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上西部）
提起东部，人们就知道是设在柴达木盆地东部大柴旦的物探处。而西部则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它是泛指柴达木盆地的西部地区和设在这个地区开展综合性勘探开发的油田组织机构。从1965年下半年起，青海石油管理局组织了一个领导班子——西部勘探指挥部，抽调了近千各路人马组成的综合性队伍，在小梁山和尖顶山一带开展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大会战。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把盆地西部地区和这个石油组织机构统称为“西部”了。到了66年6、7月曾经在小梁山打出了一口日喷千吨的油井，当时局报社还发了很是鼓舞人心的“号外”。后来这口井又没有多少油了，队伍又转移并驻扎在尖顶山，在那里打了一批勘探开发井，建了厂房等设施。67年又把大部分人马撤回了冷湖，在尖顶山只留了百十人的采油队和综合服务人员。那时尽管文化大革命很混乱，但是生产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大部分人该干啥还是干啥。晚上开会批斗当权派，白天照样搞生产。许多重大的生产部署也不知道谁做出的。当时在五号盖了许多房子，从西部撤回来的人都住在那里。到了69年刚过完春节，突然传达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大会小会动员要把会战的队伍重新拉上西部的花土沟地区。从老芒崖到油砂山、花土沟这一带储油构造很多，50年代是青海石油管理局找油主战场，曾有数万石油工人在那里会战过。后来冷湖地中4井打出了高产油井，会战人马全都撤回了冷湖，现在因为冷湖油不多，又要重上西部花土沟。想想青海的石油工人为了找油在那困难的年代忽东忽西多能折腾，为此吃了多少苦！
这次重上西部，据当时的军管会代表动员说主要是从战备因素考虑的，那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说柴达木西部是真正的三线，一旦打起来内地的油田肯定要遭到破坏。所以要靠在这里的油发挥大作用呢。那时人们可是听话的很，尽管还闹着派性，但听说是毛主席号召建设三线，就把一切都抛在九霄云外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一声令下，上千石油工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赴新大战场了！

（初上花土沟）
一番思想动员之后，驻扎在冷湖的西部职工队伍，在69年春节刚过，就开始陆续开赴花土沟了。初上花土沟的先锋要算是3288钻井队的职工了。69年3月3日，我所在的作业队十几名职工带着两顶帐篷和行李乘大卡车从冷湖出发了。经过7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离花土沟不远处的油砂山，看到那里有许多过去建的被废弃多年的土坯房和那个当年为纪念殉职石油职工所建的烈士纪念塔。这时已经刮起了大风，而司机还不知道花土沟在什么地方，这时突然看到正前方冒起了冲天的浓烟，是这股浓烟起了向导的作用。于是朝着浓烟方向开去，到了跟前才看清此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已建搭起了3顶帐篷，离帐篷几十米的一个原油池着了火。原来这3顶帐篷房正是3288钻井队两个先锋班的同志们还有两个炊事员早我们几天来这里选定地址搭建的，其中一个是临时做灶房用的。
3288队的同志帮我们顶着大风搭起了帐篷房，使我们晚上有了住宿歇脚的地方。帐篷刚搭好，风就刮得天昏地暗，简单吃了点东西就睡觉。刚去花土沟的那一个月，天气很有规律，几乎每天下午两点开始刮沙尘暴，能见度不足两米，所有人只能钻到被窝里躲避，一直要等到天快黑沙尘暴才能停下来。从我们上来这天开始每天都有几十个人陆续开上来。因为天气原因，基本是下午睡觉上午抓紧时间干活，先后搭建起了能供几百人开伙的食堂以及简易工房、库房等临时建筑设施。进入4月份以后天气渐渐正常了，人数也有四五百号了。又用一个多月时间抢建起了一座300多平米的发电房，一切都迅速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4月上旬时党的九大召开了，数百名花土沟石油职工还手举火把连夜在临时建筑周围进行了游行庆祝。在职工大搞临时建筑的同时，招募大批民工盖房，而盖房所需的几百万块土坯差不多都是职工自己脱的，那时每个人都干过脱土坯的活。速度慢的每天脱四五百块，快的每天要脱一千多块，不过那可是极重的体力活，干上一天，晚上连腰都直不起来。到四季度结冰上冻前职工食堂、医院、锅炉房、机修工房、办公四合院和几十栋宿舍都已完工，生活、生产所需的基本设施都建设完备，所有职工都住进了有简易取暖设施的土坯房屋。与此同时，钻井生产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通往井场的道路和井场的平整都基本完成，3288、3278、32108、1405、1406等钻井队的设备都从几百公里以外运到井场，下半年时这些队陆续开钻，钻井生产完全进入正常。不久花土沟采油队成立并开始生产原油，花土沟的小炼油厂也开始筹建。生活和生产辅助设施的建设都已初具规模。
