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的唐朝
诗歌发展的顶峰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散文、小说、戏剧都有诗化的倾向。夸大一点说，中国文学简直就像是诗化的文学，而唐诗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诗歌的盛况
　　唐诗之盛首先可以从数量上看出来，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2,200多人，作诗的人上自帝王、公卿、官僚，下至布衣，旁及僧、道，几乎遍及各个阶层。诗歌和唐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一首好诗写出之后，流传甚广。除了传抄这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外，还有传唱、题壁等多种方式，这些传媒方式共同促使唐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今存唐人所选的唐诗，不包括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诗抄本，就有10种之多。总之，唐代是诗歌大普及的时代，唐诗的鼎盛正是在诗歌大普及的基础上出现的。
诗歌水平不可企及
　　唐诗之盛更重要的标志是质量，也就是它那不可企及的水平。唐朝以后，直到今天，学者们都认为唐诗最为成熟、最为辉煌，是写诗必须学习的典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句流传很广的话，反映了人们普遍认为唐诗是写诗的典范。
唐代不仅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还有王勃、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王之涣、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 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唐诗的总体水平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又是此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未能达到的。
作为一代的文学，唐诗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也是整个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亮点。

统治者提倡：
唐代君主多爱诗
　　统治者的提倡可以说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唐朝的皇帝，有不少是诗歌的爱好者和提倡者，他们本人也会作诗，如太宗、玄宗、宪宗、文宗、宣宗等，君臣之间常常举行宴会一起赋诗作乐。例如中宗在元旦那天在昆明池赋诗，让群臣唱和，唱和的诗达到 100 多篇；文宗因为爱好诗歌，特别安置了诗学士 72 人。
　　统治者的提倡，必然提高了广大士人学习写作诗歌的积极性。虽然这些与皇帝唱和的诗中没有多少佳作，但是皇帝的爱好和提倡仍然可以促进诗歌的繁荣。
以诗取仕
　　唐朝的统治者不仅一般地提倡，还以诗赋取仕，也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增加写作诗歌的科目。礼部举行进士考试，大概分为三场：帖经、杂文和时务策，所谓杂文，包括诗和赋两类。各州府举行的考试，也大致如此。诗的考试，一般是五言律诗十二句。虽然现在传下来的考场上作的诗，佳作不多，但这毕竟是一种导向，引导士人们在诗歌的创作上下功夫，从而推动了诗歌的发展。
　　考试中也有一些好诗，例如中唐钱起 ( 公元 722-780 年 ) 的《省试湘灵鼓瑟》，这是他经过州县推荐，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试于尚书省时所作的一首诗，所以题目里有「省试」这两个字。「湘灵鼓瑟」是这次考试的诗题，内容是关于湘水女神的。根据《 楚辞》，湘灵是会弹奏瑟这种乐器的。这首诗一共十二句，最后两句很有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3、天才辈出的盛唐诗
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顶峰
　　自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至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是诗歌的盛唐时期，这是唐代诗歌史的顶峰，也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的顶峰。
　　在短短的50多年间，涌现出十几位大诗人，他们经历各异，风格不同，怀着宏伟的理想和抱负，以蓬勃热烈的感情，激昂慷慨的声音去表现盛唐时代的种种面貌。正如李白所说：「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古风》其一)。
　　人们谈盛唐诗人，喜以派别区分，但实际上盛唐诗坛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诗派。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创作题材极其广泛的李白、杜甫归属于其中任何一派，而且所谓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王维，也绝不仅仅写作山水田园诗，他的政治感遇诗和边塞诗都很出色。所谓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高适又何尝是边塞二字所能概括的呢？
盛唐气象
盛唐诗坛具有共同的时代风格，强烈的时代特色，这就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作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表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所形成的那种新型的美。这一切构成盛唐气象，一种后人企羡不已，足以代表一个时代风貌的总体风格。

