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大体概括了熊逸老师的内容。

公羊学和穀梁学的两次擂台大战
事情还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起。那时候既然要“独尊儒术”，就需要把儒家经典立为官学，为官学体系里每一种经典设置博士官。这是秦朝旧制，“博士”一词的来历就在这里。《春秋》是毋庸置疑的儒家经典，但研究《春秋》的学者一共有五家学派。五家当中，最有胜算的是公羊学派和穀梁学派。汉武帝倒也讲理，请公羊第一高手董仲舒和穀梁第一高手瑕丘江公打擂决胜负。结果瑕丘江公吃了嘴笨的亏，让公羊学派垄断了《春秋》解释权，汉武帝也心安理得地安排太子学习《公羊传》去了。
但是，孩子对父亲总有一点逆反心理。太子虽然听从安排学了《公羊传》，个人兴趣却在《穀梁传》上，当年落败的瑕丘江公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教太子《穀梁传》的老师。怀有投机心态的人一定看得出来：等将来太子继位，很可能《公羊传》地位不保，《穀梁传》卷土重来。但是，偏偏发生了一场父子相残的惨剧，史称巫蛊之祸，太子和皇后都被逼死，太子的老婆、儿女死得干干净净，数十万人受到牵连。
巫蛊之祸是当时一场轰动朝野的冤案，太子于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有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孙儿被人偷偷救下，抚养在民间，后来在阴差阳错中做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自幼在民间就听说祖父爱好《穀梁传》，便本着亲情与哀思也成为《穀梁传》的爱好者。继位之后，宣帝做了很多安排来打击公羊学，尊崇穀梁学，也许正是借此来表达对祖父的追思和对曾祖的报复吧？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在石渠阁召开学术会议，让公羊、穀梁两大学派同台较技，萧望之担任首席裁判官。战果注定会贴近皇帝的心意，于是《穀梁传》被增补进了官学体系，从此在《春秋》这个大门类之下，《穀梁传》与《公羊传》分庭抗礼。
其实，今天我们只要看过《公羊传》和《穀梁传》，很可能会生出这样的疑惑：这两部书好像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嘛！

《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异同
的确，这两部书不但体例相同，内容相似，就连书名都相近得蹊跷。“公”和“穀”声母相同，“羊”和“梁”韵母、声调相同。在古代音韵学里，前者叫双声，后者叫叠韵，怎可能这么巧！
所以，两者有可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后来异地相传，方言口音上的差异导致了一为公羊、一为穀梁，口传心授的过程又必然形成内容上的细小差别，这才有了两者既相似又不同的样子。但是，哪怕再微小的差异，只要进入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会使山河震荡、日月无光，使人与人势同水火。我们看整个世界史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往往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反而不如同一阵营里不同派系的斗争更凶残。即便是最以温和著称的佛教，等过段时间我开讲《六祖坛经》的时候也会讲到：为了争夺法统，和尚们对同门师兄弟也会围追堵截、纵火烧山，手段狠辣着呢。
说到《穀梁传》和《公羊传》的相似处，对于昨天专栏里讲到的“晋士匄帅师侵齐”，《穀梁传》也浓墨重彩地解释了那个“还”字，大意是说：“还”表示事情没办完满。士匄是奉了国君之命去杀敌的，他和齐侯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如果齐侯活着，那就前往诛杀，如果齐侯已死，那就收兵不打，这正是礼的精神。《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它大有“合礼性”。
但是，既然给了赞扬，为什么又说事情没办完满呢？《穀梁传》又有解释，这是它比《公羊传》的说法更深入的一步：君主不主持小事，臣子不专享美名，事情办好了全要归功于国君，事情办砸了全要归罪于自己。只有这样，才会在民众当中鼓励起互相谦让的风气。士匄在这点上没做好，所以《春秋》才批评他办事没办完满。
我们看到这里，一定会觉得《穀梁传》太责备求全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穀梁传》还真的给出了把事情办完满的可行性意见：士匄应当找一块地方，平整土地，设置帷帐，举行祭祀，然后派副手回国向国君汇报。
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士匄当真按照《穀梁传》的要求做了，《春秋》的那个“还”字应该改成哪个字呢？

回看“纪侯大去其国”：《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小别与大异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这种问题纯属无聊。但古人不是我们，他们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东汉末年有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学宗师郑玄，我们熟悉的刘备就听过他的课，提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还很是引以为荣。郑玄说：如果士匄做到了，《春秋》就会用“复”字来说他。
让我们比照一下，《春秋》原文是“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如果士匄把事情办完满了，那就该是“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复”，这真的有什么差别吗？古人认为这一字之差蕴含着本质性的不同，《春秋》的微言大义正该这样去钻研。
当然，反方意见也不是没有，比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后文还会提到他——就认为《穀梁传》这种责备求全的做派太不君子了！
以上是公、穀两家之学在相似当中的差异之一例，我们会发现《穀梁传》比《公羊传》更加重视宗法伦理，的确，这正是这两部书在根本基调上的一点差异。从政治结构上看，中央集权和宗法伦理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汉武帝重视集权，对宗亲下得去狠手，最得《公羊传》的狠辣神髓，而汉宣帝正是汉武帝这种没有人情味的集权手段的受害者，所以他会反过来重视宗法伦理，这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至于《穀梁传》和《公羊传》更大的差异，比如驴唇不对马嘴式的差异，也是有的。现在，让我们置身于汉宣帝的时代，想象一下，当萧望之建议以德服匈奴的时候，如果已经掌握了一定公羊学知识的我们抛出“九世复仇”的春秋大义来反驳他，他会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知道，在石渠阁会议上，萧望之能担任总裁判官，他的意识形态倾向一定和汉宣帝高度一致。是的，他会搬出《穀梁传》，翻出“纪侯大去其国”这一句之下的解释，反问道：“九世复仇，哪有这回事？！”
《穀梁传》的说辞是：所谓“大去”，是说当纪侯出走之后，所有纪国人都甘心追随他，前后四年，人都走光了。《春秋》之所以不说“齐国灭掉了纪国”，而说成“纪侯大去其国”，这是表彰纪侯的贤明，斥责齐侯的暴虐，不愿意从齐国角度来写灭国，而是从纪国角度来写出走，不把齐侯这个小人的名字放在纪侯这位君子的名字之前。
简言之，如果坏人张三欺负了好人李四，那么按照《穀梁传》解读出来的《春秋》笔法，我们不该说“张三欺负了李四”，而应该说“李四被欺负了”。

总体意思是，这两家学派其实很接近。所以为了区分彼此。就不得不强调彼此的差异。但是差异又没那么大，那就天天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