花土沟69年的建设速度是惊人的跃进速度。69年也是检验西部人觉悟的一年。重返西部花土沟前，西部两派群众还是存在一定派性的。派性那东西本是文革诞出来的一个怪物，那时就是父子夫妻一家人，只要是对某个人某件事观点看法不同都可以反目为仇，更何况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据说在有的地方多年以后派性还阴魂不散。说来挺怪，自从一声令下重上了西部，这个怪物忽然就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拼命工作的积极性。那时宣传的口号就是“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据说是毛主席说的）。于是大家都一个心眼拼命大干了！

（尕斯库勒湖畔的几名神秘死者）
68年时管理局人事处从北京招来了几百名初高中毕业生，年龄都是十七八岁。这些年轻人被分配到局属各个单位，仅西部就有百十号。当时管理局的职工家属把他们统称呼为“北京学生”。
大约是70年的几月，西部地区曾经发生了一件轰动的北京学生失踪事件。忘记是哪个单位的了，估计是东部勘探处的。传说是有3名北京学生到阿拉尔湖边去捉野鸭子，失踪了。尕斯库勒湖边水草很多，野生动物很多，湖里的野鸭子，野天鹅也很多。它们每年四五月产卵，六七月间孵出小野鸭子小野天鹅，许多人在四五月间利用休息时间去湖边的芦苇荡检野鸭蛋，而在六七月间去逮野鸭子野天鹅，有经验的人不但能逮着小的，连小家伙的爸爸妈妈也能逮着。我们队上的一帮年轻人有一天就曾经逮住过几十只。现在这3名北京学生出去到湖边去了，可是再也没见回来，单位派人找了多天，西部也派出许多人帮助寻找，仍然没有下落，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咋搞的当时拿事的人就断定说是这几个人是上昆仑山当土匪去了！
那时候的人工作上干劲很大，但政治上比较幼稚可笑。警惕性很高，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有点啥总是爱往阶级斗争方面靠，想象比较丰富，晚上发现天空有颗流星立即就想到是不是阶级敌人发射的信号弹，差不多各单位都有人向组织报告发现晚间在某某地发现信号弹的信息。所以几个北京学生失踪了就凭主观想象判断他们一定是上山了，理由是这里的昆仑山一带60年前后曾经有政治土匪活动，据说这些土匪当年在西沟口种过鸦片的痕迹至今还依稀可见。二是这里距离昆仑山口较近也就一二十公里，说上山也容易。另外有人反映说这几个人出走时还带着无线电收音机，八成是可用作用联络土匪的电台等等。总之这几个北京学生失踪上山当土匪的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大约过去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这件神秘事件才有了着落，这几个北京学生被在湖边一带搞地震施工的人发现，又有一说是被几个在湖畔打黄羊的人发现的，总之是全死了。他们的尸体全都泡在湖水里。过去了这样长时间，他们的尸体不腐不烂，原因是因为湖水是咸的温度又比较低。分析他们的死因时认为可能是一人下水逮野鸭子还是什么的滑入了深水，其他俩人去救而他们都水性较差所以都不幸溺亡。真相大白之后，所在单位请来了他们的家人，据说这几个北京学生中有人的父亲还是高干，他们来之后并未向单位提出什么要求，而只是说搞清楚了就好。那时候的人还是很善良淳朴的。事后这几个死者被就地掩埋在油砂山下的输油管道旁。
几个朝气蓬勃的北京学生远离父母来柴达木参加边疆建设，没有献身石油事业，却意外溺水而亡，实在令人惋惜。幸亏后来被人发现而真相大白，不然背着个上山当土匪的黑锅真是天大的冤枉！

（在齐克里克创办农场）<?xml:namespace prefix="o" ns="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xml:namespace>
