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疾病=疾病
原作者：Roberto Bolano 译者： 于雷
《2666》和《荒野侦探》作者临终前的文章（演说稿），关于文学，关于生命，关于他自己和每个人。 从法译本译出。
疾病和法国诗歌
法国人心里清楚，法国的诗歌代表十九世纪诗歌的最高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字还预见了二十世纪欧洲和西方世界面临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解决这些难题。革命、死亡、无聊和逃避是其中的主题。几个诗人造就了这伟大的诗歌，起点不是拉马丁，不是雨果，也不是奈瓦尔，而是波德莱尔。姑且说以波德莱尔开始，随着洛特雷阿蒙和兰波到来到达巅峰，马拉美是结束。当然，其他的诗人也很耀眼，如阔比埃（Tristan Corbière），如魏尔伦，还有一些诗人也不能被遗忘，如拉佛格，如卡图尔·芒戴斯，如克劳斯（Charles Cros），甚至邦维尔（Banville）也不应该被遗忘。但实际上有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兰波和马拉美就够了。让我们先看最后一位诗人，我的意思是不是最年轻的那位，而是最后死的那位，马拉美，他只要多活两年就能进入二十世纪。他在《海风》中写到：
肉体忧伤！我读过一切。
逃！快逃！我感受着
云雾间飞鸟的沉醉！
眼中闪烁的昔日乐园，
已无法唤回被海水淹没的心。
夜！照亮洁白守护的纸，
那台灯荒芜的光；
为婴儿哺乳的少女；
这一切，都无法唤回。
出发！竖起桅杆，
启航，去找寻异域风光。
烦恼，被残酷的希望折磨的烦恼，
坚信手帕崇高的道别！
也许，招引风暴的桅杆
终会倒下，躺在滚滚波涛之上。
迷失，失去桅杆，迷失，远离土地……
我的心，请听水手的高歌！[2]
好诗。纳博科夫会建议翻译成不押韵的自由体，让译文尽量粗糙。墨西哥作家的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的译文是押韵的，他在西方世界并不出名，但对于拉丁美洲却很重要（或者说应该很重要）。马拉美在写下忧伤的肉体和他读尽所有书籍时，究竟想表达什么？他读书读得精疲力竭，他做爱做得精疲力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阅读和一切肉体的接触都只是不断的重复？唯一能做的是旅行？到最后，阅读和做爱都无聊透顶，旅行是唯一的选择？
我认为，马拉美谈的是疾病，是疾病击垮健康的战斗，这两种状态，或是这两种力量，都是极权主义者，我认为马拉美所谈的疾病被镀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烦恼。但马拉美描绘的疾病是独特的，他把疾病看作一种屈服，向生活屈服，或向其它什么屈服。也就是说失败。为了反败为胜，他徒劳地用书和性来抗争，我觉得对马拉美来说，作为他最高的成就和最深的迷惑，就是把阅读和性视为一体，如果不这样，就不能自然地写出“肉体忧伤”，就不能断然指出，肉体只能忧伤，指出持续不到一分钟的渺小死亡，笼罩着一切爱情，即使这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爱情；一个西班牙诗人,如坎波亚莫尔（Campoamor）,写下这样的诗句并不奇怪，但如果说是马拉美的作品，就让人诧异，特别是把它放在他其它作品中并和他的生平做联系。保罗·高更是按字面来理解这首迷一样的诗，但我们很清楚马拉美从来没听过水手的歌唱，即使他听过，也绝不是在一艘马上出航的轮船的甲板之上。他更不可能读过所有的书，因为即使不再有新的书出现，我们也不可能读完所有已经存在的书，马拉美很清楚这点。阅读是有限的，性生活是有限的，但阅读和做爱的欲望则无穷无尽，超越死亡，超越恐惧，超越对和平的渴望。但如果我们相信马拉美在这首名作所说的，他不再有阅读和做爱的欲望，那么他还希望什么？旅行，对旅行的渴望。也许这是通向犯罪的道路。如果马拉美说剩下的只有祈祷、哭泣或是疯掉，他可能证明他的清白。但他没这么说，而是说必须旅行，就是说“航行是必要的，活着是次要的”，我以前记得拉丁语的原文，但在我在肝脏里闲逛的毒素损伤了我的记忆；但意思不会错，马拉美决定做赤膊上阵的旅行者，选择裸着上身的自由，水手和探险者简单的生活（但真做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是对生命的肯定，是在和死亡做游戏，也是进入诗歌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性，第三步是书。马拉美的选择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倒退，一个重新开始。讲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一首波德莱尔的诗，波德莱尔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他在这首诗中提到旅行，对旅行幼稚的热情，旅行结束后所有旅行者感到的苦涩，我认为马拉美的诗是对波德莱尔的回答，波德莱尔的诗是一首生病的诗，一首我读过的最恐怖的诗，没有出路的诗，也许是整个十九世纪最清醒的诗。
