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寂寞
寂寞是一个高雅的人所独有的，庸人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
庸人永远停留在第一层次上，首先要求饱，人吃不饱饭，一切无从谈起，其次要有地住，没有地方住，谈不上是人，只是动物，再次要有衣服穿，没有衣服穿冬天会冻死。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无尽的，吃饱以后要吃好，吃好以后要吃的有档次，住也如此，住了平房想楼房，住了楼房想别墅。穿衣亦如此，穿暖和了以后要穿的漂亮，穿的漂亮了要穿的上档次，庸人都这样想，庸人之间有的只是攀比，不会有寂寞。
一个高雅的人在饿不死的情况下就要追求精神生活，老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才有了《醉清风》，因此老农才有了寂寞。
寂寞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同于流俗。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成了圣，成了贤，一定是寂寞的。但是圣贤追求的是更高的境界了，也就是丰子恺说的灵魂生活，即对于宗教、信仰、哲学等方面的追求和需求。
在中国，圣贤就是指孔子、孟子等人，孔子是寂寞的，虽然他有3000弟子，72贤人，但除了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即便周游列国，也没有人拿他当过一棵葱，所以他很寂寞，直到获麟而死。
但是中国圣贤寂寞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圣贤研究的是人事，不是鬼事，研究的是人的伦理道德，而不是人的灵魂归属。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吗。洋人的圣贤则不同了，他们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更甚，研究的不是活着时候的事，而是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人的灵魂究竟如何得到解脱。譬如释迦牟尼，他本来是净饭国的王子，可以说是要啥有啥，享尽人间富贵，可是他就是不满足，因为他很寂寞。释迦摩尼的寂寞不是表面的寂寞，而是精神深处的寂寞。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想了多少年，终于顿悟，成了佛祖。
我佛是个庸人，但是我佛发现庸人有时候也会寂寞，因为我佛有时候也会寂寞。那就打破了我佛在文首的论断，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佛想，圣贤也是会传染吧，譬如圣贤通过老农那样的媒介，也许会把寂寞传染给我佛呢。

三十五、经风雨
记得伟人曾经说过“要经风雨”，如今我佛已经七张了，仔细想想，也算经历过几次风雨。
第一次经风雨，是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地里的庄家都熟了，黄腾腾的到处都是待收的老玉米。我们那天下午就是到离村最远的大斜子那块地里去收老玉米。
从我们村到大斜子大约有5里地，再往南过了凤港减河就是大兴县的牛坊村了。那天是个大晴天，大家嘁哩喀喳地把地里的玉米都掰了下来，用背筐装满了马车拉回了生产队，收拾收拾就等着回家了。忽然，晴朗的天空布满了乌云，一阵邪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的刮了过来，不仅把人刮得东倒西歪，瞬间衣服竟已湿透。
“不对,有雹子!”那雹子就像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劈头盖脑的砸了下来。幸亏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柳条编的背筐，没有人下命令，全都把背筐倒扣在脑袋上，甩开脚丫子，拼着命的往家跑。
脑袋安全了，攥着背筐把的两只手却被雹子砸的生疼。跑到家以后，不仅没有出汗，身上还冷的打哆嗦，只好钻进被窝，躺了个把钟头，才缓了过来。
1997年的时候，我买了一辆飞鸽牌二八大扛自行车。那时候我在东郊(东四环)的英家坟上班，家在西郊的玉泉山北面(西五环），虽然办公室有床，不用天天回家，但回一次家骑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到了夏天，骑车回家时遇到风雨那是家常便饭，虽然我并没有带任何雨具，但是不管遇到多大风雨，照骑不误。
还有一次在门头沟的珍珠湖划船，船划到湖中央，也像在广阔天地时遇到的那次一样，晴朗的天空突然变脸，风雨裹着指甲盖大的雹子瞬间而至。急忙往岸边划，幸亏岸边有一座像学校教室那么大的一间房子，里面挤满了匆匆赶来的游客，才使我们化险为夷。
这些都是年轻时遇到的事，好汉都不能提当年勇，何况我佛哪里敢称自己是一名梁山那样的好汉呢?所以现在对风雨还是有了那么一些恐惧，譬如按原来的计划我佛这时候应该在吉林玩儿呢，可是因为风雨，只好打了退堂鼓，等没有风雨的9月再说吧!

