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以昆仑山为中界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主要反映了中原王朝与滇缅区域民族的融合关系；北部为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反央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的融合关系，而西部边疆地区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安全且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大学问。论从史出，本文试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总结其中“百世不磨”[1]即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当下。

一 滇缅地缘形势与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
——基于中缅边地历史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一） 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2]
——滇缅地势及其地缘政治意义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缅甸地形图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大凡能崛起为国家者，必有方便之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3]——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至缅甸，地势相对平缓开阔，是中缅通商经贸的主干通道，同样也是中缅关系中矛盾最为复杂的区域，中缅历史上最剧烈的的拉锯式冲突和边界伸缩，也多集中于这一区域。
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从中国的四川到印度的交通线已经开辟”[4]。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大夏国都在今阿富汗巴尔赫附近）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仗，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买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印度）。骞因盛言大夏大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5]。《后汉书》说：“海西即大秦，掸国西南通大秦。”[6]大秦即古代罗马。《新唐书》还说缅甸：“地亦与波斯、婆罗门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7]中国人古时就知经缅甸可入印度至伊朗和地中海。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当西域或东海被困之后，滇缅通道就成了中国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与此相应，历史的中缅甸边界拉锯式冲突，多集中在保山经瑞丽至伊洛瓦底江这片开阔和相对平缓的区域。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8]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曾有过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9]，其中的重要考虑就是南下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大老远过来展开对缅作战，也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还是保山至瑞丽的这条主干通道。
明代之前，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10]。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入日本之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1]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民国政府迁至重庆后即征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12]，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经伊朗进入欧洲、经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外，在中国大西南，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也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这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开出的滇缅交通运输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参与，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

（二） 两汉至唐宋期间西南边疆治理及其经验
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是中国中原王朝与缅甸古王朝的边疆推进和反推进的中磨合而成的。
1．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两汉时期西南边疆的拓展及其治理经验
（1）汉朝廷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及其原则。汉王朝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及与此相伴的国家边疆在西南方向的早期扩展比较快的时期，此前与西南因“道塞不通”而联系较少。据《史记》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13]之属，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14]最大。此皆魋[15]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16]、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17]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18]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19]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20]
汉时，巴、蜀、广汉、汉中四郡开通了，汉廷“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1]。战国时，楚威王曾派庄蹻沿长江而上，攻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兵至滇池。因秦随后取得巴郡和黔中郡，庄蹻只有“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2]。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派遣将军常頞率军筑路，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并在这里设置了一批官员。汉时，汉廷边界主动退至蜀地。巴、蜀百姓暗通滇界“取其筰马、僰[23]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24]。

推动中原王朝力量向西南扩张的动力是商业和朝廷对边疆安全的需要。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了解到南越人用财物想使夜郎附属，便上书朝廷，言南越王“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25]，有西南图霸之心，建言朝廷“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26]。“上许之，乃拜蒙为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27]。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28]。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
从汉廷治理西南边疆的布局看，其策略是众分其势，不使一家坐大。具体说就是使夜郎与南越这两个大邑之间保持力量平衡。唐蒙曾在长安询问蜀商了解蜀与西南的商道，了解到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乃给朝廷上书建议联合夜郎制服南越：
南越王黄屋左纛[29]，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30]

朝廷采纳了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31]尽管汉廷的西南边疆大幅南进，但司马迁还是看透这些边邑“属国”[32]的对汉廷的两面性，补充说：“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33]
西汉武帝时因北方匈奴大举南犯，武帝撤销了在西南夷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置留了两个县和一个郡。汉廷控制虽退出西南，但在反匈奴的过程中，汉廷对西南的认识反而扩大到印度。公元前122年（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大夏[34]归来，得知大夏东南相距数千里、邛县西二千里有“身毒国”即印度[35]。汉廷派有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在昆明受阻。后南越反叛，汉廷派兵镇压后又将原邛都设为越巂郡，筰都设为沈犂郡，冉駹设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36]，他们联手与汉廷作对，汉廷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37]。自此汉廷在滇地设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38]。司马迁一语道破汉廷西南治理中扶弱抑强、保持战略平衡的经验，他说：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39]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中国边境治理中的重经经验，用清乾隆的话说就是：“边夷固当将就了事，以夷治夷；但不可令其骚扰内地可也。”[40]
行政区域设置的第一要义不是发展经济，而是政治稳定。西南行政建制的确立，是中国西南边疆形成的物质前题，在此前提下渐次形成了中缅关系。

