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宋起源说
1996年，杨豪利用了大量的族谱材料,同时也从粤语的形成探讨了广府人的起源，他认为:对广府人，“无可置疑，又自当是隋唐后由原居广州与其近郊之中原遗民与上述已有引述的各族居民，异国国民，和自珠玑巷南徙的客家遗民等共同融合组成”。〔4〕将广府人的起源定于隋唐后。

1999年,黄淑娉在《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虽然没有明言，但从她在“广府民系与珠玑巷”中所叙两宋时期与南雄珠玑巷有关的两次大迁徙来看，她是主张唐宋起源说的。〔5〕

2001年，司徒尚纪认为广府人定型于唐宋，他认为：“唐宋大量移民入岭，使中原汉语对粤方言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贬官逐臣、名流学者到来，以及兴教办学等，使粤方言在唐代就日趋成熟。宋代在中央王朝强干弱枝政策作用下，粤方言朝着与中原汉语距离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不但不再或很少接受中原汉语，而且大量吸收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以及阿拉伯语等外来语，不断丰富自己的词彚，使之更具方言特色，从而完成了作为方言定型、成熟的过程，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原汉语的方言。这同是广府系定型成熟的最主要标志。”〔6〕

二、广府人的起源及形成
广府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从起源到形成有一个历时二千多年的发育过程。具体而言，广府人是南越人与汉族移民,自秦汉到宋明长期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的结果。
　　早在先秦之时，中原汉族的先民就与岭南的原居族群有交往、互动、磨合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云，颛顼“南至于交趾”，继续又称“（尧）申命羲叔，居南交”。《索隐》解释“南交”为“交趾”，并称：“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驩兜是谁？汉孔安国注为“臣名”;神话学者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认为这是尧子丹朱一名的异称。不管具体指向正确与否，颛顼之际，已远涉交趾，到了尧时，则把儿子丹朱也派到了南方。值得注意的是颛顼到交趾去干什么?《史记·五帝本纪》明言“以变南蛮”。这就是中原的汉族先民与岭南的“南蛮”互动、磨合、融合的—个典型案例。

　　考古材料也提供了证据。据广东学者研究，西周晚期至战国，南来的中原文化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内涵变得丰富。中原文化除各种青铜器之外，继二层台之后，中原商至春秋流行的墓葬形制或葬俗如棺椁制、墓l道、腰坑、积石积炭和头脚箱等，以及好用青铜鼎、钟等随葬的习俗也先后出现在粤地。同时，中原的语言、文字和其他习俗，以及先进的技术如青铜铸造术等也随着中原人的南来而传入广东。可见,中原文化已多方位、多层次地向岭南播散。……当时的诸越人已有部分粗知甚或通晓中原的语言文字。其一，中原文字无疑已传到粤地，德庆落雁山战国墓就出土一把有六个字铭文的青铜剑。其二，广东出土刮刀甚多，虽其主要用于竹器编织，但疑部分与修治竹简刊刻文字有关。其三，从刘邦起义之张戍，能因功荣膺侯爵，恐非一个对中原语言文字毫无所知的徼外“蛮夷”所能做到。再者张戍之子张买，据《百越先贤志》，“少善射知书，拜中大夫，孝惠帝（公元前195至前188年）时侍游苑池，鼓棹能为越讴，时切规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大夫为郎中令（汉武帝时改为光禄勋）之高级属官，秩比二干石，职掌议论朝政，须具备通今博古的知识和通晓中原语言方能胜任。这反映出战国末年粤地已有部分越人具有较高的中原文化水平。〔9〕

1、自秦至汉为广府人的雏形阶段
　　自秦始皇经略岭南始，随着汉族入粤，也就开始了入粤汉族与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动。
(1)秦始皇统一岭南为广府人的雏形奠定了基础
　　先秦之时岭南之地基本上是百越中之南越、西瓯、骆越和闽越的天下。南越以珠江三角洲和粤北为中心；西瓯在南越以西，以桂江、浔江流域为中心；骆越在西瓯的西南面，中心在邕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闽越则在粤东、闽西南。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挟平六国之雄风，挥师南下攻略岭南,开广府人起源之滥觞。他“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10〕

