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作者: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译者：陈以侃
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四点醒来，还是满心恐惧，怕自己睡过了头。觉得父亲正在黝黑的楼梯下等我，觉得有石子打在窗上，那是赶着去海滩的人，在下面呵气暖手，还有不耐烦的跺脚声从冰冷、坚实的土地传来。有时我从被窝里探出身，遍寻不着袜子，话也说不清，突然意识到我只是可笑地孤单着，没有人在楼梯下等我，码头外也没有船在不知疲倦地往来。
　　这种时候，只有床头烟灰缸溢出的灰色尸身，目睹着星火消亡，默然等候它们下一个同胞的殉灭。我害怕与死亡独处，便飞快地穿好衣服，大声清了清嗓子，把水槽上两个水龙头都旋开，让飞溅的水花继续制造些无谓的噪音。然后，我出门去，走大概一英里的路有个通宵营业的餐馆。
　　如果是冬天，一路上极冷，到餐馆的时候我常常淌着眼泪。女服务生很多次感同身受地也打个寒战，说：“天呐，外面该有多冷，你都在流眼泪啊。”
　　“是啊，”我会回答，“还用说嘛，真的很冷。”
　　我们有那么三五个人，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说些无关紧要又无甚趣味的闲话，聊作慰藉，数着黎明不情愿的姗姗脚步。天终于亮了，我吞下最后的咖啡，每次都满嘴苦涩，匆匆起身离去。到那个钟点，我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迟到，有没有干净的衬衫，担心汽车会不会发动，以及其他千百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在那个有名的中西部大学教书的人，都会这样的。可当时我就又清楚，那一天还是会平安地度过；十年来，无一日不是如此。在清晨的昏冥中，那些呼喊、话语、身形，其实都不在那里，那条船也不在那里。都是幻影和回声，是隔着灯光，孩童的手形在墙上映出的飞禽走兽，是屋外水桶承接雨滴时的絮语。那几帧画面像是从老电影的黑白过往中剪出来的。
　　我知道有这样一条船，和我意识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几乎是同一个时候、以同样的方式，而我也一并知道，这群人的生计都仰赖在那条船上。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则是从地板上高高的雨鞋的空隙间望到他，突然我就升空了，脸被按到他的胡茬里去。父亲的脸颊和胡茬都是咸的，父亲从他雨鞋的红跟到他蓬乱的白发，闻上去都是咸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第一次去坐那条船。从家到码头的那半英里路，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记得他大步踩在砾石滩上的声音，记得他曾经爱哼的粗鄙小调和空气中盐的味道。
　　船舱里也弥漫着一样的味道，因为这种气味始终不变，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在港口里兜了一小圈就回来了。他用缆绳把船尾牢牢绑在不动锚[1]上，把我举过头顶，放到坚实的船坞上。他自己从一个小铁梯爬上来，又把我放在肩头，大步离开。
　　回到家里，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点年纪就扬帆远航，非同小可，问我：“你觉得船里怎么样啊？”“你在船上怕吗？”“在船里哭了没有啊？”没有一个问题离得了“船”字，当时我就知道，它对每个人有多么重要。
　　对母亲最初的记忆，是父亲一大早就去了船那边，屋里就剩我和母亲。她似乎总在修补“在船上弄破”的衣服，准备“在船上要吃”的食物，或者，就是在我们厨房那扇面朝大海的窗口搜寻“那条船”的踪影。大概到了中午，父亲回来，她就会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这是记忆里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唉，今天船上怎么样啊？”

