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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上海兩小時車程之外是杭州，杭州再往南兩小時車程是橫店，一個人口只有八萬人的小鎮，夏天時每天卻可以擠進來自全球的數萬名遊客，只為了到這個聞名中外的電影拍攝基地看明星。二月四日這一天，橫店街道上卻異常冷清，連綿的陰雨、寒冷的天氣，沒有任何旅客到訪，在全鎮最高的飯店樓上，一位中年男子隔著落地窗，凝視著被雲霧遮住大半山形的死火山。
「我已經在這裡困了兩個多月，沒有通告時就發呆、看ＤＶＤ，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放鬆下來……」中年男子點起一根菸緩緩地說著，他就是以「不能沒有你」勇奪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戴立忍。
時間過得快，農曆年節強檔「艋舺」接續延燒國片話題，拜此之賜，媒體報導多少仍會提及「不能沒有你」的製作、票房相關數字，這才發現，都說國片製作人可憐，但戴立忍是「最可憐」；說賺錢的國片是奇蹟，但戴立忍創造的是「真奇蹟」。以四百萬元的成本，打造一部得獎且賺錢的電影，是空前，大概也是絕後了。
「我已經在這裡困了兩個多月，沒有通告時就發呆、看ＤＶＤ，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放鬆下來……」中年男子點起一根菸緩緩地說著，他就是以「不能沒有你」勇奪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戴立忍。
時間過得快，農曆年節強檔「艋舺」接續延燒國片話題，拜此之賜，媒體報導多少仍會提及「不能沒有你」的製作、票房相關數字，這才發現，都說國片製作人可憐，但戴立忍是「最可憐」；說賺錢的國片是奇蹟，但戴立忍創造的是「真奇蹟」。以四百萬元的成本，打造一部得獎且賺錢的電影，是空前，大概也是絕後了。
身兼數職，獨自面對未完戰役
二○○八年他決定不等了，向新聞局、高雄市政府共申請到四百萬元補助，他就以這區區的金額開拍「不能沒有你」。台灣一般獨立製片預算約一千萬元左右，「海角七號」也花了三千多萬元，四百萬元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低成本，「我想測試台灣電影的底線，也測試我自己生命的底線！」他無奈地說。這部片的劇本原是以兩千五百萬元預算設想的，隨著預算下降，戴立忍前後改了七次劇本，刪除到只剩下最簡單的劇情。
他連拍攝的攝影機都是半專業的家用攝影機改裝的，甚至工作人員也是臨時拼湊的，「我們七成的劇組工作人員是大學在學的工讀生，化妝及服裝是由一位大學一年級的見習生負責，你能相信嗎？ 」「不能沒有你」製作人陳文彬感嘆當時困窘的情境。
○八年六月，整個劇組三十五人拉到高雄開拍，第二天就遇到高雄六十年以來最大的暴雨，拍攝因而延宕。這還不是最慘的，復拍後第二天，攝影師不拍走人了，「他說這個電影太爛了，不想拍就走了，好幾人跟著他離開，整個劇組幾乎瓦解！」戴立忍苦笑著回憶。
四百萬元預算只夠開拍二十一天，克服各種困難終於拍完最後一幕戲，三十五位劇組人員一哄而散，只剩戴立忍獨自面對四十幾捲拍攝帶，一個人寫了快兩年劇本，自己還兼導演、製片、打雜，最後還是一個人單獨面對這場未完的戰役。
二○○八年他決定不等了，向新聞局、高雄市政府共申請到四百萬元補助，他就以這區區的金額開拍「不能沒有你」。台灣一般獨立製片預算約一千萬元左右，「海角七號」也花了三千多萬元，四百萬元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低成本，「我想測試台灣電影的底線，也測試我自己生命的底線！」他無奈地說。這部片的劇本原是以兩千五百萬元預算設想的，隨著預算下降，戴立忍前後改了七次劇本，刪除到只剩下最簡單的劇情。
他連拍攝的攝影機都是半專業的家用攝影機改裝的，甚至工作人員也是臨時拼湊的，「我們七成的劇組工作人員是大學在學的工讀生，化妝及服裝是由一位大學一年級的見習生負責，你能相信嗎？ 」「不能沒有你」製作人陳文彬感嘆當時困窘的情境。
○八年六月，整個劇組三十五人拉到高雄開拍，第二天就遇到高雄六十年以來最大的暴雨，拍攝因而延宕。這還不是最慘的，復拍後第二天，攝影師不拍走人了，「他說這個電影太爛了，不想拍就走了，好幾人跟著他離開，整個劇組幾乎瓦解！」戴立忍苦笑著回憶。