三十六、数字的忌讳
看了一下，老农说的数字忌讳，主要忌讳的是一种谐音。譬如“四”，谐音就是“死”，当然是要忌讳的了。
其实不仅是“四”，许多南方人，说“四”和“十”发音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只会发“S”的音，不会发“Sh”的音，所以“四”是“死”， “十”也是“死”。如果让他们说:“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他们会说成“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这当然是忌讳了。
而老外对数字的忌讳和我们不同，他们不是因为谐音而忌讳，而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忌讳。譬如老外忌讳13，这是因为耶稣最后晚餐的出席人数为13人，其中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事件被视为不幸的开始，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数字13带来了不幸。特别是在星期五的13号，这种不吉利的感觉更为强烈，因为耶稣就是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北方人忌讳250，其实也不是谐音，到有点像西方人忌讳13，但不是宗教的原因，而是有其他历史典故，仅举三例:
一、一个秀才晚年膝下添得双丁，一个叫做成事，一个叫做败事。一天，秀才去赶集，吩咐妻子在家督促二子写字，大的写三百，小的写二百。”秀才赶集回来之后询问二子在家用功如何，老婆回答道：“写是写了，不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个都是二百五！”
二、战国苏秦在齐国被杀，齐王想了一条计策，让人把苏秦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旁边贴着一道榜文说：“苏秦是个内奸，杀了他黄金千两，望来领赏。”榜文一贴出，就有四个人声称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这可不许冒充呀！”四个人又都咬定说自己干的。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三、唐朝时京兆尹权势很大,出巡时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在最前开路的小吏原为一员,官名叫喝道伍佰，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竿赶开路人。后来，喝道伍佰增为二员，但长安群众并没有以两个伍佰称他们，反而说他们是共称伍佰，于是每人就被称为二百五。
还有其他一些典故，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三十七、躺着想
老农想问题的方式和我相同，躺着想。
如果不躺着想，抽烟也好，喝茶也好，不是不可以，但那是想简单的问题的时候，譬如下乡的时候和在工厂干活的时候，想问题就是要抽烟。当然，在下乡的时候是用眼袋锅抽一袋旱烟，在工厂干活的时候是点一颗香烟。但是到学校当教师以后，就不能抽烟想问题了。倒不是像老农所说的自以为是文化人，能抵挡住外部的不良诱惑，所以不抽烟，而是因为教师办公室不允许抽烟。那就只有喝茶了，差喝多了，不断地上厕所了。
但是想复杂的问题，必须要躺着想。什么是复杂的问题呢?我佛所遇到过的所谓复杂问题，一个就是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譬如当官的，我佛不喜欢拍他们的马屁，因此免不了要遭受一些打击报复。再就是同事之间，我佛不喜欢张三长、李四短的嚼舌根子，但是免不了人家嚼你的舌根子，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非躺着想想不清楚。
有些有趣味的问题也是需要躺着想的。举个例子，譬如说作诗，就需要躺着想。为什么作诗需要躺着想，首先因为作诗需要灵感。优秀的诗人，说实话，是需要天才的。譬如李白，就是个天才。天才的灵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只要看见什么，那好词就像老鼠进了磁坛子，源源不断的就咬出来了。没有天才，就得去寻找灵感，没有灵感是写不出好诗来的。即便是杜甫，都是如此。所以李白戏谑杜甫说:“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像我佛这样的俗人，想要写首诗，更得要苦苦的寻找灵感了，站着找不着灵感，只好躺下去找吧。即便是有了灵感，还是不行。因为作诗需要用诗的语言，按诗的格律去写，写出来不禁要合辙押韵，语言还要优美，意境还要高远，否则叫码字，不叫诗。譬如白话诗，我佛就看不懂，不知道啊、啊、啊了半天，即不合辙，也不押韵，怎么能叫诗呢？
大家都知道推敲的典故，唐代诗人贾岛骑着驴作诗，得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第二句的“敲”字又想改用“推”字，犹豫不决，就用手做推、敲的样子，无意中碰上了韩愈，向韩愈说明原委。韩愈想了一会儿说，用“敲”字好。作诗时每个字都要推敲，躺着去推敲，无疑效果最好。
所以我佛很少作诗，因为作诗需要躺着想，太累!