　　我们生命中的这条船登记在霍克斯伯里港。新斯科舍人叫它“岬岛船”，设计出来就是让近海的小渔民能在春天捕虾，夏天捕鲭，再之后还可以捕大西洋鳕、黑须鳕和无须鳕。船有三十二英尺长，九英尺宽，动力都来自于一个雪佛兰卡车的引擎。它有一个水上离合器和高速回动装置；船身漆成淡绿色，船头一侧印着黑色的“珍妮·琳”字样，船尾横着块长板，也刷着同样的字。“珍妮·琳”是我母亲的名字，如此命名，是要让她作为一环接入到传统的那条长链中去。码头泊着的那些船，上面绝大多数是家中某位女子的名字。
　　现在说起这些事，好像我当时就什么都明白了一样。什么船的尺寸、引擎的种类，我一下子都了然于胸。又好像我孩提时第一次去，一眼就看出船名一个是模板印上去的，一个是刷上去的。当然，事实远非如此，我学得很慢，而时间又总是走得太快。
　　我最先学到的是关于我们家的房子。以船坞为中心，一共有五十栋左右的房子绕着马蹄形的港口，我们家是其中之一。有些房屋靠海太近，大风浪时，拍起的浪花能直接泼在窗上。我们和其他几户人家，就住得稍远些。这里的百姓，和邻近村庄的居民一样，都是因为对爱尔兰国内不满，或是因为苏格兰高地的肃清运动，或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而来到这里，建起了屋舍。一些是随性、易动感情的凯尔特人，信奉天主教，因为英格兰人去了他们国家，他们就来到这里；一些是敏锐坚定的新教派清教徒，因为一七七六年英国人走了，他们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来到了这里。
　　家里最重要的一间屋子是厨房，就是老式、狭长的那种。取暖的炉子烧的是木柴和煤块，炉子背后有箱引火柴，旁边是个煤斗。厨房正中站着个笨重的木桌，有可以翻折的木板增减它的尺寸。五张木头椅子是家里人用各种刀具劈凿而成的。炉子对面，靠着东墙，有个中间陷下去的沙发，上面有个垫子用来当枕头。沙发上方是个架子，收着火柴、烟草、铅笔、旧鱼钩、零散的麻绳和一个塞满账单跟收据的锡罐。南墙没有其他，只被一扇朝向大海的窗户占据。北墙上则是一块五尺长的板，上面的各式衣钩每个都挑着它们自己的担子。板的下方堆着不少鞋子，大多数都是橡胶鞋。这面墙上还有气压计、一张水域图和放着小收音机的隔板。厨房是大家公用的，也是个中间的缓冲地带，因为它一头通向十个都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房间，而另一头只有一间，是父亲的，里面混乱得如同一场灾难。
　　母亲打点家务，就像她兄弟们对待他们的船只。每一样东西都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她个子高，皮肤黑黑的，总让人觉得她充沛的精神里满满全是力量。尤其是她岁数大了之后，时常让我想起托马斯·哈代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外形，酷似游苔莎·维尔[2]。家里的七个小孩，她让每个人都吃饱、穿暖，食物都是她准备的，甚至衣服，大多也是她亲手做的。我家的园圃他人见了都不敢置信，花开得华美，她养的母鸡、鸭子也是一窝窝地茁壮成长。她可以走几英里地就为给家里摘些果子，而潮水落下的时候，她还会撩起裙子去挖蛤蜊。二十六岁嫁人时，她比父亲小十四岁。有大概十年左右，她一直是当地有名的美人。母亲和她家族的人一样，是属于大海的。对她来说，所谓远景，不过就是她无畏的黑眼睛望去，那海天一线的地方。
　　厨房挂衣板和气压计之间，就是父亲的房门。门后，则是满满一屋的邋遢和凌乱。好比是长年在我们屋外喧哗的大风，终于得以登堂入室，且独独进了父亲的房间，将里面卷得一片狼藉之后又悄然撤离，重又在屋外故意大笑。

　　父亲的床靠的是南墙，永远是乱糟糟从没整理过的样子，或许上面是有被子的，但总是被他整个人压在下面，相比之下，他真正钻到被窝里去的时候反而不多。床边上放着一个褐色的小圆桌，上面堆着一个古老的鹅颈台灯、一个破旧的收音机、一垛火柴、一两包烟草、一叠卷烟纸和满满当当的烟灰缸。桌子和桌下的地面上洒满了如幼虫般棕色的烟丝和烟灰的白点。桌面曾几何时也漆得闪亮，但因为多年以来那些无人照料的烟头，早已伤痕累累。多少个烟头曾不被觉察地从烟缸的小山上跌落，将它们的故事永恒地烙进了木头桌面，直到燃烧的气味传开，才最终召来了它们的杀身之祸。床尾有扇窗，望得见海。
　　邻着的墙旁边有张写字台，写字台旁边是个衣柜，里面有他唯一一件哔叽西服，还不合身，两三件会勒到脖子的白衬衫和硌脚的黑色方头皮鞋。有些衣服对他更友好些，比如他厚重的羊毛套衫、母亲给他织的手套和袜子、羊毛加鹿皮的衬衫，不过这些衣服他都随手堆在房间里唯一一张椅子上。如果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正好有客人进来，他会让别人把衣服都扔到地上，把椅子空出来坐。