这几天过大年了，天天吃饭时看着满桌的丰盛饭菜，走亲访友也是这样大吃大喝。不知咋的，不由得就触景生情，想起了在西部花土沟时的艰苦生活和后来在齐克里克创办农场时的艰辛情景来。那时的生活物资匮乏程度说给现在的年轻人都没人肯相信，什么都凭票供应而且少得可怜，可能还有人记得，花土沟的商店曾经卖水果糖每人一个季度只供给4颗。行政科搞来了一点白砂糖，只有得了肝炎的人拿上医院开的证明才能卖给几斤，其他人是连享受一两的待遇都没有的。职工食堂里天天吃的水煮白菜罗卜土豆之类都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新疆或河西走廊一带采购来的。粮食定量分好几个档次，钻工等重体力劳动者每月56斤，还有46斤的，最少的是干部，每月只有28斤。我当工人时定量46斤,73年提干后的第二个月立即降为28斤。在我提干之前有一个叫刘青云的消防队员据说就是因为饭量太大而拒绝提干，而宁愿到我们机修车间当了一名电焊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的领导筹划着要就近创办一个农场。在西部创办农场之前，管理局已经于生活困难时先后在在安西的瓜州，敦煌的南湖、西湖，大柴旦的花海子和冷湖的水源等地都办过规模不同的农场。我们还在冷湖中学上学时每年暑假都要上安西或南湖农场去收割小麦。应该讲，办农场在当时是领导们为辅助解决职工餐桌和菜篮子困境的一个重要措施，也确实解决了部分问题。
75年元旦刚过，西部的领导找到我，说是经考察齐克里克那个地方可以开垦种地，打算抽上些人让我带上去那里办个农场。问我是否愿意，并说那可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我当时就十分高兴的答应下来。能够这样高兴的接受任务，都是因为之前看了一本叫《边疆晓歌》的小说受了影响，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可笑。
说干就干。行政科的科长王昌福是个搞农业的行家，领着我带上几顶帐篷，一个炊事员，一辆卡车，一台推土机和司机一共八九个人离开花土沟就到了那个叫齐克里克的草原选了个地方搭起帐篷就算安营扎寨了。王科长说这里草窝了野兔子很多，于是天刚黑几个人就去打野兔，结果转了半夜一个野兔没逮着还迷了方向。第二天仔细察看附近环境和地形，才看清楚和花土沟驻地直线距离不到二十公里，肉眼就可看得见，中间隔着尕斯库勒湖，我们离尕斯库勒湖很近，离湖边顶多就是五六公里远近，东西是一望无边的草原，南边就是巍巍昆仑山。我们的驻地就在草原南边的边缘上，再往南一公里多就是沙漠。在这里南北一公里多，东西约两三公里的地方到处都是一个个沙包，上边长满了荒草和骆驼刺。这就是我们要开垦的地方。
这年的春节我们就在这茫茫草原上度过。春节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主要就是搞规划，搞生活设施，找水。办农场，水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别看柴达木盆地这地方到处是沙漠，但只要有水，什么都能生长。可我们选择做农场的这地方却连一滴水都没有，所以必须尽快解决水的问题。为此我和拖拉机班的黄宏睦和高国昌先后两次开着拖拉机前往昆仑山的西沟口考察，到那儿看到，昆仑山流淌出来的雪水确实不小，每秒流量估计不下七八十个立方米，刚出沟口水量那样大，可是顺水往下查看，流淌不到三公里便无影无踪了，原来都渗到地下去了，眼看着这么多水是可望而不可即。于是又到驻地东边三公里左右的草原上想办法，在地下挖了一个深坑，埋上炸药，放了一炮炸出一米多深直径五六米的一个大坑，水一下子就涌出来，西部的领导都来了，决定就在这里建一个泵房，焊上管线把水打过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一切都搞好了，才发现根本不够用。于是又调来一部钻机车，农场的人自己打井，折腾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搞成功。这段时间我们一边搞水，一边开荒平地，弄出来一块约二三十亩的，打上地埂，用泵房打过来的水灌溉。转眼就过了五一，在这块试验田里播种了小麦、土豆、豌豆等作物，没多长时间就长了出来，绿油油的芽苗很招人喜爱。
经过论证，领导们一致认为这里是个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于是决定大上。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每个小队抽出一个班的人由一名小队干部带队，共上了一百多人，又派来陈炳顺和另外一名干部加强领导，西部主管后勤的领导马万海常驻农场，副书记王生福每周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里督战，一把手王晓明书记也是三天两头往这里跑，真是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为了解决水的问题，调来一部中钻专门打水井，打出来的一口水井下上深井泵一小时能抽出一百多方水能灌溉好几亩地，五六十米深的地下水极其丰富。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昆仑山西沟口的水为什么淌着淌着不见了，原来都渗入地下最终补充道尕斯库勒湖去了。上来的这么上百号人一部分开荒平地，一部分人脱土坯盖房子，到十月份入冬前职工们都住进了土坯房，餐厅、伙房、茶炉房、库房等，开坑的荒地已达上千亩之多。在忙着打水井、开荒平地、建造生活设施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路。从花土沟基地来齐克里克农场有一段必经的翻浆地，车辆从上边经过时压破草皮，就会陷入泥沼，越陷越深。拖拉机班的推土机手师傅们加班加点，克服困难硬是把路面架高到一米多，再在两边各推出一道近两米深的水沟，然后再加高的路面上铺上油砂，这样就解决了来往车辆的通行问题。