秦始皇经略岭南在东、西二个战场得到不同的结果，在东战场，一军的攻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番禺。但在西战场却受到西瓯的顽强扺抗，使秦军进退维谷。战争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起至三十三年（前214）岭南统一，足足打了5年。秦统一了岭南后，即在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今广东省境内共置五县，即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和四会。五县皆属南海郡。南海郡治番禺，其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海南岛及南路地区属象郡，西江部分流域及粤西部分地区属桂林郡。从此岭南正式归入中央王朝版图，为进入岭南的汉族与土著族群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铺平了道路。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即不断移民实边,先后五次迁徙各色“中县之民”或“中县人”〔11〕至岭南，“与越杂处”〔12〕。第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亦即秦用兵岭南的头一年。《史记·南越传》云，“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第二次是在秦与西瓯战争期间。《淮南子·人间训》载，“(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史记·平津侯主父传》则作“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即统一岭南战争的最后一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13〕。第四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即统一岭南之后,“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4〕。第五次是应带兵官赵佗之请，将15000位未婚女子及寡妇迁至岭南。据《史记·淮南王安传》载，“（秦始皇）使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此外，秦始皇还把攻打岭南后活着的士兵全部留下〔15〕。于是，在秦始皇攻咯岭南前后，不同身份的汉族一批又一批地迁入岭南，特别是迁入广东，为广府人雏形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赵佗在“和辑百粤”的同时又坚持中原的汉文化，并努力使两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族群关系在和谐中开始走向融合。因此，汉高祖对赵佗治理岭南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乏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益止。俱赖其力。”〔25〕汉高祖的诏书，肯定了赵佗的两条功绩：第一，保护中原徙民，使中原之人与在越人杂处中得以生息繁衍；第二，越人相攻击之俗有了改变，使南海诸郡的局势得到了稳定。近人徐松石从更高的层面评价说：“始皇用兵五十皇用兵五十万，而越人挺身抗拒。后来赵佗孑身处于岭外，鲜动兵革而百越靡然顺从。僮(即指越人)得与北支汉族即姬姓汉族和平化合，使今日两粤具有南北汉族混合的优良文化。最大的关键，在于南越（国）将近百年的历史。赵佗功绩不可没也。”〔26〕可见赵佗及南越国近百年治越史正是越汉融合，广府人雏型形成的拐点，从此之后，广东越人与汉族的融合之势已成大方向。

在此期间，汉帝国实行了许多促进岭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族群互动融合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办学校，推教化。岭南私学先官学而出现。有的学者认为秦统一岭南后，赵佗为推广中原文化及其礼乐制度，曾兴办学校〔36〕;有的学者以文翁于蜀地办官学为例，引证武帝时岭南已有传播儒家文化的太学〔37〕。而官学之始则自卫飒始,汉武帝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38〕,平帝元始三年（3年），令天下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39〕。建武初，卫飒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教”〔40〕。学校的兴办，对教化的推行，越人素质的提高大有脾益,这对越汉民族的互动和融合大有促进。
第二,铸铁器,教耕稼。两汉之时教民耕稼是地方官员的职责,如九真太守任延以当时“俗烧草种田”，“不知牛”，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使“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41〕。任延虽为九真太守，但其所行职责具有普遍意义，即运用行政手段推广铁器工具和铁器的铸造、耕、养蚕绩丝,以及灌溉施肥等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建武（25-55）中，茨充守桂阳，“教民种植桑柘、麻苎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42〕。建武十八年（42），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43〕。
第三,定婚姻,移风俗。移风易俗是越汉互动融合的重要方面，如卫飒至桂阳，“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44〕。和帝（公元89-105年）时卫飒之继任者许荆，仍要“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乐”〔45〕。乃至顺帝（公元126-144年）时之栾巴，也还要“定婚姻、丧纪之礼”〔46〕等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年间，原儋耳太守僮尹，还至珠崖，亦“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47〕。
第四，整道路，开通道。交通便利与否对族群互动和融合有重要的意义。本来岭南与中原之间横亘着五岭，交通十分不便，从而造成岭南社会发展的滞后。秦始皇攻略岭南，除开灵渠外，还修葺和整治了原有的道路，开辟了新的通道，据近人考证，秦时通粤道路已有四条，即江西入广东的粤赣大庾岭道，湖南入广东的湘粤湟水（今连江）道，湖南入广西的湘桂全州—布山道和福建入广东的揭阳岭道。〔48〕迨至东汉，岭南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修路。东汉初，卫飒守桂阳郡(治今郴州市)，凿山通道500余里，列亭传，置邮驿〔49〕,开辟了一条与今京广铁路的走向大致相同的新道，称湘粤溱水道或湘粤宜章道。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拓宽修治零陵、桂阳峤道。经郑弘修治之后，道路宽平，途经者众。〔50〕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阳太守周憬又将湘粤宜章道乐昌境内路段加以修葺，疏浚河床，河道裁弯取直，陆路拓宽。“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51〕。道路的修筑或拓宽夷平，大大缩短了进入岭南的路程，既方便了商旅龢民间的来往,又有利于岭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于是，经过两汉400余年的互动、磨合和整合，岭南粤地越汉融合有了较大的进展，其表现之一是汉语言文字的广泛使用，如《史记·南越传》载，南越国相吕嘉谋反时，曾用汉文通告国中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悦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汉武帝中期，番禺人邓宓已被交趾刺史部举为“茂才”（秀才），后官至日南太守〔52〕。久而久之，岭南逐渐形成番禺为文化中心，西汉中期以后，岭南出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人才，后来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学者便是典型的案例。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人们不禁会问：入粤的汉族聚居在什么地方呢？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载秦末的南海尉任嚣分析形势时所言：“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说明入粤的10～15万汉族移民主要定居在珠江三角洲，以及东江、北江和桂江沿岸的河谷平原和连接中原的交通线上，〔53〕番禺(今广州)则是入粤汉族移居聚居的中心。所以到西汉中期，番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都会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为什么秦汉以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土著族群——南越大部分都销声匿迹了？就是因为他们在与入粤汉族的互动中被汉化了。这就是为什么粤语中既有先秦岭南土著族群古台语的底藴，又有古汉语的留存。两汉时以珠江三角洲为聚居中心，吸收了粤地土著族群的入粤汉族就是广府人最早的雏形。