诗仙李白：
积极浪漫的「谪仙人」
　　盛唐诗歌中追求进步的政治理想，为祖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以及反抗权贵的精神，激发为积极浪漫主义的火焰，贺知章呼之为「谪仙人」，后人称之为「诗仙」的李白(公元701-762年)就是其中最伟大的代表。
　　李白笔下的意象是很个性化的，而且往往超越现实，带有强烈的主观幻想的色彩。他的诗宛如回旋的狂飙、喷溢的火山，狂呼怒斥，纵横变化，不可穷其究竟。《蜀道难》便是一篇代表作。他又善于夸张，语言豪放，富有想像力。诸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等等，这类的诗例还有很多。当感情达到高潮时，他甚至冲破格律的束缚，写出一些散文化的诗句，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
盛唐文化的代表
盛唐帝国那种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多元与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李白。人们说他有仙风道骨，他的确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但在道家思想之外，他还有浓厚的纵横家思想和侠客思想；希望遇到明主，以实现报效祖国的抱负，这又是儒家精神的体现。其诗歌所显示的超凡的创造力，博大雄伟的气魄，正好与多元和开放的盛唐帝国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
　　李白代表着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后世对李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标举独立特行、冲破世俗束缚的要求是一致的。李白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代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后世对李白的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对这个时代的怀念联系在一起的。

诗圣杜甫;
忧国忧民的诗圣
　　杜甫(公元712-770年)有「诗圣」之称，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他的诗歌体现了儒家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境界亦如圣者；另一方面是指他在诗歌创作上具有示范的意义，后人效法他如同效法圣人一般。
　　杜甫恪守儒家的道德标准，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是从一己之贫寒联想到天下人之贫寒；《春望》、《白帝》所忧的都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国家和人民。他不仅关心人民的疾苦，对病马、病柏、病菊、枯棕这类受到损害的生物都寄予同情。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愿意集天下人的苦难于自己一身。他笔下的凤凰仁爱善良，「愿分朱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朱凤行》），也正是他自身的写照。

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
　　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杜甫身处这场斗争的中心，并以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激动人心的变化，他以盛唐人的眼光，带着盛唐诗歌的伟大气魄，去观察和反映战乱以后的现实，既对现实矛盾、人民痛苦作了深刻的揭露，又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史」，这是杜甫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兵车行》、《丽人行》、《北征》、「三吏」、「三别」，以及入蜀之后所写的一些带有叙事性的诗歌，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杜甫是盛唐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史上占据着划时代的地位。
盛唐全才王维：
文化的全才
　　王维(公元701-761年)是盛唐时代的一位全才，无论在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佛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诗歌中往往融会禅意。他不仅擅长诗文，而且精通音乐，工于绘画和书法，代表了盛唐时代文化的发展水平。
　　王维长期居住在长安，他当时的名声和影响并不比李白和杜甫小，他也是盛唐的代表人物，在文化史上占据一席重要的地位。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是文人画的始祖，他在山水诗的创作上，也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山水在南朝谢灵运以前主要是做为背景出现，谢灵运开始以山水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创作出真正的山水诗。谢诗所刻画的景物力求逼真细致，显得过于雕琢堆砌。山水诗到了王维手中才以新的面貌出现，王维致力在诗中勾勒一幅画面，表现一种意境，给人浑然一体的印象，并且表现了诗人的性格。
　　王维的山水诗中又融会了画意，正如宋人苏轼所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他的诗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刑桂州》）「坐看苍苔**上人衣来。」（《书事》）都是很有画意的好诗。
　　王维9岁就会作诗，虽以山水诗著称，其实他的佳作并不限于山水诗，边塞、赠答、政治感遇等各种题材的诗歌，他都写得很好。

