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歌声中的苦与乐

自从进了小学就有了音乐课，学唱歌，不过我缺五音、少六律，并没有因此喜欢上唱歌，不过就是混个及格，免得留级就是了。
史无前例的时候上了中学，却被列为有问题的学生。学校军训团给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学生办了学习班，遇到一位在小学时比我高一级的同学，绰号“蓝毛”，危难之中遇到熟脸，自然亲切无比。一打听，他是因为唱“黄色歌曲”进的学习班，我也纳闷，唱个歌也进了学习班，自然要进一步打听他都唱的哪些歌曲。他跟我一说，我恍然大悟，原来他唱的“黄歌”大部分都是《外国名歌200首》里的，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这本《外国名歌200首》，于是他就给我抄了几首歌让我学唱。蓝毛给我抄的几首歌，有的是《外国名歌200首》里的，有的不是，现在记得有这么几首歌我是比较喜欢的，譬如《惨然的微笑》，又名《马来亚的姑娘》，是抗战时期一位青年华侨邂逅一位马来亚姑娘，真心相爱，青年后回国抗战，姑娘得到青年阵亡噩耗，跳海自尽。胜利后，青年回到南洋，闻讯悲痛不已，唱起了这首悲痛人心的歌曲。再如《精神病患者》表现了一位失恋青年的精神境界。《七十五天》，又名《囚歌》表现了一位被监禁了七十五天的犯人对家人、对挚友、对女友无尽的思念之情。《四季流浪歌》则表现了一位流浪人对家乡、对女友、对少年时代的朋友的热爱和眷恋。还有一首金日成夫人金圣爱作词，西哈努克作曲的《送郎出征》我也很喜欢:“春风吹动了岸边垂柳，水中花影移。乌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在朦胧云中。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意如雾浓。挥手祝福您转战南北，愿郎建奇功。为了自由、为了独立，勇敢战斗吧!今宵良夜呀亲吻别离,但愿早日重逢。”
退休以后，闲的五脊六兽的，每天坐在小区的长椅上侃大山，经常来的一位常客是我爱人单位的原工会主席，是一位小区合唱团的唱歌发烧友，天天教我学唱歌，一来二去，我着了他的道，参加了小区合唱团。我们这个合唱团最拿手的一个保留歌曲就是《四渡赤水》，一不小心，竟然在市里的比赛中拿了一个一等奖，得了一台钢琴。
想想唱歌也有点意思，不过真要唱好了也得下苦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是得了奖，那就能一边偷着乐了!

三十二、喝茶
我佛小的时候，白天是不喝茶的，渴了就喝白开水，到了夏天就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但是晚上吃完饭以后，爸爸要沏上一壶茶，一般是爸爸说:“三儿(我的乳名)，沏壶茶”，我就屁颠屁颠的去沏。茶叶一般是低档的茉莉花茶，别看是低档，因为高档的买不起，但好赖是也是花市大街有名的启元茶庄买的。茶叶都是散茶，你说买几两，售货员就拿出一张印着启元茶庄的包装纸铺在柜台上，称好茶叶后倒在纸上包好，再用纸绳系紧递给你。沏水时，除了放茶叶，还要从白糖罐里舀上一小勺白糖放进茶水。一般街坊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因为我爸是炉前工，每月发一斤白糖，所以我家才能喝上糖茶水。沏上水以后，我就到胡同里去玩儿，多会儿玩儿渴了，跑回家，茶水也不烫嘴了，正好从茶壶里倒出一玻璃杯，咕嘟咕嘟地就喝下去了。
到工厂上班以后，开始自己喝茶了，但是喝的还是茉莉花茶。一直到1991年1月，去了杭州一次，到龙井村买了一两特级龙井(因为多了买不起)，一斤二级龙井。那龙井茶一定是真的，因为买茶的时候，不是先买，而是先尝，把你想要买的茶叶放一小撮到玻璃杯里，沏上水，你喝了觉得满意才掏钱买。但是从那以后也养成了毛病，不敢说非龙井不喝吧，起码差不多是非绿茶不喝。
小时候，北京也有茶馆，譬如我家附近就有一个万乐园书茶社，在那里不光能喝茶，还能听评书，后来还能看电视。那时候我小，所以不记得曾经在那里喝茶或者听评书了，但是记得曾经花2分钱在那里看电视，一部黑白电视机，几排大排凳，花2分钱就能坐在凳子上看到关门。那时候，谁家也没有电视，要想看电视就得到那里去看。
不知什么时候茶馆都没了，但是改开以后，前门有了大碗茶，走到那，又热又渴，花2分钱，买一大碗茶水，喝完了非常痛快。可是后来这大碗茶也鸟枪换炮，变成了大碗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茶馆也越来越高级，譬如老舍茶馆，到里边您要消费一下就得花几百。虽然不要门票，但是您进去不是就是转一圈出来吧。您要喝茶得花茶钱，您要看节目，譬如听相声，那最低也得一百多块起步。那个大碗茶也不卖茶了，成了大碗茶酒家，提供的是零售酒、饮料和中餐服务了。