三十八、我的怪癖
我佛与老农在一点上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对足球没有太多的兴趣。这一点我可以引用我另外一位朋友的话来表述，那就是“挺大人让个球弄得迷离塌哄的，没劲!”
巧的是，我岳父和老农的岳父一样，也是个足球迷。卒年97岁，生前非常爱看足球。每到世界杯，不管什么钟点，都坐在电视机前瞪着眼睛看电视。然而，从我第一次与老岳父见面到他逝世，长达三十余年，不要说我看到过他踢足球，就是摸，我也没看见过他摸一下足球，怎么就对看足球有那么大的瘾呢?
我也不爱打麻将，当然，年轻时有时候打打扑克牌解解闷儿，但是从来不爱打麻将。
但是我在一点上与老农略有差别，那就是我还是喜欢旅游的。
原因大概就是我年轻时从来没有过出差的机会，因此外地去的很少，总是渴望着到外地去转一转。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那就是退休以后，用双脚把中国量一遍。为此我做过很多攻略，总的路线是北京→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南昌→合肥→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海口→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拉萨→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北京。但是退休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个攻略成了纸上谈兵。
从去年10月开始，已经退休十年，古稀之年，做驴友，只能是梦中或下辈子了。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毕竟每天还能走个十里八里的，于是我就想乘火车实现这个梦想，至于乘飞机，那就免了吧。我乘过两次往返的飞机，一次是乌鲁木齐，一次是拉萨，但是我不喜欢乘飞机，一是除了云彩，看不到什么风景，二是飞机不落地，心也就不落地。可以说中国最远的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但是其他的地方就去的太少了。去年以前，外省只去过河北、上海、江苏的苏州和无锡、浙江杭州、山东和辽宁的大连。所以我做了个五年攻略，争取五年内乘火车把中国的主要城市都转一转。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太难，我不喜欢跟团，因为旅行社制定的攻略往往和我的攻略不一致，但是我又找不到伴。爱人和老农一样，由于年轻时总出差，所以现在哪都不想去。原计划8月份去长春，已买好了票又因故停运，只好拖到9月份再去逛秋景吧。

近几年极少登陆快乐吧，今天拜读大作，如鱼得水……！

三十九、真正的十八岁
老农下乡那一年是虚岁十八岁，第二年才是真正的十八岁。而我下乡时比老农还要小一岁，到第三年才是真正的十八岁。
我下乡时可是没有当生产队长的野心，因为我刚下乡时，挣得才是小孩分，第二年是妇女分，第三年，也就是我真正十八岁那一年，挣得才是整劳动力分。
我是在下乡的第一年秋后，也就是农闲，而不是农忙的时候学会的犁田。与老农不同的是，我们那里犁，也叫做耕的是旱田，而不是水田，所以又叫做耕地，而不叫做犁田。耕地用的牲畜是黄牛，而不是水牛。耕具叫做双轮双铧犁，就是有两个大铁轮子，中间有两个犁铧的铁犁。双轮双铧犁全部是铁的，比木质的犁要重的多，一两头牛是拉不动的，所以必须用三头牛来拉。人也是两个人，一个在前边牵着牛，一个在后边扶着犁。我是前边牵牛的，队长的哥哥张万良，我们叫他老齐头子是后边扶犁的。其实牛很听话，根本就不用牵，所以后来我就不在前边牵牛了，而是和老齐头子轮流在后边扶犁。这样我们就能一人干活，一人歇着，比下地干其它活儿的人轻松多了。
老齐头子是贫农，我跟着他不仅学会了犁田，还学会了抽烟，当然是旱烟，不是香烟，但是我的抽烟史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另外，我还跟老齐头子学会了一些小调，例如《高粱地》。
北方不同于南方的是冬天土地会上冻，叫做“小雪封地”，小雪以后，就耕不了地了，所以我们只能去干别的农活了。在给凤港河清淤的时候，我听说老齐头子死了，他是在家里拿着一张烙饼吃的时候死的，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肯定是心脏病或脑血管破裂之类的疾病所致。
我真正十八岁的时候，正在顺义后沙峪温榆河工地上挖河，在那以前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九一三时间，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就在我生日前后(10月28日)，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工地上紧急集合，说是传达中央文件，地富反坏右不许参加，然后就给我们传达了那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情。
从温榆河工地上回来以后，已经到了农闲时间，这也是北方和南方的不同之处。农闲的时候，社员也要出工，都挤在小队部里学习，念文件或者念报纸的人就是我，所以我是从那时候起被贫下中农当成了文化人的。