深沉雄厚的高适：
思想深刻的边塞诗
　　高适(公元700-765年)以边塞诗著称，他的边塞诗的内容，有的抒写征人思妇的感情，如《塞上听吹笛》；也有描写战争场面的，如《塞下曲》，有的则描写了边塞的生活风貌，如《营州歌》。
　　然而，高适的边塞诗最大特色在于其深刻的思想，诗人常以政论的笔调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意见，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同时流露对士兵的同情，对将帅的讽刺。他不像王昌龄那样常以戍卒的口吻抒情，也不像岑参那样以诗人的敏感去描写战斗生活和边塞风光，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问题，在盛唐的边塞诗中独树一帜。
擅作七言歌行
　　除了边塞诗，高适的诗作也反映了自身早年的坎坷遭遇，如《宋中十首》感叹如魏文侯这样广揽人才的人物已不复见，《蓟中作》则讽刺了权贵阻贤的情况。他还有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封丘县》就是代表作之一。
　　高适的七言歌行，由于思想深刻，语言明快，给人苍劲悲壮之感。

诗笔奇伟的岑参：
岑参(公元715？-770年)和高适都以七古见长，又都是以边塞诗著称，两位诗人的诗作都有悲壮的特点。
　　不过，岑参的诗歌题材却不如高适广泛，他的边塞诗以外的诗歌并不十分突出。而论其边塞诗的内容，比高适的丰富，论思想则又不如高适深刻。
　　岑参曾三次出塞，由于长期任职塞外，因而十分熟悉边塞生活。他善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诸如大漠的飞沙走石、漫天飘雪、热海和火山，诗人都能以敏感的诗笔描绘在诗歌里，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此外，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以及战争场面，则写得悲壮有力，《轮台歌》就是一例。岑参也有少数诗作揭露了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表示不满，如《玉门关盖将军歌》。
　　岑参的边塞诗感情炽热，融会了山水、游侠、赠答等各种诗歌的特色，形成奇伟宏丽、气势磅礴的风格。他喜用奇特的想像来造成夸张的效果，表现边塞的风貌。他的歌行作品，形式富于变化，音调悲壮。

柳宗元的诗多抒发个人遭贬离乡去国的悲愤心情，也有反映田家生活的，如《田家三首》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
　　柳宗元的写景诗深隽明彻，如最为人熟知的那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如同一幅画，画出大雪中渔翁独钓的情景，意境深隽明彻。从前两句可见雪之大，随着雪的飘落，渐渐地鸟不见了，人的踪迹也被掩盖了。后两句凸现那独钓的渔翁，周围的一切都因雪而发生了变化，只有那渔翁不为所动，我行我素，寄托着柳宗元本人的性格。
　　前人常以他与韦应物并称「韦柳」，又说他与陶潜风格近似。
刘、韦的闲雅：
刘长卿(公元726？-？年)和韦应物(公元737？年-？)是中唐前期的人，他们对中唐的腐败现实有所不满，对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切，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也写得很好。
　　刘长卿的诗有不少抒写贬官的哀伤或描绘山水景物，情调是萧瑟、寂寞而感伤的。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青山斜阳，是刘长卿诗中常见的典型环境，闲淡清冷，是笼罩在他诗中的普遍情调。
　　与刘长卿一样，韦应物也是以五言见长，诗风高雅闲淡。他同样以山水田园诗著称，其中寄托了对现实的不满，也流露希冀隐逸的心情。如《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诗中纯用白描的手法构成画面，敏感地捕捉了刹那间的意境。