四百萬元預算只夠開拍二十一天，克服各種困難終於拍完最後一幕戲，三十五位劇組人員一哄而散，只剩戴立忍獨自面對四十幾捲拍攝帶，一個人寫了快兩年劇本，自己還兼導演、製片、打雜，最後還是一個人單獨面對這場未完的戰役。
暗无天日、阿修罗式的剪片过程
四十四岁的戴立忍至今还是借住在好友深坑的旧房子里，其中一间两坪大的小房间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小城堡，如今这个城堡却成为困住他的地狱，「面对剪接电脑萤幕，回想为了这部片所受的打击、委屈，心头的不满与恨，一波一波涌上来，整整一个月没有办法动工剪接……」他点起另一根菸，狠狠地吸了一大口。。
但是给钱的政府单位、行销公司都在等这部电影，连业界都在等著看这部被形容为「一场灾难」的电影，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他逼迫自己面对这一切，重新关回两坪大的黑暗空间中与一堆**对决，每天吃睡都在房间中，醒了就剪片，累了倒头就睡，连续三个月，每天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那段日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的像阿修罗地狱，我想那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底部，濒临疯狂的底线！」戴立忍看著缠绕上升的菸圈缓缓地说著。
戴立忍挑战自己生命的底线，用最简单的方式，诉说一个弱势父女的故事，终於获得世界各大影展评审的认同。在千里外的横店小镇回顾这一切，他说：「只有把自己逼到极限，灵光才会展现！」
两坪大的地狱修鍊，让他超越痛苦，凝结出○九年台湾本土最佳电影，二十三年前，在另一个两坪的石室中，戴立忍也面对人生痛苦的修鍊，改变了人生。
台东出生、高雄长大的戴立忍从小受到老师父亲严格的教养，进入叛逆期的高一开始与父亲冷战，高二开始打架、不读书，换了三所高中才勉强毕业。在大学考试前，他遇到生命中的初恋情人，两个月后，戴立忍入伍当兵，抽到了当时的「金马奖」到外岛金门服役，两位小情人约定退伍后北上读书，一起成为人生的伴侣。
四十四岁的戴立忍至今还是借住在好友深坑的旧房子里，其中一间两坪大的小房间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小城堡，如今这个城堡却成为困住他的地狱，「面对剪接电脑萤幕，回想为了这部片所受的打击、委屈，心头的不满与恨，一波一波涌上来，整整一个月没有办法动工剪接……」他点起另一根菸，狠狠地吸了一大口。。
但是给钱的政府单位、行销公司都在等这部电影，连业界都在等著看这部被形容为「一场灾难」的电影，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他逼迫自己面对这一切，重新关回两坪大的黑暗空间中与一堆**对决，每天吃睡都在房间中，醒了就剪片，累了倒头就睡，连续三个月，每天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那段日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的像阿修罗地狱，我想那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底部，濒临疯狂的底线！」戴立忍看著缠绕上升的菸圈缓缓地说著。
戴立忍挑战自己生命的底线，用最简单的方式，诉说一个弱势父女的故事，终於获得世界各大影展评审的认同。在千里外的横店小镇回顾这一切，他说：「只有把自己逼到极限，灵光才会展现！」
两坪大的地狱修鍊，让他超越痛苦，凝结出○九年台湾本土最佳电影，二十三年前，在另一个两坪的石室中，戴立忍也面对人生痛苦的修鍊，改变了人生。
台东出生、高雄长大的戴立忍从小受到老师父亲严格的教养，进入叛逆期的高一开始与父亲冷战，高二开始打架、不读书，换了三所高中才勉强毕业。在大学考试前，他遇到生命中的初恋情人，两个月后，戴立忍入伍当兵，抽到了当时的「金马奖」到外岛金门服役，两位小情人约定退伍后北上读书，一起成为人生的伴侣。
初戀女友之死，徹底改變人生
到金門三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戴立忍正在回女友寫來的情書，突然電視新聞傳來一則凶殺袋屍案的新聞，死者身分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友。當戴立忍聽到名字的那一剎那，「我不相信是真的，我馬上衝到指揮官的坑道要求回台灣看女友！」他有點激動地說。但是為了避免他回台灣闖禍、甚至傷害自己，指揮官沒有放他回台，反而下令把他關進一個坑道中約莫兩坪大的小房間。