四十、手抄本
老农那个《无头骑士》手抄本我还真没见过。
下乡以后，我几乎和书本绝了缘，每天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就是每个生产队必须订阅的北京日报。每天邮递员把报纸送到大队部，看大队的人用圆珠笔在报纸的角上写上一队、二队…的字样，各生产队谁去大队部办事就把本队的报纸取回来放到小队部的桌子上。夏天农忙的时候没人看报纸，到了农闲时报纸就成了识字人的宝贝，一刮风下雪出不了门，队长就让大伙学习，也就是让我给大家读报纸。九一三事件以后那个冬天，除了读报纸，就是读中央红头文件。
三队的曹大力要盖新房，他是我和大圣的哥们，那天他就叫我和大圣到他家去住一晚，因为他家的老房子第二天就要拆了，他母亲和妹妹已经搬出去住了。我到他家一看，他家的顶棚上有个窟窿，我就找了一根竹竿攉拢起来。
“啪!”顶棚里落下一摞线装书来。
这可是好东西，我一看，有一本《史记》、一本《薛仁贵征东》、一本《绿牡丹》、一本《济公传》、一本《施公案》…。
于是，这一晚上，我们三人几乎没有睡觉。
伟人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队也得相应，买了一大堆马列，可是没有一个人看，于是我把它全都借了来，记得有《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当然了，对于我这个小学五年级水平的读者来说，这和看天书也差不太多，幸亏大队来了一批市里的下放干部，我就经常去请教他们，获益匪浅。记得这些下放干部里边有一位叫做宋柏的，后来成了北京市市委党校的一名副校长。
至于手抄本，那是我到煤矿机械厂以后才看到的。刚进厂的时候住30人的大宿舍，各种手抄本听说了不少，唯一动手抄了一部分的就是那本有名的《曼娜回忆录》，又叫《少女之心》。那时候，这本书是禁书，越是禁书大家越好奇，所以就只能排着队抄。其实这本书无非也就是一些性描写而已，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无异于给性饥渴的人们送来了一杯龙井茶。但是遗憾的是，我手抄的那部分，现在早已经不知道扔到了哪里。

四十一、插队过的农村

我是在下乡50周年那天去的我原来去过的农村。我比老农下乡的时间晚了几个月，1969年8月5日下乡，比老农却早返城了5年，1974年1月就返城了。
我下乡时的农村，也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但大部分都不是稻田，而是玉米地。我们只在1971年种过水稻，1972年大旱就不种水稻了。虽然一路上想象着当时的村容村貌，但是下车以后，却感到大不相同了。
下了汽车，东边的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我认出来这里应该是原来的大队部。但是原来里边是平房，现在变成了一座小楼。几个年轻人正在院里干活，而我根本是认不出来他们是谁。没有办法，我只有去问问他们了。
“请问，你们中有谁是原来一队的呀?”
几个人停下了手中的活，然后都指着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说:“他爸爸原来是一队的。”
“你爸爸叫什么?”我问。
“曹大全”，年轻人说。
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曹大全是曹万忠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我在村里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现在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曹万友在哪住呀?”,我问，曹万友是曹万忠的三弟，曹大全的三叔，这个孩子的三爷爷，我的好朋友。
“在村西头”，那个年轻人说。
我想先到村东看看，一会儿再去看曹万友。
再往东走，一处二层楼房的门洞里，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半大老头，我认出来了，老太太是我原来住过的房东家的女主人，半大老头是他的儿子，应该比我小七八岁，那时候是个半傻不捏的孩子，小名就叫傻子。
“您好，您还认识我吗?”我问。
老太太看了我半天，“我是广军”，我说。
“那时候你是圆脸，现在怎么变成长脸了?”老太太疑惑地说…。
告别老太太后，掉头向村西曹万友家走去，走到车站附近，豆大的雨点打来，没带雨伞，正好公交来了，我只好向车上跑去…