5、晚唐诗坛：
晚唐时期自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开始，至昭宣宗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止，历时约70年。这时期的政治形势更为黑暗，有才华的诗人已经很难凭藉自己的才华进入仕途，像初唐的上官仪，盛唐的贺知章、张说，中唐的韩愈、白居易这样官居高位而又领导诗坛的人物几乎不见了。
　　这时期的诗歌发生了两种转变：一是脱离了政治教化的轨道，转而追求诗歌自身的美学价值；二是面向日常生活，沉缅于内心深处，品味一己的哀愁。此外，受了市民文学的影响，爱情成为晚唐十分流行的主题。
　　这时在诗坛上占据显要地位的是李商隐、杜牧，有人称之为「小李杜」。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慨于盛世之不可再来，诗中多有梦幻情调。
　　唐末，黄巢起义，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皮日休、杜荀鹤等人努力继承中唐新乐府的传统，以诗歌反映民生疾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缺乏艺术的创造性，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
风流俊朗的杜牧：
杜牧(公元803-852年)具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古诗多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如《感怀》从高祖、太宗说到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最后表达了自己的壮志，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他的咏史诗出语警拔，含意深远，委婉的讽刺耐人寻味，其中有些更带有史论色彩，有很高的成就，《泊秦淮》寄寓了声色误国的历史教训。讽刺玄宗的《过华清宫三绝句》是代表作，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相传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派人乘驿马从四川、广东专程送到长安，据说曾为此跑死了许多马，这诗讽刺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杜牧特别擅长写七言绝句，除咏史外，抒情、写景，无不风格爽朗俊逸。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坐」是因为的意思，是因为喜爱。这类诗都不以辞采取胜，却有一种风流俊爽之气蕴含其中，在晚唐独树一帜。

诗笔隐晦的李商隐：
李商隐(公元812-858年)也有时不我与，才华未能施展的潦倒经历。他的政治诗有些是直陈时事的，如《有感》和《重有感》都是猛烈评击宦官专权以及他们的残暴行为。其余的政治诗则多半是借古讽今的咏史之作，集中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如《隋官》借隋炀帝亡国的教训，为唐末帝敲起了警钟。
　　爱情诗占了李商隐诗作不少部分，有的是借美人香草寄托怀才不遇之慨，也有的是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相思的痛苦，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
　　但李商隐写得最多的还是寄寓身世之感的抒情诗，这类诗深沉蕴藉，寄寓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对前途的忧虑，《登乐游原》是其中佳作：「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现了诗人对美好事物即将消失的无限怅惘。有些诗是借物自喻，曲折地抒写自己的不幸，如晚年所写的《锦瑟》即抒发了对年华流逝的感慨。
　　李商隐的诗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首先他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和历史典故，通过想像、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这一点是深受李贺影响的，所不同的是李贺偏重于印象，李商隐偏重于象征。其次，他的诗歌对于景物都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这一点又是接近杜甫的，如《安定城楼》、《行次西郊一百韵》，都有杜诗风格。复次，他善于用典故，丰富了诗的形象，也深化了诗的主题。有些生僻的典故，使得诗歌晦涩难懂。
　　总的说来，可以用多义性和朦胧性来概括李商隐。所谓多义性是指他的诗歌包含着不只一层意思；或者诗人原来赋予诗歌的含义并不复杂，但是由于表现手法比较隐晦，以致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从而得出多种解释。所谓朦胧性，是指他的诗歌常常不是直截了当地、明明白白地表达他想说的意思，而是用含蓄、曲折、隐晦的写法，使诗歌带有朦胧的效果，就好像隔着一层雾一样。.

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
面对晚唐的各种社会问题，一些诗人延续和发扬新乐府的写实精神，以诗歌唱出人民的悲苦。
　　杜荀鹤(公元846-907年)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位诗人，他出身贫苦，不满意当时的黑暗政治，诗里反映了当时赋税繁重、战乱中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如《题所居村舍》斥责了官吏杀民邀功的恶行，《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写军阀遍搜民财，乱杀平民。语言通俗，形象鲜明，体裁以律诗为多，显然继承了杜甫的风格
　　在晚唐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人还有聂夷中(生卒年未详)、皮日休(生卒年未详)等人。聂夷中的《咏田家》是一首对比鲜明感人至深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因为生活的逼迫，农民把将来才能收获的新丝和新谷提前典卖了。这是剜肉补疮的办法，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将来更要受苦。最后诗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皇帝的心变成光明的蜡烛，这蜡烛不要照在富人的宴席上，而照在穷人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