　　杂志和书覆盖了整个写字台，甚至在椅子上还要跟衣物抢夺地盘。小圆桌本来已很英勇，它们却还要再加重它的负担，而收音机上难免也要顶几本书刊的。床底下那个像是窑洞般神秘莫测的空间，也已被塞满。写字台边上的墙角，书从墙上洒落，从地板上垒起。
　　杂志都是最常见的那几种：《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生活》、《麦克林》[3]、《家庭先驱周报》[4]、《读者文摘》。它们的到来往往要归功于各种各样的订阅促销活动，以及圣诞时会有的订阅礼包：“两年杂志，仅需三块五。”
　　书的品种就比较杂。有几本富丽堂皇的精装书，有几本让人眼前一亮的曾经的“当月好书”，其中有些是圣诞或是生日礼物。但大多数都是二手的平装书，是从会在杂志最后做广告的二手书店买的：“各类二手书十分加元一本。”一开始尽管母亲心疼开销，他还是自己邮购，后来我的几个姐姐都搬到城里，常往家里寄些书来，父亲自己买书的次数就渐渐少了。特别是早先，收到的书目五花八门，有时十分诡异。米奇·斯皮兰[5]、欧内斯特·海考克斯[6]会和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狭路相逢。送来企鹅出版社“诗人丛书”里的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同一个盒子里还会有本讲授性爱技巧的小书，叫做《如何从爱中获取更多》。前者有人用极蓝的钢笔和优美的书法作了详尽的注释，后者也被人仔细研读过，且显然此读者拇指肥硕，所以页边上的指印至今清晰可辨。只消轻微触碰，《如何》会自动打开到特别露骨、也格外污秽的那几页。
　　当他不在船上的时候，父亲大多时候都穿着袜子躺在床上。裤子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总是解开着的，而那张椅子也总是从旁待命，随时准备接受扔来的那件衬衫。他一年到头穿着羊毛内衣，袖子会被卷到手肘处，枕头放在脑袋后，衬着他的白发。鹅颈灯照亮他手中的书。烟灰缸里始终有烟头明灭着，丝丝缕缕地升腾起来。桌上的收音机始终开着，有时响些，有时轻些。午夜，或一点，或两三点、三四点，人们会时而听到广播，听到他的咳嗽，听到看完的书被扔向墙角书堆时，在空中扑腾的声响。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只小憩，而他窗口的光亮整夜整夜地照向大海。

　　母亲鄙视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代表的东西。我出生之后，她就再没有在那里过夜。她鄙视的其实是混乱，不管是房间的混乱，房子的混乱，作息的混乱，亦或是人生的混乱。而且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再没有翻开过一本书。高中的时候，她读了《艾凡赫》[7]，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但不管怎样，房间依旧在那里，如同在空阔的深水港口之下，藏着一块誓不随波逐流的暗礁。厨房是我们的生活所在，父亲的房门朝厨房常年敞开，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清二楚。
　　家里的姑娘都很美。她们都像母亲，身材高挑纤细，五官精致，再加上有紫铜色微微泛红的头发映衬，更显面容姣好。据说这是父亲头发的颜色，当然他现在已经是满头皆白了。她们读书也很聪明，回家还常帮母亲分担了很多家务。都是孩子的时候，她们经常唱歌，无忧无虑的，对我也很好，因为我岁数最小，还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父亲从来就不允许她们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去船坞玩耍，只有等母亲派了个什么差事，她们才能过去。她们完成了任务往往也不走，在钓鱼的棚屋、堆起的渔栅或一桶桶的拖网间玩喧闹的抓人游戏或捉迷藏。船坞下面的桩子都布满了青苔，她们俯身见了鲈鱼绕着桩子慵懒地穿梭，总要大呼小叫；那些由绳索轻轻拽着的船只，也被她们跳进跳出。母亲是从来不担心的，要是父亲讲了她几句，她总会回答“不会有事的”或者“比那危险的地方多了去了”。