成片的玉米地我没见过，只是在小说上看到高粱地，高粱地一望无边，对上眼的男女往往在高粱地里整，也不知真假。我返程后曾经去过三次乡下，现在都不种地了，也不知道哪来的生活来源，也有人养螃蟹养鱼的，很多老人都故去了，当时还是小孩的现在已经是爷爷或者奶奶了，时光如梭。

四十二、往事如烟(一)

老农说“我的家庭是个平平淡淡的劳动人民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饮食公司的小干部，认得一些字，常常写一写报告什么的，母亲在家操劳家务。”比较起来，我佛的家庭也是个平平淡淡的劳动人民的家庭，只不过，我佛的家庭地位比老农更低一些。父亲是一个搞有色金属冶炼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个体户，只不过公私合营的时候，因为作为私的一方，跟公，也就是冶炼厂合进去了1650元资本，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十六七万吧，就成了资本家。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也就是初小，除了给我爷爷偶尔写封信，我没看见过他写过别的东西。我母亲是和老农的母亲一样，在家操劳家务。
我小时候，父亲连一本书都没有，我看的书都是大哥的。大哥到初中毕业就离开学校工作去了。不过分配他的工作并不理想，是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商店，当时我们叫做一社的地方卖水果。后来他很郁闷，就天天翻看报纸上的广告。因为他给家里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我从认字以后也每天看的。一天他看到广告上有个印刷学校招生的消息就报了名，毕业以后，他就被分配到印刷机械厂铸字车间当了工人，后来还成了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孩子多，妈妈也照顾不过来，所以我就被送到了幼儿园。但是当时的幼儿园主要就是玩儿，顶多就是做些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游戏，不像现在的幼儿园，语文数学甚至还有外语。
我是61年读的小学一年级，比老农小两届。一年级时学校离家不远，但是二年级全班就被转到远一点的新建校了，到了五年级全班又被转到更远一点的新建校去了。一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个老太太，以后每年都换班主任，一直到四年级，班主任基本都是老太太，即马老太太、王老太太、陈老太太和毕老太太四位。
跟老农的体会一样，那时吃饭是大问题。有个星期日，父亲不知到哪里捞了很多蛤蜊给我们改善伙食。母亲则经常带我到郊区去寻找野菜，回来给我们做一些玉米面野菜馅的团子吃。有时候，母亲还会买一些叫做代乳粉的东西，掺到面里给我们烙饼吃。但是我长大了后才知道，真正最惨的是在老家的姥爷和爷爷，他们先后在61、62年不到70岁时就去世了，这应该与缺乏营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十三、往事如烟(二)

