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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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要求以年系事。河西四郡的设置到底系于何时, 他该从信哪种说法需要明确取舍。他的《资治通鉴考异》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其中谈到: “汉书武纪: 元狩二年浑邪王降, 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分置张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 张掖酒泉郡太初元年开; 武威郡太初四年开; 敦煌郡后元元年分酒泉置。今从武纪”④。就是说他在武纪和地志两种说法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实际操作中他又发现有问题, 因为武纪把武威酒泉的设置年代放在元狩二年(前121年), 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张骞出使西域明言“今单于新困于汉, 而故浑邪地空无人。”张骞出使的目的就是要招乌孙东还, “居故浑邪之地”以共同对付匈奴。既然“地空无人”, 说明此时西汉朝廷尚未在这一地区置郡移民, 所以他把酒泉郡的设置放在元鼎二年(前115年)。此年, 乌孙拒不东还, 张骞返回朝廷。至于武威的设置, 他却认为更在酒泉之后。“后”到什么时候, 未明言。只是在酒泉设郡条下接着写到: “后又分置武威郡, 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可见, 也是把问题留给了后人。

到了清代, 全祖望著《汉书地理志稽疑》完全承袭了司马光的作法。他在武威条下云: “本纪与志置郡之年不合, 温公曰本纪是也, 以下三郡同”。在酒泉条下则云: “据《匈奴传》则初置止酒泉一郡, 武威亦稍后之, 今从本纪”⑤。自此后, “今从本纪”的说法成了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如齐召南的《汉书考证》就认为“志与纪自相矛盾, 自应以纪为实”⑥。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⑦和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⑧也都力主武纪说而否定地志说。唯有朱一新则否定武纪而以地志说为是⑨。此外, 王竣在《汉书正误》中提出一种折衷的说法, 为《武帝纪》和《地理志》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认为“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 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 纪、志年分差异, 意者纪但记创制之年, 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乎”10。从口气上看, 只是一种揣测。他把创建之年与营建城郭设官分治分割开来, 而且前后时间相差: 张掖七年, 酒泉十七年, 武威二十年, 敦煌二十三年。既不符合情理, 也与汉代创设初郡的惯例不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 我们不应厚责古人。事实上从司马光到清代诸前贤都已对《汉书》本身的记载提出了怀疑并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 只是未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讨论始终局限在《纪》与《志》的范围内。

可以看出: 关于酒泉置郡的时间大致有元狩说、元鼎说(又可分为元鼎二年说和元鼎六年说)和元封说三种意见; 张掖设郡有元鼎说和太初说两种意见; 敦煌设郡时间分歧最大, 有元鼎说、有元封说、有太初说、有天汉说、有后元说等五种; 武威设郡时间则被限制在从元凤到元康的20年中。每种意见所依据的材料和理由, 将在下面连同笔者的意见一并讨论。从总体上看, 问题的研究在一步步深入, 有些已逐步趋向一致。但从另一方面看, 或者由于论者所持方法不同, 或者由
于对材料的索解不同, 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因而仍有进一步探索和辨正的必要。下面分别论述之。

酒泉设置之年代　　笔者认为, 在上述酒泉设郡时间的众多说法中, 元鼎六年的根据最为充分确凿。
(一)酒泉郡的设置与“始筑令居以西在同一时期”《史记· 大宛列传》载: “自博望侯骞死后, 匈奴闻汉通乌孙, 怒, 欲击之。及汉使乌孙, 若出其南, 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 皆曰`必先纳聘, 然后乃遣女’ 。初, 天子发书《易》, 云`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 更名乌孙马曰`西极’ , 名大宛马曰`天马’ 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24。文中“及得大宛汗血马”是将太初四年(前100年)之事注记于此以明何以乌孙“天马”改为“西极”的缘由。除此之外, “自博望侯骞死后”,“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以及“始筑令居以西”, 都清晰地记载了一个与酒泉置郡相关的时间链。《汉书》将此分别抄录在《张骞传》和《西域传》中, 所不同之处就是把前后时间关系交待得更清楚了。《张骞传》曰: “骞还, 拜为大行。岁余, 骞卒。后
岁余,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25。《西域传》乌孙条下记载: “匈奴闻其与汉通, 怒, 欲击之。又汉使乌孙, 乃出其南, 抵大宛、月氏, 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 使使献马, 愿得尚汉公主, 为昆弟”26。接下来《张骞传》又云: “初, 天子发书《易》, 由`神马当从西北来’ 。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 。及得宛汗血马, 益壮, 更名乌孙马
曰`西极马’ 宛马曰`天马’ 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27。张骞出使乌孙返回的时间在元鼎二年(前115年)。“岁余骞卒”, 据《百官公卿表》时在元鼎三年。“后岁余, 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当在元鼎四、五年间。“乌孙乃恐, 使使献马”, 亦在其时。接下来就是“始筑令居以西”和“初置酒泉郡”了。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 有人就根据《水经注· 河水注》卷二“令居县… … 汉武帝元鼎二年置”28的说法将酒泉置郡放在元鼎二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置令居县”和“始筑令居以西”是两回事, 后者在《汉书· 张骞传》的注中说得很清楚, 臣瓒云“筑塞西至酒泉也”29。