(2)“安史之乱”引起汉族南迁入粤第二次高潮
　　唐代“安史之乱”后，此时“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60〕。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流民就成了迁入岭南汉族的主流，形成了比两晋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正如史籍所云：“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61〕这些流民一般从福建、江西、湖南进入粤东、粤北，扩散至粤中，远及海南。如渤海吴氏，“散处中州，其后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62〕洪州人古蕃，“当五季之世，中原扰攘，遂南迁岭表；长(子)日全交，次全规，居江下，三全则，居自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让，居惠州。六全赏，居高州”；滑州人刘溶，“以中原乱离相继，避来岭表”，〔63〕所以，位于今广东的潮州、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县境)，广西的钦州(治今广西钦州市境)以及海南，这时都有北方汉族流民的迁入，唐后期潮州城东瓷业发达，产品质量甚高。当地人皆操中原口音，很可能为来自河南的移民。〔64〕清海牙将刘知谦，本寿州上蔡人，于唐末避乱客居封州。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部分汉族“日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
　　安史之乱后流民的大批迁入岭南，使岭南的人口激增，《新唐书·徐申传》载，徐申于安史乱后四十年任韶州刺史，“始来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间户口增加一倍半。《元和郡县志》所载元和户口多于天宝的全国十一州，其中岭南道的广州元和户(74009)比天宝户(42235)增加75％、三万多户。所以，五代十国时，刘岩在广州称帝建立南汉后，就在粤东、粤北、粤中地区增置了齐昌、韶州两府，祯州、敬州、英州、雄州等4州。广东流民大增，广西亦然。唐咸通年间，广西附近数道破产的游民，为求活命，大量流入邕州一带，〔65〕容州地区遂形成“广人与蛮杂处”〔66〕的格局。

(3)冼夫人在俚汉互动和融合中的作用
　　岭南的百越族群集团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番禺等地区的越族融合于汉族的两汉之后，其余广大地区的百越族群集团,被称为“俚”，或“俚僚”、“夷僚”并称,他们仍停留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贵铜鼓,风俗好杀，多构雠怨，欲相攻击，鸣此禁鼓，众到者如云〔67〕;部落酋长称为“都老”;住干栏〔68〕,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正如《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怀、曰俚、曰僚、曰瓴，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魏晋南北朝时俚人遍布广东、广西东南部和海南，其中古高凉地区、西江流域和海南岛等地为其聚居中心。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云: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治今广西横县）、高凉（治今广东恩平县）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69〕。从这个态势上看，在这些地区俚人的数量多于汉族,俚人在社会生活和俚汉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汉官冯融为了取得俚人的支持,为子求婚于俚人大姓，通过联姻来协调俚汉关系即为一例。

岭南冼氏原是拥有十几万户的俚族首领，跨据广东恩平、阳江一带山区。冼夫人幼年时叫冼百合，自幼随同父兄逞勇斗狠，稍长习武艺及韬略，颇有侠勇气概，深得俚人的器重和信赖，甚至海南儋耳诸族群也望风归附。正如《隋书·谯国夫人传》云：“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70〕。南朝梁武帝大同（535～546）初年，冼夫人成为汉族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在南北朝时候，中原大乱，起初岭南作为化外之地风平浪静，平安无战事;而后则有赖冼夫人的筹谋划策，抚慰部众，德威得宜，于是当地老百姓都称她为“圣母”;到隋朝时，隋文帝册封她为“宋康郡夫人”，后又册封她为“谯国夫人”，赐食汤沐邑一千五百户，死后追封她为“诚敬夫人”。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广府人的发育阶段,冼夫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她顺应自秦汉以来岭南民族关系发展大方向，在与汉族的互动、磨合和整合中，走汉化的路，她从自身做起，与汉族通婚联姻，积极支持隋代桂州总管令狐熙在俚人地区“建城邑，开设学校，”〔71〕的措施，在俚人地区建立了郡县乡学制度;与此同时，提倡学习汉文化，并以儒家经典为主，“诫约本宗，使从民礼”,“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仿效汉族礼俗和伦理观念，鼓励越人和汉人通婚，改革俚人“掠人为奴蜱”等陋习,出现了“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72〕的社会图像，是谓“华夷感敬，称为大化”〔73〕,即显示了俚人社会已基本汉化。凡此等等，均可见冼夫人在广府人的发育中所起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