我们五月初播种下的几十亩小麦长势极好，到九月份时穗大粒满获得了大丰收，土豆等也都收获不错。在西部大办农场的时候，运输处等单位也受到启发和鼓舞，于同年十月份开始在齐克里克圈地垦荒。因农场的创办成功所以第二年新年伊始，我就被管理局派去青海省干校学习锻炼，从某种形式上讲这也是管理局对西部创办农场的一种肯定。后来西部还购买安装了面粉加工设备，农场生产的粮食制成品被补贴到职工食堂。（未完待续）

（西部的特殊建筑—地窝子）
老花土沟的人，除了单身汉，凡拖家带口的，应该都有过挖“地窝子”、住“地窝子”的记忆和体验。其实地窝子建筑，并不是花土沟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更早一些的老西部人的智慧，谁最早倡导搞的无从考证了。
68年我和同学侍相金刚参加工作到尖顶山的作业队报到。一到那里看到所有干部工人住的全是地窝子。这里的地窝子还是66年这一带勘探会战时职工们自力更生搞下的。这里的地势和土质比较适合搞地窝子，全是依山而建，是当年在这里搞勘探会战的职工们发明而建的。那是在坡度较大的斜坡地上先往里挖出一个1米多宽3米多深的通道，然后往里往左右展开挖出一个20平米左右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离地面2米多高的大坑,四周墙壁用黄泥巴抹光，顶上搭上几根费油管，铺上草席竹帘再覆盖上二三十厘米的土，有的还在中间位置留一个洞，放上一块玻璃，就成了可以透光的天窗，最后在通道口装上门框和门，一间造型独特的地窝子房就建成了。尖顶山的地窝子依地形和队伍分布而成为三个地窝子建筑群。山（其实就是巨大的形状不规则土丘）下边一层几十个地窝子是机修等钻井服务单位和我们工作的单位作业队居住之地。往上有一个100多米宽几百米长东西走向的平缓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些做工房和职工食堂、医疗之类的板房和帐篷房。平台后边就是尖顶山的主峰，一个更大的土丘，这里又有一个地窝子群，这里是指挥部机关和行政科的办公和居住之地。再往东500多米是尖顶山采油队的队部和职工居住之地。这几处地窝子建筑群加起来大概有200多间。这就是65年至68年期间西部人找油勘探会战的基地。
69年初，西部的职工重返花土沟会战，这一年十一月份之前，职工们所有的办公生活设施全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和板房。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在天冷之前都鸟枪换炮，搬进了土坯房。这期间所有的家属全都留在冷湖。第二年伊始，就要考虑上家属的事了，开始传达领导意图时说是准备让能上的家属全部先住在帐篷房的，但是由于帐篷数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当时动员时领导讲，一个帐篷房内要准备安排至少两户人，中间可以挂个布帘子隔开。当时职工食堂有个姓王的炊事员王师傅，有个儿子小两口在茶炉房烧开水。这小王很有自知之明，因他两口都各只有一只眼，是残疾人，无法解决正式工作，所以都是临时工。他们知道，帐篷房那是给正式职工的家属住的，轮不上他们临时工的份。穷则思变。也不用请示谁，他就到离职工办公生活区100多米远的西边盐碱沙滩上自己动手挖了一个地窝子住了进去。若考证花土沟地区搞地窝子建筑，应该说，这烧开水的独眼小王就是始作俑者，也就是花土沟基地地窝子建筑的建建者第一人！
有人一看独眼小王自己动手解决了住房问题，也跟着学样，利用业余时间干了起来。虽然累点，但觉得这样比几家人住一顶帐篷房要好，尽管中间可以挂个帘子，但有点什么动静被邻家听见了总不太好，而且住过帐篷房的人都知道，夏天热冬天冷那滋味也不太好受。慢慢的这自己动手挖地窝子的越来越多了，主管的领导们也就放弃了几家人住一顶帐篷的安排家属的打算，而是因势利导让各基层单位领导组织职工自己挖地窝子解决自己单位家属的居住问题。花土沟基地挖地窝子比起尖顶山可是难度大。尖顶山的地窝子是依山坡而建，门前的通道正好是平的，土质也比较坚硬的，好成型。而花土沟基地是一片平滩，要先往下斜着挖出一条五六米的斜坡通道，再挖出一个大坑，有的地窝子地表下边是盐碱块，有的是流沙，不好成型。但是各小队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都很高，大家不怕困难不怕累，硬是凭着一把镐头一把铁锨和两只手，平均只用两三天时间就可以挖出一个20多平米的大坑。花土沟修建地窝子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过去搞过勘探的油砂山芒崖一带的废油管很多，阿拉尔草原的芦苇那可真是取之不尽，随便割，就地取材割了拉回来扎成草把子盖在顶上保温性能极好。