三十三、喝酒
小时候听我母亲说我姥爷一顿最多能喝5斤白酒。
我母亲滴酒不沾，可是在她60岁左右的时候，每逢大年初一，她都要喝一杯红酒，一口闷，喝完就不喝了，仿佛没喝一样。
我在喝酒方面没有遗传姥爷和母亲的基因，而是遗传的父亲的基因。每逢大年初一，父亲都要陪叔叔喝酒，可是父亲最多喝一两白酒，再多就脸红脖子粗了。那时候，叔叔会用筷子头沾一点儿酒，抹到我嘴里，让我尝尝酒是啥滋味。
刚进矿机厂的时候，第一次喝醉了。那是因为我本来是要被分配到车库，不是开车也是修车，但是被劳资科科长季甫增的外甥张文艺顶替了，把我分到锻造车间当了锻工。我心里憋气，在小卖部买了一瓶中国红，一口闷了。回到宿舍，感到肚子里网上撞，我急忙对好友陈旭升说:“旭升，开窗户”!陈旭升刚开开窗户，我就把肚子里的酒倒了出去。
第二次喝醉，是在三吨蒸汽锤锤头祖文瑞师傅家举行的婚宴上。那天，我们车间这帮坏小子存心整治我，非要跟我比喝酒，我说我跟你们比不了喝酒，比喝凉水吧。一个小子打来了一小桶凉水，我二话没说，举起小桶就往嘴里倒，倒进去了，我才知道上当了，原来这帮坏小子在凉水里兑了一瓶二锅头!
从那以后，我学聪明了，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就是一两白酒，或者说一杯红酒，或者说一瓶啤酒的酒量，多一点我也不喝，从此就没有喝醉过，事不过三吗。
不过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有的人能喝酒，我就不能喝呢?1982年，我因为肺结核住院，护士说我链霉素过敏，我说我住院前已经打了100多针链霉素，也没过敏呀。护士说再给你查查吧。检查的结果是我的皮肤对于打针时涂抹的酒精过敏。于是我找到了我不能喝酒的原因，原来我酒精过敏呀!
虽然我因为酒精过敏不能多喝酒，我也奉劝酒量大的朋友也少喝一点儿。我有个街坊叫贾占国，复员军人，跟老农差不多大。有一次他请我喝酒，我喝了1两脸红脖子粗。他喝了1斤4两脸不变色，心不乱。可是2019年4月28日，他从河南战友聚会回来，29日住进了309医院，做了两次开颅手术，从那以后一连四年没出院，家里为给他治病卖了一套房，四年后出院直接进了火葬场。

三十四、寂寞
寂寞是一个高雅的人所独有的，庸人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
庸人永远停留在第一层次上，首先要求饱，人吃不饱饭，一切无从谈起，其次要有地住，没有地方住，谈不上是人，只是动物，再次要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冬天会冻死。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无尽的，吃饱以后要吃好，吃好以后要吃的有档次，住也如此，住了平房想楼房，住了楼房想别墅。穿衣亦如此，穿暖和了以后要穿的漂亮，穿的漂亮了要穿的上档次，庸人都这样想，庸人之间有的只是攀比，不会有寂寞。
一个高雅的人在饿不死的情况下就要追求精神生活，老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才有了《醉清风》，因此老农才有了寂寞。
寂寞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同于流俗。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成了圣，成了贤，一定是寂寞的。但是圣贤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了，也就是丰子恺说的灵魂生活，即对于宗教、信仰、哲学等方面的追求和需求。
在中国，圣贤就是指孔子、孟子等人，孔子是寂寞的，虽然他有3000弟子，72贤人，但除了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即便周游列国，也没有人拿他当过一棵葱，所以他很寂寞，直到获麟而死。
但是中国圣贤寂寞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圣贤研究的是人事，不是鬼事，研究的是人的伦理道德，而不是人的灵魂归属。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吗。洋人的圣贤则不同了，他们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更甚，研究的不是活着时候的事，而是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人的灵魂究竟如何得到解脱。譬如释迦牟尼，他本来是净饭国的王子，可以说是要啥有啥，享尽人间富贵，可是他就是不满足，因为他很寂寞。释迦摩尼的寂寞不是表面的寂寞，而是精神深处的寂寞。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想了多少年，终于顿悟，成了佛祖。
我佛是个庸人，但是我佛发现庸人有时候也会寂寞，因为我佛有时候也会寂寞。那就打破了我佛在文首的论断，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佛想，圣贤也是会传染吧，譬如圣贤通过老农那样的媒介，也许会把寂寞传染给我佛呢。