　　到了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父亲的房间，变化也就随之而来了。她们都是某天早上父亲出门之后进去的，要么是志向高远地想要拨乱反正，要么就是更实际些，只是想清空烟灰缸。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手中的书本深深地吸引，不愿再动弹。母亲对此的反应从不温和，时常几近愤怒。她会骂：“别往那堆垃圾里面钻，过来干你的活。”有一次我看到她扇了我最小的姐姐一巴掌，她是如此的用力以至于她的掌印就鲜红地留在了女儿的脸颊上，此时那本原来就快散架的简装书扑腾了一下，也无奈地落向地面。
　　之后，母亲就发起一场运动，要扭转她新近察觉又不能理解的趋势。虽然她本人并不笃信宗教，但有时却也援引上帝加强她的论述：“你们这些不干正事、只知道读闲书的人，你们这是浪费生命，到了来世，看上帝怎么料理你们。”有时也干脆拒绝神学的帮助：“我倒想知道，有谁过日子真得了看书的好处？”如果父亲在家，她重复这些论述的时候声音会更响些，父亲躺在床上，这些批判会一路传到床头。父亲惯常的反应是将收音机也开得更响一点，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就暴露了母亲的这轮进攻取得了成效。
　　姐姐们开始读书后不久，就不太受约束，补袜子和烤面包已经提不起她们的兴趣，后来她们夏天都去了“海鲜餐馆”当服务员。这家餐馆是波士顿一家公司开的，服务的就是七八月份蜂拥而至的游客。这整个运作母亲都十分鄙视。她说，这既不是“我们的人”开的，也不是“我们的人”去吃，总而言之，是外人开给外人的。“这些人到底是谁啊？”她问道，头发甩到脑后，“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他们背着照相机转一百年也懂不了。我和我的生活方式关他们什么事？他们又关我什么事？”

　　我的姐姐们居然会考虑去那样的地方打工已经让她很生气了，父亲丝毫不加阻拦更是火上浇油；她担心自己，担心她的家庭，也担心她的生活方式。有时她会轻声细气地对她姐妹说：“我不懂我的女儿们都怎么了。她们的兴趣怎么都不在对的事情上？”有时候，争吵会变得激烈，甚至凶残。一天下午，码头上有人给了我三条鲭鱼，快进门的时候听见母亲说：“总有一天，她们不当心怀了孩子回来你就满意了吧，你就得偿所愿了是吧。”从来没听过母亲说这么狠的话，不单单是措辞，狠就狠在她的语气。我站在门廊不能呼吸，时间如同你十岁到十五岁间的那段日子一样，漫无尽头。我的大腿感到那几条湿湿的鲭鱼正在变得黏腻，它们银色的眼珠十分呆滞。
　　从纱门隙开的角度正好看见父亲，他正要回房间，突然以胶鞋的脚跟为轴，转过身来，瞪着母亲；他头发雪白如冰霜，而一双蓝眼睛恰如冰雪覆盖下的最澄澈的冰凌，放出精光。他平日里红润的脸上满是憔悴灰暗，他六十五岁的人穿着那双胶鞋在八月天里干了十一个小时，那种疲惫此时才见到。有一瞬间，我甚至疑惑，要是父亲此刻把母亲杀了，而我正提着三条愚蠢的鲭鱼站在门廊里，我该怎么办？接着，父亲转身进了房间，只听到收音机高声宣布明日的天气情况。在广播掩护之下，我偷偷退开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故意把脚步踩得很响，关门也特别大声。母亲正在炉灶旁忙着，我把鱼扔进锅子里，她也没有抬头。我朝父亲的房间里看了看，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他回答：“不算差，很多事情也没办法。”他仰面躺着，正在点他的第一根烟，广播里听到的是弗吉尼亚海岸的事。
　　姐姐们靠小费攒了不少钱。她们给父亲买了个电动剃须刀，父亲还试着用了一段时间；另外，她们又给家里订了几种杂志。照着母亲喜欢的款式，她们还给母亲买了很多衣服，像宽边的帽子和织锦的连衣裙，不过，母亲拿了去都锁进了箱子里，一件也没穿过。
　　也是八月，有一天下午，几个姐姐说服父亲用那条船载几个餐馆的客人出海。那几位游客一身名贵衣服，戴的墨镜携的相机都价值不菲，沿着船坞一侧的铁梯笨拙地往下爬。父亲在下面候着，一手抓着铁梯好让“珍妮·琳”紧紧贴着船坞，另一只手会扶一把爬下来的客人。她们既想保持端庄，又很向往百事广告里那些女子的风中凌乱，已经表现得很尽力了。因为横坐板溅上了血污，散落着鱼的内脏，她们坐的地方都先铺了报纸。她们还很默契地都挤到一边，船都差点倾翻；拍照自然少不了，或者她们只是伸手去划破那如梦似幻的水面。