（2）汉朝廷与西南边疆远地的关系交往及其原则。商业及随之兴起的边界磨合，是国家边界形成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世纪，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傣族部落小国组建联盟国家，这个联盟国家[41]被同时期的汉文典籍被称为“哀牢”[42]。公元51年（东汉建武元年），其首领率2700户请求归顺，得光武帝册封后，“岁来朝贡”[43]。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称其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44]，东汉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45]，任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46]。公元76年(东汉建元初年)，哀牢王叛，“肃宗募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47]，官军于次年“大破斩之，传首洛阳”[48]。
汉时与哀牢直接相邻的是掸国，其地大约在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曼德勒东北部掸邦地区，其南部是正在崛起的骠国。哀牢的衰落提升了掸国的地位，同时也受到南部的骠国的北扩的挤压。在这南北夹击中，掸国倒向更为强大的中原汉王朝。公元120年（东汉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这些杂耍魔术师自称为“海西人”，“海西即大秦（即罗马）也，掸国西南通大秦”[49]。第二年，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綵缯各有差也”[50]。掸国由此与东汉建立了隶属关系，其南方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骠国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旧新唐书对它均有记载:
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51]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52]，西接东天竺国[53]，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54]界，东北拒阳苴咩城[55]六千八百里。[56]
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阇婆人谓之徒里掘。[57]
阇婆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也就是说自缅甸南方的人都称骠国为“徒里掘”（“突罗成”的变音）。据考古发掘，骠国早期遗址在今缅甸马圭县东敦枝西约20公里处。公元4世纪时，骠国进入全盛时期，到7世纪，其统治的疆域已相当辽阔，逐渐扩大并与南诏国发生冲突。《新唐书》称其地“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58]，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59]，南属海，北南诏”[60]。《旧唐书》说骠国“古未尝通中国”[61]；也就是说，在唐之前，骠国与中国没有直接交往，但它通过与掸国的冲突却有了与中国的间接交往。
东汉末，中原群雄并起，掸国与汉廷隶属关系已名存实亡，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掸国在失去汉帝国的军事支持的同时，也失去了汉帝国的控制，获得独立发展的自由。
公元3世纪，中原三国鼎立。此间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公元221～263年）的建立与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东汉永昌郡地，蜀国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宽稳为先。明人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62]
此间南面的骠国也在大规模向北用兵，占领掸国尊莫、东帕一带的领土，并继续向北扩张。掸国必须独立应对骠国的北犯，而诸葛亮南边宽稳为主的治理政策也有利于掸国全力向南对付骠国。为此，掸国(“勐达光”)借军事胜利将王城从“勐卯”（瑞丽盆地）南移至“蒲甘姆”（瑞丽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往南70公里、今曼德勒省太公城）；此后数百年，掸族势力不断向南伸展，伊洛瓦底江流域很多部族被掸国兼并。为抵御骠国侵扰，掸王率傣族军民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开垦田地、建立城镇。