疾病和旅行
旅行让人生病。从前的医生建议病人出门旅行，特别是神经方面的疾病。有钱的病人就开始长途旅行，有时几个月，有时几年。没钱的病人就在家呆着。所以，有些人最后就会彻底疯掉。但旅行的病人也好不了多少，可能还不如在家的病人，他们可能会因为城市的改变，或是气候的改变，又或是饮食的改变，而染上新的疾病。其实旅行不易于健康，最好在家呆着不动，冬天躲进温暖的避风港，直到夏天再露出苍白的皮肤，甚至最好不张嘴不眨眼，最好不喘气。但没办法，我们必须呼吸，我们不停的旅行。无论我愿不愿意，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旅行，大概七、八岁吧。开始坐在我父亲的卡车里，在像是核战过后的道路上颠簸，让人不停的起鸡皮疙瘩，然后开始坐长途汽车和火车，最后在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到达墨西哥。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停过。其结果就是染上各种疾病。小时候我就不断头痛，父母认为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觉得我最好做一次长途旅行。青春期的时候是失眠和性方面的问题。年轻的时候，牙像面包渣一样开始掉，它们留在了不同的国家；营养不良造成的胃酸过多，然后是胃炎；长时间的阅读使我有了近视眼；长时间的游荡让我的脚上长了鸡眼；无数次的感冒和伤风，很少得到及时地治疗。那时我一无所有，穷的掉渣，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没得过特别严重的病。我在性这方面很开放，但从来没染上过性病。我拼命的读书，但从来没想成为一个畅销作家。是没有牙对我来说也不要紧，我觉得这是对加里·斯奈德致敬，他在苦行僧的流浪中，失去了很多牙。但该有的总会有。会有子女。会有书。会有疾病。会有旅行的终点。

疾病和纪实
关于疾病，一个不知名的纽约艺术家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一个在性上搞“手球”的人，但他也是一个现代苦行僧。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在别人都熄灯睡觉的时候，我在一个记录片中看到他。他的艺术中体现了他的极端受虐倾向，也可以说他的命运，或是他的致命缺陷。他一半是演员，一半是画家。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他不高，开始歇顶。他拍摄自己的经历。后期的作品都是关于忍受疼痛的影像。越来越剧烈的疼痛，有时他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一次在医院做完例行检查，他被告知染上的绝症。他开始感到惊讶。但随后便着手准备人生最后一次演出。这部记录片他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起码在开头部分，没有过多的渲染。他在镜头里表现的很镇定，很沉着，他似乎已经不再相信过激的、夸张的肢体语言。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海边骑着自行车，应该是在康尼岛，然后坐在码头上讲述他的童年，他的青春期，每个故事间没有任何联系，眺望着大海，有时会瞄一下镜头。他的声音和姿势既不热情也不冷漠。看起来像个瞎子在说话，也许是一个瞎子在对别的瞎子说话。我个人认为他既不是接受了他的命运，也不是准备和命运对抗，而是对他的命运感到无所谓。最后的镜头在医院。他知道他再也走不出去，他知道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但他还是看着记录他的镜头。直到这时候昏昏欲睡的观众才发现实际上有两台摄影机，两个纪录片，一个是正在拍摄的纪录片，而纪录片中的艺术家正在电视中看另一个类似的记录片，法国的，也可能是德国的。他学习另一个人的死亡，重复着另一个死亡。这时纽约艺术家看的影片中，传来那个法国人或是德国人的告别，然后屏幕漆黑，随后出现电视中哪个法国人或是德国人的死亡日期，就在几个星期之后。纽约的艺术家继续着他的死亡，但我们看不到他的最后时刻，我们只能想象，只能看着漆黑的屏幕，看着上面出现的没有病菌的死亡日期。如果我们真看到，我们将无法承受。
疾病和诗歌
除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和数不胜数的恐怖绿洲，还有第三个选择，也许是最终的选择，波德莱尔写在里诗中：
当火焰灼烧着大脑，我们仍希望进入深渊，无论是地狱或是天堂，进入陌生，找寻新的。