　　父亲很受欢迎，在港口里绕了几圈回来，她们邀请他去木屋里坐坐。木屋是她们租的，高高地在山侧，下觑那个与它无涉的渔村。面对着醉人的景致、陌生的同伴和饮之不尽的烈酒，父亲大醉。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开始唱歌。
　　我正好去码头传达母亲的召唤，快到的时候，父亲开始唱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从木屋沿山坡滚滚而下，我的感受前所未有，或许，那种感受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既觉得骄傲，又感到羞恼；既觉得年轻，又感到迟暮；既觉得自己得到了拯救，又感到无止境的迷惘。对于颤抖的双腿和流泪的双眼我无能为力，有些东西我无从说起。
　　游客们都装备着录音机，而父亲一唱就是三个多小时。八月炎炎，港口一片蔚蓝，不似人间。父亲浑厚的歌声传到山脚，从水面弹起，隐没于码头和棚屋间，那里有人在为明天捕鱼装上诱饵。
　　水手们过去唱过的号子他全唱，这都是从旧世界带来的，曾经唱这些号子的人，也和他一样，世世代代都拉着纤绳。然后，他又唱了东海岸那些歌颂诺森伯兰海峡捕海豹船的曲子，以及大浅滩、安蒂科斯蒂岛、塞布尔岛、大曼南岛、波士顿海湾、楠塔基特岛、布洛克岛为延绳钓船所作的歌。慢慢地他又换成盖尔语的饮酒歌，这些歌动辄二三十段，再加上省不掉的副歌，听上去就像永不会完结似的。棚屋里的人有时听着便要发笑，既是因为其中一些粗鄙的歌词，也是因为想到父亲身边的人在鼓掌，还录下来要带回古板的波士顿，其实根本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又晚一些，日落西山，父亲转向挽歌，唱起狂荡不羁又萦绕不散的盖尔语战曲，歌里唱的是他也没见过的人，那些来自苏格兰高地、满身血污的祖先。歌声止遏，三百年摧人心魄的忧患笼着宁谧的港口，舟和人都不做声；男人们倚着门框任烟头灼亮在暮色里，女人们抱着孩子，从窗口望着海的方向。
　　父亲回到家，跟以往一样，把挣到的钱扔在厨房桌上，但这回母亲碰也不愿碰。第二天白日里父亲去棚屋跟别人一起给排钩上饵，晚上那些游客来，母亲堵在家门口告诉她们父亲不在，虽然他就躺在几英尺外的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母亲就那样站在门口，直到她们悻悻然离开。
　　冬天的时候，她们寄来一张照片，就是唱歌那天拍的。背面写着“赠与我们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我们”两个字还加了下划线。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信，说她们当天有多尽兴，回去之后那盒磁带又多受欢迎；还解释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谁。这张照片从某种角度上说，倒是有些像海明威胡子拉碴在古巴留下的影像。父亲在相片里显得异常魁梧，跟他坐的那张白绿相间的沙滩椅相比，他的渔民服实在过于肥大，而他的那双套鞋也似乎覆盖了整个精心修剪的草坪。一把沙滩遮阳伞摆在他晒伤的脸旁边，有些不伦不类。父亲的嘴唇春天刮风会皴裂，到了夏天，烈日被水面反射，他的嘴唇又会被晒伤。照片上，因为父亲已经唱了有一会儿了，可以见到他嘴角和白色的牙齿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为了防擦伤戴的铜手链在照片里看起来大得异乎寻常，宽皮带松开了一些，厚衬衣和内衣也全在领口处解开，露出灰白芜杂的胸毛，就快要接上颔颈处尚未完全失控的胡碴。他的蓝眼睛径直对着镜头，他的头发白过他左侧肩头的两抹微云。海就在他身后，那平旷的蔚蓝一路延展，直到某处与那同样蔚蓝的穹窿相逢。这些似乎都离父亲很远，抑或是父亲太突出于前景，让海都显得小了。

　　每一年，我都会多一个姐姐开始读父亲的书，开始在餐厅打工。有些颇不凉爽的夏夜，她们很晚回来，在台阶上母亲总会问很多冗长、尴尬的问题，每个姐姐都很厌恶，避之不及。上楼梯之前，她们总要先去一下父亲房里，于是我们这些在楼上候着的人就会听到，为了空出那把椅子，衣服被扔到地上的声音，或者听到吱呀一声，表示姐姐坐在了床沿。有时他们会聊很长时间，窸窣的说话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聚成一团神秘的雾翳，轻柔地拾级而上。