三十五、经风雨
记得伟人曾经说过“要经风雨”，如今我佛已经七张了，仔细想想，也算经历过几次风雨。
第一次经风雨，是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地里的庄家都熟了，黄腾腾的到处都是待收的老玉米。我们那天下午就是到离村最远的大斜子那块地里去收老玉米。
从我们村到大斜子大约有5里地，再往南过了凤港减河就是大兴县的牛坊村了。那天是个大晴天，大家嘁哩喀喳地把地里的玉米都掰了下来，用背筐装满了马车拉回了生产队，收拾收拾就等着回家了。忽然，晴朗的天空布满了乌云，一阵邪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的刮了过来，不仅把人刮得东倒西歪，瞬间衣服竟已湿透。
“不对,有雹子!”那雹子就像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劈头盖脑的砸了下来。幸亏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柳条编的背筐，没有人下命令，全都把背筐倒扣在脑袋上，甩开脚丫子，拼着命的往家跑。
脑袋安全了，攥着背筐把的两只手却被雹子砸的生疼。跑到家以后，不仅没有出汗，身上还冷的打哆嗦，只好钻进被窝，躺了个把钟头，才缓了过来。
1997年的时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二八大扛自行车。那时候我在东郊(东四环)的英家坟上班，家在西郊的玉泉山北面(西五环），虽然办公室有床，不用天天回家，但回一次家骑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到了夏天，骑车回家时遇到风雨那是家常便饭，虽然我并没有带任何雨具，但是不管遇到多大风雨，照骑不误。
还有一次在门头沟的珍珠湖划船，船划到湖中央，也像在广阔天地时遇到的那次一样，晴朗的天空突然变脸，风雨裹着指甲盖大的雹子瞬间而至。急忙往岸边划，幸亏岸边有一座像学校教室那么大的一间房子，里面挤满了匆匆赶来的游客，才使我们化险为夷。
这些都是年轻时遇到的事，好汉都不能提当年勇，何况我佛哪里敢称自己是一名梁山那样的好汉呢?所以现在对风雨还是有了那么一些恐惧，譬如按原来的计划我佛这时候应该在吉林玩儿呢，可是因为风雨，只好打了退堂鼓，等没有风雨的9月再说吧!