「我至今還記得那個房間，四面是凹凸的石壁，只有一張床、一盞昏黃的小燈……」他陷入回憶的深淵中，自從那一天起，他整個人處於失魂落魄狀態，每天都希望第二天醒來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每天迎接他的，卻是送餐的衛兵及一瓶同袍送的金門高粱。大部分的時間，房間暗黑得像墨汁一般，戴立忍飯也不吃，只抱著高粱把自己灌醉，每天用酒麻痺自己，想要結束生命。
「我一直在等她給我訊息，或許我死了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遇到她，但很玄的是，以前每晚夢到她，不幸發生後，我再也沒有夢到過……」，他想跟她說：「冷不冷？痛不痛？要不要我去陪你？」但他始終沒機會在夢中對她說這句話。三周後，身心俱疲的戴立忍被放出來，回到自己的部隊，為了走出傷痛，他採取最激烈的方法——參加跆拳道隊住進兩棲偵搜營，每天早上跑十公里、晚上跑十公里，以肉體的疼痛稍微麻痺心靈的創痛，「我狠狠地操自己，把自己累到不行，才不會亂想！」他說。
摧心裂肺的痛苦改變了戴立忍的一生，「退伍後，我完全變了一個人！」他說，以前他是開朗、愛玩、愛交際的陽光男孩；女友遇難後，他變得沉默，時常充滿無力感。但為了實現與女友生前的約定，以前不愛讀書的戴立忍花半年時間就考上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從此踏上導演及演戲的道路。生命的痛苦是戴立忍成長的主旋律，年少成長的痛苦、失去至愛的痛苦、每拍一部電影就像死過一次的痛苦，都成為他的創作燃料。
用最低的成本、一個人拍電影，戴立忍超越台灣電影製作的極限，「連這麼嚴苛的條件我都能拍，未來還有什麼電影我不能拍？」這位男人就像背後雲霧繚繞的死火山，正在等待另一次壯烈的爆發！
到金門三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戴立忍正在回女友寫來的情書，突然電視新聞傳來一則凶殺袋屍案的新聞，死者身分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友。當戴立忍聽到名字的那一剎那，「我不相信是真的，我馬上衝到指揮官的坑道要求回台灣看女友！」他有點激動地說。但是為了避免他回台灣闖禍、甚至傷害自己，指揮官沒有放他回台，反而下令把他關進一個坑道中約莫兩坪大的小房間。
「我至今還記得那個房間，四面是凹凸的石壁，只有一張床、一盞昏黃的小燈……」他陷入回憶的深淵中，自從那一天起，他整個人處於失魂落魄狀態，每天都希望第二天醒來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每天迎接他的，卻是送餐的衛兵及一瓶同袍送的金門高粱。大部分的時間，房間暗黑得像墨汁一般，戴立忍飯也不吃，只抱著高粱把自己灌醉，每天用酒麻痺自己，想要結束生命。
「我一直在等她給我訊息，或許我死了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遇到她，但很玄的是，以前每晚夢到她，不幸發生後，我再也沒有夢到過……」，他想跟她說：「冷不冷？痛不痛？要不要我去陪你？」但他始終沒機會在夢中對她說這句話。三周後，身心俱疲的戴立忍被放出來，回到自己的部隊，為了走出傷痛，他採取最激烈的方法——參加跆拳道隊住進兩棲偵搜營，每天早上跑十公里、晚上跑十公里，以肉體的疼痛稍微麻痺心靈的創痛，「我狠狠地操自己，把自己累到不行，才不會亂想！」他說。
摧心裂肺的痛苦改變了戴立忍的一生，「退伍後，我完全變了一個人！」他說，以前他是開朗、愛玩、愛交際的陽光男孩；女友遇難後，他變得沉默，時常充滿無力感。但為了實現與女友生前的約定，以前不愛讀書的戴立忍花半年時間就考上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從此踏上導演及演戲的道路。生命的痛苦是戴立忍成長的主旋律，年少成長的痛苦、失去至愛的痛苦、每拍一部電影就像死過一次的痛苦，都成為他的創作燃料。
用最低的成本、一個人拍電影，戴立忍超越台灣電影製作的極限，「連這麼嚴苛的條件我都能拍，未來還有什麼電影我不能拍？」這位男人就像背後雲霧繚繞的死火山，正在等待另一次壯烈的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