　　我的叙述大概又会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我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年纪，如同相约赴海的旅鼠[8]般共同进退。所以我只好再提醒一次，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她们的确是一个一个都走了，去波士顿，去蒙特利尔，去纽约；和她们一起的年轻男子也都是在夏天相识，而后在某个远方的城市婚娶。他们都谈吐不凡，仪表堂堂，穿考究的衣服，开名贵的车；而我的姐姐们，我说过的，都很高挑，都有一头铜色的头发，很漂亮。另外，她们也都厌倦了补袜子和烘面包。
　　她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每一个女儿，母亲都拥有了十五年，而失去她们的岁月，从那两年一直延长到永远。她们都没有嫁给渔民。至于那些年轻人，母亲一个都没有看上过，在她眼中，这些男人身上有的，不过是懒惰、柔弱、狡诈和未知。他们似乎从来不用干活，而母亲也从未理解过他们这些奢豪的假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到头来，她也并不在乎是否弄清这些事情，他们总之不属于她所认识的人，也不属于她所认识的海。
　　说起来，自己当时是何等的愚蠢。我那时十岁出头，居然会以为我将一直这样无拘无束下去，可以继续在学校名列前茅，自得其乐，再去船上帮些忙。而后几年，丝丝缕缕的灰白色渐渐出现在母亲的黑发间，而父亲从码头回来时套鞋在鹅卵石海滩上的脚步声，也变得拖沓起来。本来人声鼎沸的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十五岁那年冬天，父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身体也突然就坏了。整个一月份，他很少从床上起来，一直躺在那里抽烟、看书、听广播。屋外，冷风呼啸，雪落如针，扫过冰封的海港，人们死命抱住眼看要被卷走的大门。
　　到了二月，别人开始检修捕虾网，父亲还是没有动作。于是我和母亲在夜里编结网眼、网囊。麻绳粗粝，大拇指起了水泡，指尖也总有鲜血悄无声息地蜿蜒而下。海湾中的浮冰上，从拉布拉多半岛漂来的海豹，如孩童般啼哭、呜咽。
　　白天舅舅会来帮忙修补渔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父亲的伙伴。他长我母亲一岁，又高又黑，是十二个孩子的父亲。
　　到了三月份，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虽然我晚上开始紧赶慢赶，但我知道五月一号捕鱼季就要开始，只有八周时间还是不够的。我知道母亲着急，舅舅也心事重重，我也知道到了五月一号，要是渔具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两个人在船上待命，我们所有人都完了。我明白，《大卫·科波菲尔》、《暴风雨》和所有这些我开始深深珍惜的朋友们，都将永远退出我的生活。所以，我向它们道了别。

　　那是我第一次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母亲上楼了，他喊我进他的房间。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你明天回去。”他就简单说了一句。我不答应，说我已经做了决定，说我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决定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有。你还是回去的好。”我当时几乎生气了，就跟所有少年一样，我告诉他别管我的事，别命令我该如何做。
　　他躺在床上，盯着我看了许久。十六年之前，就在那张床上，他有了我，有了我这个独子。当时他五十六岁了，天晓得生我时，头发已然雪白的他有着怎样的心绪。床响了一声，他把腿甩过来，坐在床沿，正对着我，他眼睛蓝得透澈，正对着我黑色的眼睛。他两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柔声说：“我不是要命令你什么，我只是请求。”