三十六、数字的忌讳
看了一下，老农说的数字忌讳，主要忌讳的是一种谐音。譬如“四”，谐音就是“死”，当然是要忌讳的了。
其实不仅是“四”，许多南方人，说“四”和“十”发音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会发“S”的音，不会发“Sh”的音，所以“四”是“死”， “十”也是“死”。如果让他们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他们会说成“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这当然是忌讳了。
而老外对数字的忌讳和我们不同，他们不是因为谐音而忌讳，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忌讳。譬如老外忌讳13，这是因为耶稣最后晚餐的出席人数为13人，其中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事件被视为不幸的开始，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数字13带来了不幸。特别是在星期五的13号，这种不吉利的感觉更为强烈，因为耶稣就是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北方人忌讳250，其实也不是谐音，到有点像西方人忌讳13，但不是宗教的原因，而是有其他历史典故，仅举三例:
一、一个秀才晚年膝下添得双丁，一个叫做成事，一个叫做败事。一天，秀才去赶集，吩咐妻子在家督促二子写字，大的写三百，小的写二百。”秀才赶集回来之后询问二子在家用功如何，老婆回答道：“写是写了，不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个都是二百五！”
二、战国苏秦在齐国被杀，齐王想了一条计策，让人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旁边贴着一道榜文说：“苏秦是个内奸，杀了他黄金千两，望来领赏。”榜文一贴出，就有四个人声称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这可不许冒充呀！”四个人又都咬定说自己干的。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三、唐朝时京兆尹权势很大,出巡时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在最前开路的小吏原为一员,官名叫喝道伍佰，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竿赶开路人。后来，喝道伍佰增为二员，但长安群众并没有以两个伍佰称他们，反而说他们是共称伍佰，于是每人就被称为二百五。
还有其他一些典故，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三十七、躺着想
老农想问题的方式和我相同，躺着想。
如果不躺着想，抽烟也好，喝茶也好，不是不可以，但那是想简单的问题的时候，譬如下乡的时候和在工厂干活的时候，想问题就是要抽烟。当然，在下乡的时候是用眼袋锅抽一袋旱烟，在工厂干活的时候是点一颗香烟。但是到学校当教师以后，就不能抽烟想问题了。倒不是像老农所说的自以为是文化人，能抵挡住外部的不良诱惑，所以不抽烟，而是因为教师办公室不允许抽烟。那就只有喝茶了，差喝多了，不断地上厕所了。
但是想复杂的问题，必须要躺着想。什么是复杂的问题呢?我佛所遇到过的所谓复杂问题，一个就是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譬如当官的，我佛不喜欢拍他们的马屁，因此免不了要遭受一些打击报复。再就是同事之间，我佛不喜欢张三长、李四短的嚼舌根子，但是免不了人家嚼你的舌根子，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非躺着想想不清楚。
有些有趣味的问题也是需要躺着想的。举个例子，譬如说作诗，就需要躺着想。为什么作诗需要躺着想，首先因为作诗需要灵感。优秀的诗人，说实话，是需要天才的。譬如李白，就是个天才。天才的灵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只要看见什么，那好词就像老鼠进了磁坛子，源源不断的就咬出来了。没有天才，就得去寻找灵感，没有灵感是写不出好诗来的。即便是杜甫，都是如此。所以李白戏谑杜甫说:“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像我佛这样的俗人，想要写首诗，更得要苦苦的寻找灵感了，站着找不着灵感，只好躺下去找吧。即便是有了灵感，还是不行。因为作诗需要用诗的语言，按诗的格律去写，写出来不禁要合辙押韵，语言还要优美，意境还要高远，否则叫码字，不叫诗。譬如白话诗，我佛就看不懂，不知道啊、啊、啊了半天，即不合辙，也不押韵，怎么能叫诗呢？
大家都知道推敲的典故，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作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作诗时每个字都要推敲，躺着去推敲，无疑效果最好。
所以我佛很少作诗，因为作诗需要躺着想，太累!

三十八、我的怪癖
我佛与老农在一点上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对足球没有太多的兴趣。这一点我可以引用我另外一位朋友的话来表述，那就是“挺大人让个球弄得迷离塌哄的，没劲!”
巧的是，我岳父和老农的岳父一样，也是个足球迷。卒年97岁，生前非常爱看足球。每到世界杯，不管什么钟点，都坐在电视机前瞪着眼睛看电视。然而，从我第一次与老岳父见面到他逝世，长达三十余年，不要说我看到过他踢足球，就是摸，我也没看见过他摸一下足球，怎么就对看足球有那么大的瘾呢?
我也不爱打麻将，当然，年轻时有时候打打扑克牌解解闷儿，但是从来不爱打麻将。
但是我在一点上与老农略有差别，那就是我还是喜欢旅游的。
原因大概就是我年轻时从来没有过出差的机会，因此外地去的很少，总是渴望着到外地去转一转。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那就是退休以后，用双脚把中国量一遍。为此我做过很多攻略，总的路线是北京→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南昌→合肥→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海口→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拉萨→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北京。但是退休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个攻略成了纸上谈兵。
从去年10月开始，已经退休十年，古稀之年，做驴友，只能是梦中或下辈子了。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毕竟每天还能走个十里八里的，于是我就想乘火车实现这个梦想，至于乘飞机，那就免了吧。我乘过两次往返的飞机，一次是乌鲁木齐，一次是拉萨，但是我不喜欢乘飞机，一是除了云彩，看不到什么风景，二是飞机不落地，心也就不落地。可以说中国最远的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但是其他的地方就去的太少了。去年以前，外省只去过河北、上海、江苏的苏州和无锡、浙江杭州、山东和辽宁的大连。所以我做了个五年攻略，争取五年内乘火车把中国的主要城市都转一转。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太难，我不喜欢跟团，因为旅行社制定的攻略往往和我的攻略不一致，但是我又找不到伴。爱人和老农一样，由于年轻时总出差，所以现在哪都不想去。原计划8月份去长春，已买好了票又因故停运，只好拖到9月份再去逛秋景吧。