1965年下半年，我们班整班又转到新建校读五年级。五年级的班主任不再是老气横秋的老太太，而是一位帅气的小伙子李欣老师。实事求是讲，我在小学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直到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入少先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能遵守课堂纪律。当然，刚上课时我会很老实，按照当时的课堂要求手背后，眼睛看着老师，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一旦我听明白了老师这堂课讲的什么内容，也就是我会了，我就开始嘚瑟，主要就是得得得地跟同学讲话。五年级开学这天也是如此，我听了李老师讲了半节课，觉得我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嘚瑟起来。
嘚瑟也要嘚瑟的有水平，我看着李老师的长相，觉得他和《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关云长简直能有一拼，于是学着评书里的口吻对同桌一位叫肖桂珍的女生讲:“话说李老师一走进教室，就惊呆了同学们的双眼，只见他身高一米八零，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
讲着讲着，我觉得不对头，因为开始时肖桂珍虽然面对着黑板，但还是有点儿向我这边侧着，显然也爱听我说评书，但是现在她突然把脸向外侧扭了过去，像是一点儿也不听了。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有位中年妇女站在我后边。
“你是谁？”我问中年妇女。
“英子胡同小学校长孙凤英!”那位中年妇女答道。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心想。
“跟我到校长室来”，孙校长说。
我只得跟在孙校长屁股后边屁颠屁颠地到了校长室。
到了校长室以后，孙校长让我背《小学生守则》，这点事当然难不倒我了，我立刻一字不落的背了出来。
孙校长见没有难倒我，更生气了:“明知故犯，放学后到班主任那承认错误，否则请家长!”
放学后，我到了教师办公室，准备迎接李老师的暴风骤雨。没想到，他看见我显得很平静，放下手里的课本之后对我说:“我教你弹一会儿风琴吧。”那时上音乐课没有钢琴，只有风琴。于是他就叫我和他一起坐在风琴跟前，教我弹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他又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小说《古城春色》，说:“借你一本书看看，看完别忘了还给我。”

四十四、往事如烟(三
班主搬任李欣老搬师教我们语文、算数和大字、珠算这些课程。除此之外，他还在自习课上教我们学习了一些歌曲。李搬老搬师是中师毕业，在工作的同时，他还在上着电大的课程，有时候，他在自习课上给我们读一些电大的课文，记得比较长的一篇是关于劳动模范赵梦桃的故事。下课的时候，李搬老搬师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做游戏，比如跳绳等。那一年冬天，雪下的非常大，星期日，他和我们一起到天坛公园打雪仗，我们用雪球拽他，他也用雪球拽我们，玩儿的不亦说乎，根本分不出谁是老搬师，谁是学搬生，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和我们学搬生打成了一片。
1966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北纬37度32分，东经115度03分）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搬震，震中烈度10度。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教室里自习，李搬老搬师坐在教室前边为我们批改作业。忽然，教室里的管灯强烈摇晃了起来，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瞪着眼睛看着李搬老搬师。李搬老搬师告诉我们“这是地搬震，请从门口的同学开始，大家排着队马上离开教室。”
我们立刻站起来，按照李搬老搬师的话，从门口的同学开始，排成一行，迅速离开了教室。从此，我不仅知道了地搬震这种自然现象，也从李搬老搬师的镇定指挥中学会了灾搬难降临时的自保方式。
到了夏天，李搬老搬师带着一个脚蹼，带着我们一起到龙潭湖游泳场学习游泳，从此，我就喜欢上了游泳这项体育运搬动。
那时候，我还不是少先队员，但是我经常看到李搬老搬师指挥学校少先队鼓乐队的同学们进行鼓乐练习。在李搬老搬师的帮助下，我终于在五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1966年文化大革搬命开始了。当时，我们学校孙凤英校长号召学搬生给领搬导和老搬师写大字报提意见。我看了一遍大家写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觉得很没意思。星期日，我从家走了20里地到北搬京大学看聂元梓写的大字报，回来以后，我用孙凤英让我背小学搬生守则和李搬老搬师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教育我和我们班同学进行对比，认为孙凤英是我们学校的走搬资搬派，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搬级的教育路线，于是就写了一张《向我校走搬资搬派孙凤英开火》的大字报帖在学校里，引起了轩然大搬波。
李欣老搬师也看了我写的这张大字报，并找我谈话。

四十五、往事如烟(四)