就这样大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几百间地窝子建成了，除了地窝子的门是木工班统一制作的外，其他全靠大家的两只手。当时有的地窝子建的还挺独特，顶部用芦苇把子搞成一个拱形的，像个窑洞一样。要不是每个地窝子里伸出来地面几米高的一截油管做的烟囱和冒出来的油烟，真不知道这一片的地下住着几百户石油人家！
挖地窝子这可真是异形名副其实的重体力劳动，当时从指挥部一级的领导到各基层小队的普通职工，大概没有不参与的。干上一天，累的王朝马汉，那是能吃能睡，什么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病药都不用吃就好了。我们车间指导员王志才打趣的说，看来挖地窝子比开医院效果都好啊！
那么多地窝子建成了，该住的都住进去了，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什么的干部都和普通职工一样住进了地窝子。那时候人们格外容易满足，住上这亲手挖下的地窝子，就感到很幸福。75年我结婚时，新房就是炼油车间领导给安排的地窝子，当时收拾收拾，布置一番，也觉得格外温馨。
今昔非比，如今我们虽然身居闹市，住在花园一样的楼房小区里，但是却总忘不了40多年前挖地窝子住地窝子的那一幕幕光景。

（铁匠教授曹坚）
说曹坚先得从青海石油局的劳动力来源说起。
70年代以前青海石油局的劳动力来源那基本是一波一波的。最早的一波要算是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师8000名官兵集体转业后分到当时的玉门、克拉玛依和冷湖三大油田，青海局据说得到三分之一，第二波要算56年从部队专业的数千人，第三波是大跃进年代社会招工的数千人，第四波是65、66年先后从玉门、山东、四川招来的数千名工读学生。68年以后的几年里，先是我们这批石油职工子弟有几百人，接着先后是北京初高中毕业学生近千人，大庆等地的中专生近千人，首都大专院校毕业生800人，从四川来的部队转业兵800人补充到劳动力的队伍中来。
最值得一说的是首都大专院校的这批毕业生。由于从61年开始青海局抽调的大批骨干人员支援大庆、胜利、大港几个油田会战，青海局到60年代末已经出现劳动力匮乏的危机。全国当时正是混乱时期，大学毕业生被认为是“臭老九”没单位愿意要，可青海局当时尽管也很乱，可是不知道哪位高人认为这是补充劳动力的好时机，于是跑到北京联系，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捡了个大便宜一下子弄来了800个大学生。来之后不问是什么学业一律当做精壮劳动力分配到各厂处小队班组，仅我们不足百人的西部机修车间一下子就分了十几个。清华水利专业毕业的成希吾夫妇在基建连（我离开机修车间以后的单位）当了泥瓦匠，八年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曹坚夫妇在机修车间当了铁匠和电焊工，还有陈慧珠和另一个姓魏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一个在机修车间当了车工，一个在后勤理发室当了剃头匠，一个炊事班就分了四五个，每个钻井队都分了数量不等的大学生当钻工等等。
现在看这批大学生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他们和工人师傅的关系处的都很好，当时叫做“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吃苦耐劳，虚心好学，若干年之后都成为石油战线的精英，机修车间当过车工的徐仲清成了青海石油局的局长，刘杨寿、马力行、姜裕彬等成了副书记或副局长，还有处长什么的也不少，更多的则是学有所用，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话说正题。曹坚是这批精英中的佼佼者，八年寒窗的医科大学高材生，每天和工人师傅一起任劳任怨，挥汗如雨，抡着大锤打铁，这是何等的境界。对这些大学生工人们都很欢迎，对曹坚大家亲切的叫他曹老大，转身则叫曹铁匠。曹坚不仅打铁很累，社会工作也很多。69年共青团组织整顿恢复以后，他是我们车间首任团支部书记，要组织团组织的活动，宣传工作任务也很重，那时各单位都办墙报和黑板报，我们车间办着四大块黑板报和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墙报，因为设置在西部最显眼的位置，所以要办得十分上心。这么多板报墙报几乎是一周一换，要约稿写稿还要改稿编辑排版并组织出版，这些都得利用业余时间，常常一搞就是半夜，有时甚至通宵。有时开会时一坐下就看见曹坚打盹，领导和师傅们知道他太累了，所以没人批评和埋怨他。曹坚就这样一边当铁匠一边搞社会工作，一干就是将近两年功夫。后来医疗队医务人员不够，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一致推荐曹坚去了医疗岗位，不久他和爱人郭天健同调到冷湖职工医院分别当了外科和妇产科大夫（我们车间医科大学生陈慧珠也被推荐在西部医疗队当了妇产科医生）。曹坚年龄长我们这些68年参加工作的石油职工子弟5、6岁，像老大哥般对我们帮助不少，由于常在一起搞社会工作，结下深厚友谊。我们每次出差路过冷湖总要去医院看望这位一起相处过的老大哥夫妇。
