然朝鲜设置的时间已定, 而同时“西置酒泉郡”的时间必然也是元封三年4。其实《史记· 匈奴传》这段材料的原文是: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与胡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 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　塞, 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汉书· 匈奴传》原文抄录45。这段材料中, 杨信使于匈奴, 据《汉书· 武帝纪》时在元封四年(前107年)46; 而东拔朝鲜则在元封三年(前108年); 西通月氏、大夏当指张骞出使乌孙回来后,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　枝、身毒国… …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47 , 时在元鼎至元封间; 公主妻乌孙在元封中48 ; 北益广田至眩　塞, 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在元封四年49 ; 加上所谓西置酒泉郡, 共将六件事排在一起, 旨在概括当时汉朝从东、西、北三面在空间上对匈奴所取得的军事外交胜利以说明“匈奴终不敢以为言”的局面。六件事的时间关系是错乱的, 仅从排列上看不出它们之间的顺序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 将此作为酒泉置郡于元封三年的唯一根据是不充分的。

晕菜

机油为毛窝焦躁的读不进去！不星湖！当时只希望酒泉传说是尊的

@忆酒惜泉
酒泉的传说窝也很希望是真的！不过假的可能性更大额，毕竟霍去病有"贵，不省士"的名声看过地名考，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酒泉的名字是武帝参考大臣意见定的，取自城中金泉之意
武威，一说是取自汉武帝表彰霍去病的武功军威，还有一种说法是汉王朝的武功军威之意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这个感觉相当靠谱啊！
敦煌，繁华的大城市之意。
总之河西四郡通通和霍去病有关酒泉的传说可能是假的，但是霍去病的功勋是真的！而且彪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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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river.
Lovely is the good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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