我将我写大字报时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李卝老卝师，李卝老卝师没有表态，让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见墙上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内容同样是向孙凤英开火，但写的比我更有水平，更有说服力，大字报的署名就是李欣。
我们班，也就是五二班的很多同学都表示支持，其中除了我之外，还有班长张庆科、中队长张和平，我们三个人被称为“三张”。
也有人反卝对，支持孙凤英，但我们班反卝对的人只有郭慧普，虽然他和我一样只是一名普通同学，不是班干卝部，但是他爸爸在公卝安局工作，他母亲在国际俱卝乐卝部工作，在同学中还是多少有些影响力的。其余支持孙凤英的就是五一班的一些同学和几名老卝师。
学校乱卝了几天，忽然间工作组来了，宣布学卝生放假，老卝师不放假，继续搞文化大革卝命。
我和张庆科、张和平等同学不愿意放假，因为我们知道，放假以后，李卝老卝师得不到我们的支持，很有可能挨整。因此我们就在学校坚守，不回家。学校派看大门的工友张华老卝师傅把我们往校外赶，我很气愤，就质问张华:“孙凤英是走卝资卝派，你为什么要听她的话，赶我们?”张华说:“谁给我发工卝资我就听谁的。”我不听他那套，就是不出校门。这时一个叫高桂英的女老卝师挺着大肚子也来拽我，我一挣蹦，把她摔了一个大马趴。张华又来赶我，我没有老头劲儿大，终于被赶出了校门。
“咣当”一声，大门被卝关上了，我虽然仍不甘心，也只得背着书包回家了。
到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好好吃饭，吃完饭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咱娘俩回老家!”
“回老家?”这可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记得1963年暑假的时候，妈妈回老家，我也要跟着去，可是妈妈不带我去，为了让我安心在家，妈妈答应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去到电影院看一次电影，这次我没要求，妈妈竟然主动要带我回老家，我还一次没去过那，真想跟妈妈一起去回老家看看。
“人逢喜事精神爽”，妈妈要带我回老家，高兴的我屁颠屁颠的，学校那点破事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

四十六、往事如烟(五)

我佛老家在河北省枣强县张郝村，离北京600里地，本来也没多远，但那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坐火车需要转一次车，还要转长途汽车，下了汽车还需要步行，所以大约需要将近一天一夜的时间。火车硬座票是6.7元一张，学生半票，即6:35元，我和母亲就需要花10.05元，据后来搬到我们院在北京局古冶段开火车的钟师傅说，当时火车硬座的票价是1公里0.017元。那时候，老百姓只能坐硬座，只有当官的才能坐卧铺，譬如县长、团长可以坐硬卧，司长、局长可以坐软卧。老百姓别说帮没钱，就是有钱也不卖你卧铺票。当时从北京发车的火车站，客车主要就是北京站和永定门站，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南站，火车主要是广安门站。北京站主要发的是快车，譬如直快或特快，就是现在Z字头的火车和T字头的火车，永定门站主要发的就是只有数字的普通列车。我母亲带着我到永定门站乘上了晚上十点多开往石家庄方向的普通列车，到了石家庄站下车又走过天桥，转乘了开往衡水方向的普通列车。到了衡水以后，又到长途汽车站转乘开往枣强县城的长途汽车。
前两天刚下过雨，雨过天晴，温度很高，湿度也很大，但是对于我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并不感到难受。但是那时候后从衡水到枣强还没有柏油路或水泥路，即便是长途汽车走的也是一条土路，虽然只有几十里地，但是坑坑洼洼的路面使得汽车也只能像老牛车似的慢慢蠕动。汽车经过一个叫做肖张的村庄，听说这里就是小说《平原枪声》里的肖家镇，没想到汽车右侧的前车轮陷到了一个泥潭里，司机怎么开也开不出来。这时候，从村里来了一帮老乡，有的手里拿着铁锹，有的手里抱着柴禾。他们用铁锹把车轮下面的软泥挖了上来，又把柴禾垫到了车轮下面，然后都跑到车后面，司机一打轮，大家就一起用力推车，终于使汽车开出了泥潭，安全到达了枣强汽车站。
到了枣强汽车站之后，我跟着妈妈又走了八里地，才来到老家张郝村。
远远望去，这是大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从村子的东南进村，往北走了没有多远，当走到一条死胡同尽头的时候，向东开的一个大门就是我家。
进了大门一看，里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