三十九、真正的十八岁
老农下乡那一年是虚岁十八岁，第二年才是真正的十八岁。而我下乡时比老农还要小一岁，到第三年才是真正的十八岁。
我下乡时可是没有当生产队长的野心，因为我刚下乡时，挣得才是小孩分，第二年是妇女分，第三年，也就是我真正十八岁那一年，挣得才是整劳动力分。
我是在下乡的第一年秋后，也就是农闲，而不是农忙的时候学会的犁田。与老农不同的是，我们那里犁，也叫做耕的是旱田，而不是水田，所以又叫做耕地，而不叫做犁田。耕地用的牲畜是黄牛，而不是水牛。耕具叫做双轮双铧犁，就是有两个大铁轮子，中间有两个犁铧的铁犁。双轮双铧犁全部是铁的，比木质的犁要重的多，一两头牛是拉不动的，所以必须用三头牛来拉。人也是两个人，一个在前边牵着牛，一个在后边扶着犁。我是前边牵牛的，队长的哥哥张万良，我们叫他老齐头子是后边扶犁的。其实牛很听话，根本就不用牵，所以后来我就不在前边牵牛了，而是和老齐头子轮流在后边扶犁。这样我们就能一人干活，一人歇着，比下地干其它活儿的人轻松多了。
老齐头子是贫农，我跟着他不仅学会了犁田，还学会了抽烟，当然是旱烟，不是香烟，但是我的抽烟史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另外，我还跟老齐头子学会了一些小调，例如《高粱地》。
北方不同于南方的是冬天土地会上冻，叫做“小雪封地”，小雪以后，就耕不了地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干别的农活了。在给凤港河清淤的时候，我听说老齐头子死了，他是在家里拿着一张烙饼吃的时候死的，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肯定是心脏病或脑血管破裂之类的疾病所致。
我真正十八岁的时候，正在顺义后沙峪温榆河工地上挖河，在那以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九一三时间，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就在我生日前后(10月28日)，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工地上紧急集合，说是传达中央文件，地富反坏右不许参加，然后就给我们传达了那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情。
从温榆河工地上回来以后，已经到了农闲时间，这也是北方和南方的不同之处。农闲的时候，社员也要出工，都挤在小队部里学习，念文件或者念报纸的人就是我，所以我是从那时候起被贫下中农当成了文化人的。

四十、手抄本
老农那个《无头骑士》手抄本我还真没见过。
下乡以后，我几乎和书本绝了缘，每天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就是每个生产队必须订阅的北京日报。每天邮递员把报纸送到大队部，看大队的人用圆珠笔在报纸的角上写上一队、二队…的字样，各生产队谁去大队部办事就把本队的报纸取回来放到小队部的桌子上。夏天农忙的时候没人看报纸，到了农闲时报纸就成了识字人的宝贝，一刮风下雪出不了门，队长就让大伙学习，也就是让我给大家读报纸。九一三事件以后那个冬天，除了读报纸，就是读中央红头文件。
三队的曹大力要盖新房，他是我和大圣的哥们，那天他就叫我和大圣到他家去住一晚，因为他家的老房子第二天就要拆了，他母亲和妹妹已经搬出去住了。我到他家一看，他家的顶棚上有个窟窿，我就找了一根竹竿攉拢起来。
“啪!”顶棚里落下一摞线装书来。
这可是好东西，我一看，有一本《史记》、一本《薛仁贵征东》、一本《绿牡丹》、一本《济公传》、一本《施公案》…。
于是，这一晚上，我们三人几乎没有睡觉。
伟人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队也得相应，买了一大堆马列，可是没有一个人看，于是我把它全都借了来，记得有《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当然了，对于我这个小学五年级水平的读者来说，这和看天书也差不太多，幸亏大队来了一批市里的下放干部，我就经常去请教他们，获益匪浅。记得这些下放干部里边有一位叫做宋柏的，后来成了北京市市委党校的一名副校长。
至于手抄本，那是我到煤矿机械厂以后才看到的。刚进厂的时候住30人的大宿舍，各种手抄本听说了不少，唯一动手抄了一部分的就是那本有名的《曼娜回忆录》，又叫《少女之心》。那时候，这本书是禁书，越是禁书大家越好奇，所以就只能排着队抄。其实这本书无非也就是一些性描写而已，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无异于给性饥渴的人们送来了一杯龙井茶。但是遗憾的是，我手抄的那部分，现在早已经不知道扔到了哪里。

