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

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

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

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

这明明是跟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敢真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都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取出韩的奏章，亲自朗诵，当读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 时，崇祯掩卷长叹，随即厉声追问韩一良：这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支吾着推说记不清了。

朱元璋在打下万里江山，为他和子孙后代设计帝国机制时，这个阴损刻薄的安徽老农民把官员的工资定得极低。如果官员们都清廉如玉，最终的结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样，虽然身为政府高级公务员，死后却连安葬自身遗体的积蓄也没有。

显然，让恪尽职守的公务员都做海瑞，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因而，大明两百多年间，官员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资之外，——所谓工资基本不动——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有的当然是贪墨之所得。面对这个结构性腐败的帝国，崇祯力图用道德的方式来唤醒官员群体的自觉意识，让他们通过道德的洁化，进而自觉做清官

显然，崇祯把他的官员们的觉悟设定得高了一些。而韩一良这样的官场油子，他洞若观火地窥测到了崇祯内心的好恶，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场清廉秀，不过，倘若不是王部长给韩一良下烂药，崇祯显然会把这个投机政客提拔到副部长的级别上。

一封数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个官员从县处级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级，与其责怪韩一良们的机心，不如说崇祯以德治国的企图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