　　第二天一早我要回学校。出门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廊里，说：“我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我的儿子居然会为那些无用的破书，抛弃生他养他的父母。”
　　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奇迹般地起身了。工具都已经准备妥当，“珍妮·琳”四月中旬重新刷过。五月前的两个礼拜，冰开了，孤单的海鸥呼啸归来，海中隐现的银鲱又不得安宁了。
　　五月第一天，和往常一样，渔船驰向大海，舱里满载的渔网一直垒到船缘。渔网如活物一般跃入春水中，洁白晶莹或碧绿透澈的冰山依然浮动左右，渔船腾挪其间，寻往去年前年五月的旧去处。
　　而我们这些人，坐在山上的高中里，讨论丁尼生笔下水的意象，眼睛却望着它们在底下来来回回，直到下午，码头上的渔网都消失去了海床上。“珍妮·琳”也在它们中间，一整天，舅舅就如同“塔斯蒂哥”[9]转世，双腿叉开于舵柄一侧，操纵渔船在浮冰间行进，驾轻就熟。父亲站在船艄也是一样姿势，手里的绳子要用来将工具绑在甲板上。晚上，母亲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
　　春日荏苒，到夏天了。六月第三周，学校开始放假，而七月一日，捕虾季就结束了。两样我如此钟情的生活，我只希望它们的无法兼顾，不要来得如此生硬、俨然。
　　捕虾季结束的时候，舅舅说某深海拖网渔船上有个空缺，他准备去，我们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到“珍妮·琳”了。明年捕虾季开始之前，他还会买条自己的船。舅舅又有一个婴孩将出生，明年春天，他就要负担十五个人的生计，他不能把宝押在父亲身上，因为另一头，是他爱的家庭。
　　到了拖网捕鱼的季节，我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没有反对，母亲也高兴。整个夏天，我们下午给一桶桶的拖网上饵，日落时下网，等到第二日天未亮时再回去。早上四点钟的时候，他们会路过我们的屋子，等我们一起走去码头。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一般还未从海里升出；我总觉得它是在水里过夜的。要是我还没起，他们会往我窗上扔石子，我便立马觉得非常窘迫，匆忙下楼。到了楼下，就看到父亲穿好了衣服躺在床上，看书，听收音机，抽烟。见我来了，他随即转身下床，套上鞋子，眨眼间就准备停当了。然后我们带上母亲前一天晚上做的午餐，朝海走去。他自己从没喊过我起床。
　　从很多方面来讲，那个夏天都很如意。基本没起什么暴风，我们每天出海，渔具丢得极少，捕得的鱼却不能再多。而且我晒得很黑，皮肤和我舅舅叔叔们一样几乎成了褐色。
　　父亲没有晒黑——他从来没有被晒黑过——一是因为他皮肤里透出某种红色，二是因为六十年来海水还在刺激他的皮肤。他的晒伤往往是叠加的，旧伤未去新伤又至；嘴唇干裂，微笑就会出血；他的两条手臂，特别是左臂，会突然布满能滋出盐水的疖子，自打我很小的时候起，就见他在各种没多大效用的药水里浸洗手臂；人家只在早春带着那条防擦伤的铜手链，他整季都戴着；他每周只剃一次胡子，总极为疼痛。
　　就在那个夏天，很多我看了一辈子的东西，却如同是第一次见到。我想，父亲不管是体质还是心性，大概从来就不应该做渔民。至少，父亲不像叔舅们，他从未以此为乐。记得一天夜里在他房间里聊《大卫·科波菲尔》，他说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是去大学念书，当时我便不在意，如同某家的孩子得知他父亲的理想是去演杂技走钢丝。我们的话题接着就转到佩葛蒂[10]一家，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热爱大海。
　　我那时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生活，总有好些地方不对劲。比如父亲也是独子，为什么到四十岁还不婚娶，而后，为什么最终还是结了婚？我甚至想过父亲是不得已才娶了母亲。我查了《圣经》扉页上记录的出生日期，我最大的姐姐平淡无奇地生在他们婚后第十一个月。于是我又觉得自己龌龊，为自己的疑心和所思所为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