四十一、插队过的农村

我是在下乡50周年那天去的我原来去过的农村。我比老农下乡的时间晚了几个月，1969年8月5日下乡，比老农却早返城了5年，1974年1月就返城了。
我下乡时的农村，也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但大部分都不是稻田，而是玉米地。我们只在1971年种过水稻，1972年大旱就不种水稻了。虽然一路上想象着当时的村容村貌，但是下车以后，却感到大不相同了。
下了汽车，东边的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我认出来这里应该是原来的大队部。但是原来里边是平房，现在变成了一座小楼。几个年轻人正在院里干活，而我根本是认不出来他们是谁。没有办法，我只有去问问他们了。
“请问，你们中有谁是原来一队的呀?”
几个人停下了手中的活，然后都指着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他爸爸原来是一队的。”
“你爸爸叫什么?”我问。
“曹大全”，年轻人说。
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曹大全是曹万忠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我在村里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曹万友在哪住呀?”,我问，曹万友是曹万忠的三弟，曹大全的三叔，这个孩子的三爷爷，我的好朋友。
“在村西头”，那个年轻人说。
我想先到村东看看，一会儿再去看曹万友。
再往东走，一处二层楼房的门洞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半大老头，我认出来了，老太太是我原来住过的房东家的女主人，半大老头是他的儿子，应该比我小七八岁，那时候是个半傻不捏的孩子，小名就叫傻子。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我问。
老太太看了我半天，“我是广军”，我说。
“那时候你是圆脸，现在怎么变成长脸了?”老太太疑惑地说…。
告别老太太后，掉头向村西曹万友家走去，走到车站附近，豆大的雨点打来，没带雨伞，正好公交来了，我只好向车上跑去…

四十二、往事如烟(一)

老农说“我的家庭是个平平淡淡的劳动人民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饮食公司的小干部，认得一些字，常常写一写报告什么的，母亲在家操劳家务。”比较起来，我佛的家庭也是个平平淡淡的劳动人民的家庭，只不过，我佛的家庭地位比老农更低一些。父亲是一个搞有色金属冶炼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个体户，只不过公私合营的时候，因为作为私的一方，跟公，也就是冶炼厂合进去了1650元资本，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十六七万吧，就成了资本家。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也就是初小，除了给我爷爷偶尔写封信，我没看见过他写过别的东西。我母亲是和老农的母亲一样，在家操劳家务。
我小时候，父亲连一本书都没有，我看的书都是大哥的。大哥到初中毕业就离开学校工作去了。不过分配他的工作并不理想，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商店，当时我们叫做一社的地方卖水果。后来他很郁闷，就天天翻看报纸上的广告。因为他给家里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我从认字以后也每天看的。一天他看到广告上有个印刷学校招生的消息就报了名，毕业以后，他就被分配到印刷机械厂铸字车间当了工人，后来还成了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孩子多，妈妈也照顾不过来，所以我就被送到了幼儿园。但是当时的幼儿园主要就是玩儿，顶多就是做些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不像现在的幼儿园，语文数学甚至还有外语。
我是61年读的小学一年级，比老农小两届。一年级时学校离家不远，但是二年级全班就被转到远一点的新建校了，到了五年级全班又被转到更远一点的新建校去了。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老太太，以后每年都换班主任，一直到四年级，班主任基本都是老太太，即马老太太、王老太太、陈老太太和毕老太太四位。
跟老农的体会一样，那时吃饭是大问题。有个星期日，父亲不知到哪里捞了很多蛤蜊给我们改善伙食。母亲则经常带我到郊区去寻找野菜，回来给我们做一些玉米面野菜馅的团子吃。有时候，母亲还会买一些叫做代乳粉的东西，掺到面里给我们烙饼吃。但是我长大了后才知道，真正最惨的是在老家的姥爷和爷爷，他们先后在61、62年不到70岁时就去世了，这应该与缺乏营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十三、往事如烟(二)