以后我调离了青海局。由于通讯条件限制，失去联系，再未见过这位可敬的铁匠大学生和良师益友。前几年经打听才知道曹坚80年代初经进修最后落脚在首都协和医院，并且事业大有所成。他成了著名的大教授，成就颇丰。从当年的打铁匠到成为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大教授，可以想象，除了天赋，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努力。但是想不到的是，从西部走出的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宝贵医学人才，却于2002年10月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消息来源来源：《中华泌尿外科杂志》2002年第12期）。英年早逝，真是令人扼腕痛惜！

（稀里糊涂当了帝修反别动队员的杨国本）
杨国本是个老革命，据说早先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起义时已是连长。文革前在冷湖水电厂当厂长，因年龄大，资格老，人缘好，大家斗亲切的称他杨老将。因为人和善，没有得罪群众，所以文革中斗干部坐喷气式成风时，他也没受什么皮肉之苦。可就是这样一位和善的老干部也是躲得了初一却躲不了十五。70年搞“一打三反”运动，他成了一个典型。据说管理局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动员“一打三反”，杨国本被点了名，罪名据说是“收听苏修敌台广播”。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帝修反的别动队杨国本！”气氛肃杀紧张。全局范围内的“一打三反”就是从局三干会动员开始的。那是一场比较可怕的运动，全局被揪斗的差不多有几百人，仅我们西部机修车间不足百十号人就有四五个被揪斗专了政，冷湖有单位有个叫陈先贵的竟然被枪毙了。对杨国本算那是客气例外了，接受了批判斗争，做了检讨，也就算了，没有遭受其他迫害。不过官降两级，贬到西部基建连当了指导员，算是对“收听敌台广播罪行”的处罚。事后有人悄悄问他说你咋敢收听那玩意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他苦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咋搞的稀里糊涂的就听着人家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话，你说这苏修的广播电台咋也说咱中国话呢，咱当时咋就没有听出来是反动的呢。弄半天才知道不是有意收听，而是“稀里糊涂”的。唉，也真是冤枉了，亏了没有其他把柄被抓住，不然可就惨了。难怪，那个年代形势就是那样人们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得很，你稀里糊涂，人家可不稀里糊涂，稍有风吹草动就有人上纲上线检举揭发你。
因为杨国本被贬到西部当了指导员，我有幸还在他手下工作了一段时间。70年的下半年我们一部分职工从机修车间分出归属基建连管理，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留下的印象很好很深，当过厂长的人，没有一点架子，总是慈眉善目，跟职工打成一片，不论年龄大小，大家在他跟前都无拘无束。怪不得批斗干部最厉害时，别人都坐“喷气式”他却例外，没人恨得起他。讲话时每句话后边总带一个“先”，这个呢先，那个呢先，有人打趣的叫他“先队长”。我的入党还是受他开导教育才写的入党申请书。
197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组织长庆油田会战，青海石油局组织了一个钻井处的人马，成建制调往甘肃庆阳地区，按部队编制被编为13团。老将杨国本又披挂上阵当了副团长。79年我调往长庆后特地去看望了这位受人尊敬的老领导，这时他已从长庆油田水电厂副厂长的位上退休了。后来听说杨国本告老还乡，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