这最后一行诗，在陌生中寻找新的，就是艺术竖立的可怜的旗帜，为了对抗恐怖，为了对抗让人恐怖的恐怖，这重叠的恐怖。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就像诗人所有其它战斗一样。洛特雷阿蒙似乎想反驳这一定论，他从边缘走向中心，他的旅行和旅途所见依然被神秘的气氛笼罩，以至于我们不确定他是活跃的虚无主义者，还是自负的乐观主义者，又或是巴黎公社阴影下的思想家；兰波会赞同这一定论，他以同等的能量投入到书籍、性和旅行中，只是为了用他钻石般的清醒证明写作毫无用处（写作，显然等同于阅读，有时像旅游，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会像性交，而兰波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只是虚幻，唯一存在的是沙漠，和远方闪烁的、嘲笑我们的绿洲）。然后马拉美来了，头脑最复杂的一个诗人，他对我们说必须旅行，必须再次旅行。即使最没经验的读者也会产生疑问：好，去旅行，但马拉美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让我们旅行，这相当与把我们五花大绑去送死？他把我们当傻子还是为了他的诗能押韵？马拉美不可能没读过波德莱尔。那他为什么在波德莱尔否定旅行后重新让我们旅行？我认为，答案很简单。马拉美想再试一次，尽管他清楚旅行和旅行者都已经被否定。就是说《依纪杜尔》的作者认为，生病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还有我们的语言。我们依旧寻找着灵丹妙药——新的，新的只能在陌生的事物中存在，必须再次经过性、书和旅行，尽管很清楚这些只能把我们带入深渊，但只有在深渊里才能找到灵丹妙药。

疾病和测试
是时候回到大电梯，有生以来我见过的最大的电梯，里面可以装下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加上一个牵着两头疯牛的农夫，一个护士外加两个担架，我在两种选择间犹豫不决，第一是问像日本布娃娃一样的女医生能不能和她做爱，第二是用什么把电梯淹没，不能像库布里克的《闪灵》用血，而应该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用眼泪。但保持风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用的，会避免让人难堪，会制造合理的障碍，不久我和女医生来到一个小房间，窗对着医院的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检查，看起来像星期日的娱乐活动。我配合医生做了各种检查，想证明我的医生做出了错误的诊断，但女医生保持着冷漠，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时在两个检查中间我们谈几句话。我问她移植肝脏的成活率有多少。很大，她答道。百分之多少？我问。百分之七十，她答道。***，我说，这不多。如果是选举，她回道，这已经是大多数，可以当选。有个十分简单的检查留给的印象很深。手掌保持笔直向上，手心对着她，而我看着自己的手背。我问她这是哪门子检查。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的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我将不能做这个姿势，我的手指会不受控制的落下。我想当时我说的是，乖乖，主啊。也可能仅仅笑笑。可以确定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做自我检查，无论在哪。我把手举到面前，看着手背，观察上面的指甲、关节、皱纹。如果有一天我的双手再也不能保持这个姿势，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马拉美写过，掷骰子不能改变偶然。但是，必须每天掷骰子，如同必须每天举手给自己做健康检查。
疾病和卡夫卡
卡内蒂在他关于卡夫卡的文章中写到，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第一次咳血之后明白，骰子已经掷出，再没有什么能把他和写作分开。在我说没有什么能把卡夫卡和写作分开时，我想表达什么？诚实的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我想说是，卡夫卡明白旅行、性和书籍是没有任何目的地的道路，但同时我们必须上路，为的是在上面找到新的，或是找到其它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一本书、一个手势、一个别人丢失的东西，一定要找到什么，也许会是一个模范，可能会有机会找到新的，这个一直都存在的所谓的新的。
[1]文中所说电影是《死囚漫步》 (Dead Man Walking) ——译者注。[2] 本文所有法语诗都由本文译者从法语原文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