1965年下半年，我们班整班又转到新建校读五年级。五年级的班主任不再是老气横秋的老太太，而是一位帅气的小伙子李欣老师。实事求是讲，我在小学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直到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能遵守课堂纪律。当然，刚上课时我会很老实，按照当时的课堂要求手背后，眼睛看着老师，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一旦我听明白了老师这堂课讲的什么内容，也就是我会了，我就开始嘚瑟，主要就是得得得地跟同学讲话。五年级开学这天也是如此，我听了李老师讲了半节课，觉得我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嘚瑟起来。
嘚瑟也要嘚瑟的有水平，我看着李老师的长相，觉得他和《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关云长简直能有一拼，于是学着评书里的口吻对同桌一位叫肖桂珍的女生讲:“话说李老师一走进教室，就惊呆了同学们的双眼，只见他身高一米八零，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
讲着讲着，我觉得不对头，因为开始时肖桂珍虽然面对着黑板，但还是有点儿向我这边侧着，显然也爱听我说评书，但是现在她突然把脸向外侧扭了过去，像是一点儿也不听了。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有位中年妇女站在我后边。
“你是谁？”我问中年妇女。
“英子胡同小学校长孙凤英!”那位中年妇女答道。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心想。
“跟我到校长室来”，孙校长说。
我只得跟在孙校长屁股后边屁颠屁颠地到了校长室。
到了校长室以后，孙校长让我背《小学生守则》，这点事当然难不倒我了，我立刻一字不落的背了出来。
孙校长见没有难倒我，更生气了:“明知故犯，放学后到班主任那承认错误，否则请家长!”
放学后，我到了教师办公室，准备迎接李老师的暴风骤雨。没想到，他看见我显得很平静，放下手里的课本之后对我说:“我教你弹一会儿风琴吧。”那时上音乐课没有钢琴，只有风琴。于是他就叫我和他一起坐在风琴跟前，教我弹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又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小说《古城春色》，说:“借你一本书看看，看完别忘了还给我。”

四十四、往事如烟(三
班主搬任李欣老搬师教我们语文、算数和大字、珠算这些课程。除此之外，他还在自习课上教我们学习了一些歌曲。李搬老搬师是中师毕业，在工作的同时，他还在上着电大的课程，有时候，他在自习课上给我们读一些电大的课文，记得比较长的一篇是关于劳动模范赵梦桃的故事。下课的时候，李搬老搬师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做游戏，比如跳绳等。那一年冬天，雪下的非常大，星期日，他和我们一起到天坛公园打雪仗，我们用雪球拽他，他也用雪球拽我们，玩儿的不亦说乎，根本分不出谁是老搬师，谁是学搬生，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和我们学搬生打成了一片。
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搬震，震中烈度10度。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教室里自习，李搬老搬师坐在教室前边为我们批改作业。忽然，教室里的管灯强烈摇晃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瞪着眼睛看着李搬老搬师。李搬老搬师告诉我们“这是地搬震，请从门口的同学开始，大家排着队马上离开教室。”
我们立刻站起来，按照李搬老搬师的话，从门口的同学开始，排成一行，迅速离开了教室。从此，我不仅知道了地搬震这种自然现象，也从李搬老搬师的镇定指挥中学会了灾搬难降临时的自保方式。
到了夏天，李搬老搬师带着一个脚蹼，带着我们一起到龙潭湖游泳场学习游泳，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游泳这项体育运搬动。
那时候，我还不是少先队员，但是我经常看到李搬老搬师指挥学校少先队鼓乐队的同学们进行鼓乐练习。在李搬老搬师的帮助下，我终于在五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1966年文化大革搬命开始了。当时，我们学校孙凤英校长号召学搬生给领搬导和老搬师写大字报提意见。我看了一遍大家写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觉得很没意思。星期日，我从家走了20里地到北搬京大学看聂元梓写的大字报，回来以后，我用孙凤英让我背小学搬生守则和李搬老搬师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教育我和我们班同学进行对比，认为孙凤英是我们学校的走搬资搬派，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搬级的教育路线，于是就写了一张《向我校走搬资搬派孙凤英开火》的大字报帖在学校里，引起了轩然大搬波。
李欣老搬师也看了我写的这张大字报，并找我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