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中的人不仅在行动上与他本人有着完全相反的表现，而且他的
思想及感情也与平时完全不同。
在中世纪时期的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鼠疫肆虐欧洲大陆，夺去了
整个欧洲约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生命。鼠疫非常可怕，于是人们开始相
信它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是上帝在惩罚罪人的罪行。
就这样，大规模的鞭笞开始流行。受鞭笞者认为通过抽打自己和承
受其他身体上的惩罚，上帝可能就会认为他们已经受够了惩罚，从而不
再让他们染上鼠疫。这种狂热蔓延至全欧洲，最初教会也认为这是一个
不错的主意，但是当鞭笞行为渐渐变得失去控制，教皇颁布了禁止的法
令。不愿停止的人被绞死、斩首或是烧死。说来古怪的是，教会命令一
些受鞭刑者在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前由主教亲自鞭打。
在鼠疫横行的时期，人们需要找到一些替罪羊，任何长相丑陋或行
为古怪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极容易受到攻击，迫
害接踵而至。在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犹太人被成群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
中活活烧死。许多犹太人流亡到德国东部和波兰，只有在那里，他们才
可以得到宽宥。
你也许会问：在这么多人之中，就找不到几个睿智而理性的人，出
来向民众说明一切吗？
不错，在群体之中，绝对不存在理性的人。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
说，群体能够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事实上，早在他
们的独立意识丧失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所同化。
群体中的个人思想与感情的变化是如此的彻底而深刻，带给人一种
无法相信的绝对性效果：

印证这一奇异心理现象的，有着数之不尽的例证——但最值得我们
纪念的是1789年8月4日的法国。
在那天夜里，法国的贵族们激情澎湃、热情洋溢，为他们心中所充
斥着的神圣观念与理想主义情怀所感染，所打动，他们毅然决然地集体
投票，放弃了他们的特权，从而让他们自己沦为了此后断头台时代的猎
物。
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单独状态下思考这件事，那么，决不会
有一个会赞成这项提案。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第一：在智力上，群体的表现远不如构成这一群体之中的个人，所
以在涉及到智慧这方面上，我们是绝不能依赖于群体的。
第二：群体比个人更有力量，但是群体的表现是极不稳定的；而个
人无论是智力还是能力方面，总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的。
第三：群体的行动是受感情激起并主导的，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
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
第四：群体的表现有可能比个体更好，或者更差。究竟群体会表现
得更好还是更差，这完全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如何。
第五：群体能够干出什么来，取决于影响群体的暗示具有何种性
质。如果这种性质是积极的、进步的、有意义的，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是相应的积极进步而有益。反之，如果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是负面的心
理能量，那么群体的表现就会非常可怕——如果把群体比作是同一个
人，那么这种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就好比是人的思想，如果这个人
的思想是善良的，那么这个人必然是善良的，反之亦然。
第六：群体往往会构成骚乱的因由，但群体更多的表现，却是一个
英雄主义的群体。
关于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我们经常见到的这种令人无限景仰的利
他主义行为，赴汤蹈火，慨然就义，为一种教义或是观念，而将个人的
生死置之度外，或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追求它的纯洁性。这种
情况最为常见的发生于一个群体之中，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愿意为了某一
教义付诸一切的事情，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
除非是群体，才会体现出这种大义无畏、一往无前的凛然气概。
除非是群体，才会在慨然赴死的进程中带给人一种激昂的情绪与荣
誉感。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做到——正如同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悲情旧
事。欧洲的骑士们漂洋过海远赴伊比利亚，在全无粮草和装备，更看不
到救兵的情形下，向穆斯林人讨还基督的墓地。
除非是群体，他们才会像这样——1793年法国在反法同盟的强大攻
势之下，国民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武器，却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的进
攻，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
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的是建立在无意识心理层次上的。
也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性，才会催生出这种伟大的英雄主义。
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假使
群体总是表现得像个体那样冷静而功利，那么，世界历史将会表现得乏
味得多。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
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
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
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
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
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
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
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
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
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
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
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
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
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
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
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
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
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
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
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
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
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
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
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
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
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
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
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
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
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
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
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
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
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
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
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
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
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
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
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德国制造口碑那么好？有人说，人家教育质量好（尤其是对技工的教育）。有人说，人家的民族性就是严谨，不浮躁。。。。。
比如说，郑磊先生在他的高票答案中提到：
“中国曾经也有技术科学学校或者传统的理工科学校，但是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真的耐下性子愿意在工厂里待下去的不超过一成，你可以知道扩大出来我们和德国的差距有多少。”
“之前做了四年技术的同事反复跟我说的只有一个意思，我要转去做管理，我不要在厂里做技术。”
“事实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的学生，商科的不谈，甚至我这种纯理科的学生都没几个愿意安心做研究，搞技术的，有机会一定要向commercial方向去发展。”
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要抑制人们过度投向管理、金融、销售等所谓的“虚”的岗位，引导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向科技、制造等所谓的“实”的部门，必须拉低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时给技术工人比较强的保障。
德国是一个福利社会，日本则是公司(注意：我说的是私营企业）CEO与一线工作人员薪资差异最小的国家之一。日本、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一线的工程师、工人有可能被说服老老实实坚持搞工程技术。
我认为，单纯号召中国人学习德国人或者日本人的民族性，那是徒劳无功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的变革，窃以为至少要做到三点：
1、拉低贫富差距。不仅仅要拉低全国的贫富差距，还要拉低企业内部高管与一线工程师、技工的贫富差距。
2、给工人比较强的保障。私营企业的工人有了工伤，社会、企业就能抛弃他么？不能。
3、适当抑制社会“赚快钱”的渠道，适当抑制金融业、房地产业。
如果做不到上述三点，一个国家的人当然热衷于搞管理、当官、赚快钱、投机，谁扎扎实实搞技术（尤其是传统工业技术）谁是傻子。

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
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
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
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
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
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
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
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
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
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
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
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
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
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
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
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
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
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
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
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
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
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
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
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
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
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
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
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
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
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
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
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
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
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
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
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
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
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
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
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
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
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
所造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上帝，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
个木匠之子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
为基础形成。
再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创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种无与伦比的虔
诚，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
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
还有，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仑这样一
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
民族与国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
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
爱这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
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
也并不是理性。
对于群体来说，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他们
接触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恶理性，也就变得更加狂热。

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最初的时候，领袖可能和你我一样，混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并没
有什么特别之处。
接下来，他本人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变成了它的使徒。然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点变化，就是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
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
正是这一点区别，才赋予了这个人成为领袖的条件。因为在他看
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
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
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
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
与其说在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还不如说是热爱偏激
的群体造就了它们的领袖。
无论采用怎样的说法，这位领袖都会采取最偏执、最专横的态度对
付那些反对者。而在他懂得利用群体的破坏力之后，这种态度就会付诸
实践，做出为人不齿的暴行来。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党魁罗伯斯
庇尔，他本人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开始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
痴。当雅各宾党人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为了把卢梭的观念传得更广，用
到的手段就连宗教法庭的刽子手看见都要自愧不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
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
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