“始筑令居以西”的时间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史记· 平准书》曰: “其明年, 南越反, 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 赦天下囚, 因南方楼船二十余万人击南越, 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 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 初置张掖、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30。《汉书· 武帝纪》将羌与南越反的时间系于元鼎五年,而将出兵平定之事系于元鼎六年。文曰: “六年冬十月, 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 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 平之。行东, 将幸缑氏, 至左邑桐乡, 闻南越破, 以为闻喜县。春, 至汲新中乡, 得吕嘉首, 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遣兵未及下, 上使令征西南夷, 平之, 遂定越地”31。可证“数万人度河筑令居”, 及“初置张掖酒泉郡”均在元鼎六年。因此上引《史记· 平准书》中徐广将张掖、酒泉的设置时间注为元鼎六年是有根据的。另外作为一条旁证, 陈梦家先生也曾注意到, 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用兵平羌时,发酒泉、张掖、武威三郡屯兵并陇西、天水、安定骑士。而在此次元鼎六年伐羌时, 却只有陇西、天水、安定骑士而无河西三郡的屯兵, 可证酒泉、张掖二郡只能置于元鼎六年之后, 而武威的情况又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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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 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辶敕濮王, 捕稽沮王、千骑将, 得王、王母各一人, 王子
以下四十一人, 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 … … 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 ”38。以上材料同为天子诏书原文, 最为凭信。霍去病春、夏两次出击河西, 斩杀、虏获的匈奴总数约有48 800多人,号称五万, 言之不虚。再加当年秋天浑邪王降汉4万余众, 所以元狩二年前游牧在河西的匈奴将近10万人。这10万人之众经过霍去病三出河西, 出现了“空无匈奴”和“河西地空”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 於元狩二年即在河西设郡, 条件是不成熟的。

(三)酒泉设郡于元封三年的说法, 根据不足有论者所主元封三年说, 其根据是《史记· 匈奴列传》所载“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 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 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羌与胡通之路”。《史记· 朝鲜列传》和《汉书·武帝纪》均言拔朝鲜之事在元封三年(前108年), 既然朝鲜设置的时间已定, 而同时“西置酒泉郡”的时间必然也是元封三年4。其实《史记· 匈奴传》这段材料的原文是: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与胡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 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　塞, 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汉书· 匈奴传》原文抄录45。这段材料中, 杨信使于匈奴, 据《汉书· 武帝纪》时在元封四年(前107年)46; 而东拔朝鲜则在元封三年(前108年); 西通月氏、大夏当指张骞出使乌孙回来后,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　枝、身毒国… …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47 , 时在元鼎至元封间; 公主妻乌孙在元封中48 ; 北益广田至眩　塞, 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在元封四年49 ; 加上所谓西置酒泉郡, 共将六件事排在一起, 旨在概括当时汉朝从东、西、北三面在空间上对匈奴所取得的军事外交胜利以说明“匈奴终不敢以为言”的局面。六件事的时间关系是错乱的, 仅从排列上看不出它们之间的顺序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 将此作为酒泉置郡于元封三年的唯一根据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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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设置之年代
张掖设郡的时间《武纪》系於元鼎六年( 前111年) , 近世以来张维华、劳干、黄文弼、陈梦家、张春树、周振鹏等诸位先生均未提出异议, 意见是一致的。笔者只想就《地志》所记太
初元年以及后人元封说和太初三、四年说作一些辨析, 以进一步证明其元鼎六年说的可信。