南诏强大后，随即与唐王朝产生冲突，引起唐王朝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0）和十三年（公元754年）两次出兵征伐南诏，南诏打败唐军，使唐丧师近二十万。自此，南诏“北臣吐蕃”[70]，公元751年，吐蕃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意思是兄弟之国），“号曰东帝，给以金印”[71]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力量从西域大幅回缩，南诏借机北向控制巂州（今西昌），西向控制寻传（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祁鲜山以东）地区。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以至向南调头转对南诏，这迫使南诏于公元794年（贞元十年），“弃蕃归唐”[72]，与唐订立盟约后随即出兵吐蕃，夺取吐蕃铁桥（今丽江县境）等十六城，降其众十万。这迫使吐蕃势力从北庭、安西大幅回撤。吐蕃东扩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
另一方面，随着骠国地盘北向扩大，“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73]。南诏成为制衡骠国北方的重要屏障。为了消解唐廷对南诏的支持，骠国“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74]。八世纪末，大体在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骠王雍羌亦遣弟“献其国乐，至成都”[75]。“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6]，献国乐是骠国内附唐朝的最实际的行动。这引起对唐领土有不当觊觎的南诏国的警觉。唐大和二年（公元830年）底，南诏兵“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驱劫玉帛子女而去。上闻之，大怒。”[77]两年后即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又调头南下，“南诏掠其民三千，徙之柘东（今云南昆明）”[78]唐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南诏军攻骠国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79]。
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南诏在西南地区成了近乎无有制约的独立王国。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南绍王世隆称帝，实行全民武装政策：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数征发从军，田事由妇女担任，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在此后的十多的时间里，南诏军队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僖宗时宰相卢攜、豆卢琢对南诏之祸痛心疾首：
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榛，皆蛮故也。[80]
司马光评论说：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中亦疲弊。[81]
总括唐朝西南边疆治理，可以看出，南诏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顺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最终异变为对中国形成极大的危害独立王国，以至“唐之祸基于南诏”[82]，并不是由于南诏国有什么野心，而是客观形势使然。唐廷为扶持南诏坐大有意助其扫清限制南诏的其他势力。同样的道理，由于没有其他力量制衡,南诏又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四面扩张,其结果遂成唐之边患。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南诏“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难招架”[83]。
但另一方面，由于南诏连年用兵，南诏“屡覆众，国耗虚”，唐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王舜化贞（公元897～902年在位）死，蒙氏政权为郑氏更替，改国号“大长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丘陵和萨尔温江以东、老挝北部等地。大长和国维持时间从公元902年至928年，共27年。
五代十国时期又有大天兴（兴源国，公元928～929年）、大义宁（公元929～ 937年）等短期政权。
公元937年，后晋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洱海地区贵族高方、董伽罗灭大义宁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国号“大理”。辖境今云南全境，四川西南部等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北宋初期，“宋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度河为界，使欲为寇则不能，为臣则不得”[84] ，以至“大理益不通于中国”[85]。

（三） 驱虎喂猪，崽卖爷田不心疼
——明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失误与教训
第一，驱虎喂猪，打破西南战略力量间的平衡以至自毁长城，是明朝治边政策的严重教训。1918年11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110]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扮演的不是驱逐而是主动打残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可交给狼管理。这样的治边政策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111]。
元朝后期，朝廷对西南边地控制减弱。1312年，站稳脚跟的混依翰罕脱离元朝金齿宣抚司，在勐卯（瑞丽）称王，自号“思汗法”，建立“麓川王国”[112]。1317年，思汗法挥师征服景迈（清迈）、景线、景栋、勐泐、腊门、腊光等地，1343年，在瑞丽江河谷大败前来进犯的元军，后至芒市河下游三台山再战，亦大胜，麓川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大理。此后多年，双方几次再战，直到1355年，因长年征战国库亏空，思汗法才命其子莽三到北京纳贡请和，此时元廷已无力暇西南，只有于其地设平缅宣慰司，册封思汗法为世袭宣慰使。
1368年元顺帝逃回蒙古,明朝建立。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不久改为“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113]，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
在中国元明交替的这段时间，中国西南边疆域外的缅甸也进入近半个世纪的诸王分裂状态。缅甸南部孟人在锡当河和伊洛瓦底河之间建立的勃固王国（1287~1531年，治所在今缅甸勃固）、掸缅人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国（1364~1555年），逃往锡当河流域的缅人建立东吁王国，加上西部的阿拉干王国，缅甸陷入战国时期。
这些处于战乱中的王国起初并没有强烈的独立于中国的意识，他们乐意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阿瓦王派板南速勒入贡中国。翌年又遣使入贡，明廷设缅中宣慰司。至于接近安达曼海因而更遥远的勃固王朝，因离中国悬远，双方交往多止于礼仪。
明朝建立后，经过朱元璋十多年的努力，边疆各地复归统一。在西南方向，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西南麓川、缅里、车里、八百媳妇等，皆因不甘受他邦“侵夺境土”[114]，纷纷内附，“愿臣属中国”，“庶免欺陵”[115]。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明置六宣慰使司，即孟养军民宣慰使司[116]、木邦军民宣慰司[117]、缅甸宣慰司[118]、八百军民宣慰司[119]、车里军民宣慰[120]；1403年（永乐元年）又设缅甸宣慰使司。明时期中国西南滇缅辖界从蒙元时期的东经94度收缩至97度以东[121]。由于路途险远，各宣慰司独立性较大，其间纠纷，明廷多采调停、平衡的立场[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