敦煌设郡之年代
敦煌设郡的时间, 《汉书武帝纪》言元鼎六年( 前111年)由酒泉郡分置, 而《地理志》则言后元年( 有人以为夺一元字,当为后元元年, 前88年) 置。前后相差二十三年。后人张维华先生和周振鹏先生主元鼎六年说; 陈梦家、吴礻乃骧二先生分别主元封四、五年和元封五、六年说; 黄文弼、劳干二先生分别主太初二年和太初四年说; 日比野丈夫和张春树、方诗铭先生分别主天汉年间说、天汉三年说和天汉三年至征和二年说; 施之勉、刘光华、王宗维先生分别主后元元年说和后元元二年说。意见最为分岐。
本来, 起初的讨论只限于《本纪》说和《地志》说, 1944年夏　先生在敦煌发现一条简文, “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中华书局《敦煌汉简》编为2438号) , 成为敦煌建郡时间的关键材料。简文说明, 在敦煌建郡之前玉门都尉就已设置, 而且隶属於酒泉郡所辖。于是玉门都尉的设置便成了敦煌建郡的上限。敦煌遗书《后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记载: “玉门关, 县北一百六十里, 汉武帝元鼎九年置, 并有都尉”。有人认为, 元鼎只有六年而无九年。此“元鼎九年”当为元封三年( 前108年) , 因而敦煌设置当在元封三年之后即元封四、五年之间。又有人认为上述《寿昌县地境》出自少数民族之手, 不尽可靠, 玉门建关及设置都尉当在“酒泉设亭障至玉门”之后, 即元封四年( 前107年) 之后, 因而敦煌设郡当在元封五、六年之间 。这里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事实上, 对简文文义的理解是一回事, 对其本身的时间考证又是一回事。而后者才是确定敦煌建郡於何时的关键。在夏先生发现该简之前, 斯坦因也在同一地点发现过不少汉简, 最早的为天汉三年( 前98年) 。解放后先后在敦煌各地采集和掘获的汉简有十多批。其中的纪年简也没有一枚是早於此时的。因而, 该简的最早时限只能在天汉三年以后。它的价值不仅说明在敦煌建郡以前, 就有一个隶属于酒泉郡的玉门都尉,而且也说明, 迟至天汉三年前敦煌尚未郡建。

敦煌建郡的时间除上述后元元年说外, 其它的几种说法也都可谓“各有所据”。下面逐条作一些辨析。
《汉书刘屈氂传》载征和二年( 前91年) 巫蛊事起, “诸太子宾客, 尝出入宫门, 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 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 皆徙敦煌郡”。这是征和二年前敦煌置郡的主要根据。此事刘光华先生以为巫蛊事件后, “上连年治太子狱”,所谓“皆徙敦煌郡”,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后来史家追述此事把它排在征和二年秋。王宗维先生则认为史家在记述此事时在“敦煌”之后信手增一“郡”字, 以至致误, 因而不能以此作为敦煌建郡於后元元年的事实。此外, 笔者以为还有一种可能更接近史实。即戾太子事件发生后, 确於征和二年将本案牵连者徙之敦煌, 但史家记述此事却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其时, 敦煌早已建郡, 记述中将敦煌直书为敦煌郡也未必为错, 指的同是一个地方。向敦煌流徙犯人由来已久, 远在建郡之前。人们最熟知的事例就是渥洼水中得神马, 《史记》集解引李斐注曰: “南阳新野有暴利长, 当武帝时遭刑, 屯田敦煌界。人数於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 与凡马异, 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革半於水旁, 后马玩习久之, 代土人持勒革半, 收得其马, 献之。欲神异此马, 云从水中出” 。此事《汉书礼乐志》记於元狩三年( 前120年) , 《武帝纪》则记之於元鼎四年( 前113年) , 说明元狩、元鼎间已有流罪人於敦煌的记载。此外, 敦煌遗书伯2625号《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索氏源流: “汉武帝时, 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 以元鼎六年从钜鹿南和迁於火敦煌”。这也是元鼎间罪人流徙敦煌的例子。
上引2438号敦煌汉简“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论者一致认为这是敦煌尚未建郡的遗留。另外敦煌还有一简云: “太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已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某某署就” 。此简时间相近, 所载均为“玉门都尉护众”,颇多相关性。有人以为简文在“玉门都尉”之前未冠“酒泉”,正说明此时敦煌已经建郡, 玉门都尉已直属敦煌郡, 故而直称“玉门都尉”。因此将太始三年简作为太始以前敦煌已经置郡的依据。其实, 敝意认为如照上述说法, 玉门都尉隶属於酒泉郡时前面要冠以“酒泉”二字, 那末隶属於敦煌郡后为何不冠以“敦煌”二字。反过来说, 如果隶属敦煌郡后可以不冠“敦煌”二字而直称“玉门都尉”,那末隶属酒泉时又何以不可不冠”酒泉”二字直称“玉门都尉”呢! 因而对太始三年简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