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衰败启示录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过分关注城市之间GDP的比较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辩证的看待，这话的本意是指从前一些地方过度关注后而忽视了环境乃至民生的整体协调发展，但矫枉不能过正，无论何时，它都是一个城市活力乃至未来健康发展的最有力的保证。过于痴迷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可如果真的忽视它，就只有一条出路，逐渐平庸乃至沉沦。
　　　停滞不前，曾经领先的苏州被深圳甩开

也许还会有人说，苏州的经济体量已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要让它维持先前的高增长已不现实。我们来看看一直被苏州追赶并且曾经超过的深圳(2005)。这里我们之所以把二者做一简单比较，是因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明星城市，在他们身上浓缩的不仅是过去中国不同地域乃至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也许还能看到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雏形。

先看苏州。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5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5%，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3%，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2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21%，比上年收窄1.3个百分点。（2017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苏州日报 2018-01-10 ）
数据来源： 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而据苏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9.59亿元，同比减少0.3%。对这个数据怎么看呢，根据苏州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苏州调查队的数据1～3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4308.5亿元，同比下降3.5%，其中还包括1799亿，自身增幅6.5%的房地产投资。扣除房地产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量是-266亿，-9.0%。（苏州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所公布的1-11月经济数据）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一年苏州的具体发展情况，不妨了解一下官方公布的更为详尽的前三季度经济具体运行情况。去年10月19日，苏州市政府召开前三季度苏州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5万亿元，同比增长0.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71.6亿元,同比增长4.8%,与上半年持平。重点行业保持稳定。前六大支柱行业实现产值21551亿元，同比增长1.1%。发布会坦率的提到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工业回升基础仍然偏弱。1～3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
　　受市场需求疲软影响，目前仍有53.7%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下降。传统产业低迷态势短期内还难有好转。1～3季度钢铁行业产值同比下降5.9%;纺织业产值下降4.7%，降幅比上半年扩大0.7个百分点。

有效投资后劲不足。1～3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同比下降4.7%，降幅比上半年扩大4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同比下降2.1%，比上半年回落6.1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和外资投资降幅逐步扩大，民间投资虽然保持正增长，但增幅逐步回落。
　　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国际市场需求尚未根本改善，主要出口市场均呈负增长，占全市出口份额超五成的美国、欧盟、日本等三大主体市场，1～3季度出口额同比下降5.8%，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9个百分点。2017年前三季度苏州GDP总量12387.90亿元，但增长率仅7.1%。全省仅苏州和盐城GDP增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我们再看它一直追赶的深圳， 2017年深圳经济运行简况：中商情报网讯：2017年深圳市生产总值22438.39亿元（含R&D支出纳入GDP部分，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下同）增长8.8%。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87.62亿元，增长9.3%，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5743.87亿元、5302.47亿元，分别增长13.1%、12.7%，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8个、3.4个百分点。
　　　工业百强企业实现增加值4677.55亿元，增长10.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1.2个百分点。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5147.32亿元，增长23.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创1994年以来新高。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135.86亿元，增长21.6%，比上年回落10.4个百分点；非房地产开发投资3011.46亿元，增长25.4%，比上年提高7.4个百分点。（2017年深圳经济运行情况分析：GDP同比增长8.8%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02-02）
　　曾经被苏州超越的深圳在GDP总量已超出苏州5000多亿的前提下，经济增速还大大快于它,尤其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技术含量和整体经济效益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仅总量相差悬殊，且增速几乎翻倍。还有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那就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苏州除了房地产外的其他投资实际是下降的，而深圳则是除了房地产外的其他投资是上升的，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质量，更不用说经济发展的直接潜力，还是长远潜力，深圳已明显领先于苏州。照此下去，两者的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但就在几年前情况都不是这样的，那时随着江苏GDP一步步靠近广东，身为两省龙头的苏州与深圳也不断被拿来比较，后来居上的苏州甚至一度超过深圳，所以讴歌前者唱衰后者的声音一直不断。
　　外资蜂拥，苏州模式成中国样板制高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依托外来流动人口的“三来一补”沿海初步开放，深度依托工业园区引进成规模和一定技术含量的外资、大力发展小城镇之后的第二轮，直至现在的第三轮，即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现代城市产业群发展类型。

在这三轮发展趋势中，广东抓住第一轮的沿海开放政策，以苏州为首的苏南抓住了第二轮，即乡镇企业与浦东开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外溢，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苏州主要领导狠抓的为民亲商政策，敢于放下架子，主动招商，开创性的赢得了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创举，先是苏州所辖各县市纷纷效仿，后引得全国各地争相效仿。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创造出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以苏州为主要样榜的“苏南模式”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
　　　那么“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张晓山： 《解读苏南》序言，温铁军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04-01）

其奥妙在于除了上面所讲的政府倾力营造的亲商环境外，苏南地区还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人文软环境。首先是劳动力素质。由于苏州一带工商业基础较好，社会分工相对较为分散，家族血缘集团化色彩远没内地那么浓烈，尤其是社会成员生存方式明显有别于内地垂直性的地主农民样的分工样式。这样自然而然就积聚了一大批具有熟练工艺的手工艺人、纺织工人和工业业主，较为成型的运输船队船工和船主，较为成熟的商业队伍体系，为80年代这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积存了丰富廉价且可信度较高的熟练工人和业主，正是他们使苏南大大缩短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经历的各种阵痛阶段，从而构建了苏南乡镇工业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同时这里还具备内地主流文化所不具备的一种宝贵的生存品质——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责任，遵从固有的社会规范，尊重私人财产，尊重认真负责的敬业劳作。这就使得这一地区民间对财富的留存始终持一种宽允的态度。不仅没有依托伦理对财富持有者予以道德上的谴责，更没有以暴力方式人为的均贫富，而是以实际行动（拼命的挣钱和积极的扩充挣钱的门路）来体现对财富的倾慕和向往。再加上地域文化中勤劳本分与节俭的传统以及对家庭责任的强调，使得苏南人把劳动所得更多的用于带有延续性的房产和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与意气用事的打斗而毁掉，这就使财富的积存有了很好的民间基础，为日后的现代化运动积累了较为充裕的资金。
　　内地与像苏州为首的苏南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别，除了政府机构所营造的大的经商环境差异外，更多的是以人的素质为主要类分的隐形差别，这里人的素质除了是否适合现代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各项技能外，还有熔铸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手段是否更有益于现代工商业发展所必须的法治规范。而这正是苏州为核心的苏南地区最珍贵也是最具有比较意义的地缘优势。

外商如此青睐此地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里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以制令规范为核心的民风民俗传统，对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和当权者的主观随意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限制约束。尽管它还远没达到成熟系统的现代社会法理法规样式，但透过这些被人所熟捻的日常行为规范，当它在一个地区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依存特点且已完全深入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它必然会形成一股极其丰厚的社会传统惯性力，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秩序保证、资金的正常的积存与循环和优渥的人力资源基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7页 杭行译，格致出版社出版)不要小看这些，在今天内地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像东北，它还是一种奢望。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苏州所在的苏南，珠三角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20世纪末，由于国有经济改革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滞后，它在对内对外经济上的表现都较长三角地区有所逊色”（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17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第一版）

正因如此，于经商而言，这里有着可能是全国最好的法治环境（不要小看它，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称，法治是新加坡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大量外资企业纷纷迁往此处。
　　　南通杀入，跟随上海的战略突遇对手
　　　工业化和经济国际化使苏州城市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原有的从农村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逐步转变为政府为了工业投资建设用地需要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规划，使得苏州既保留了乡镇工业时代形成的农村城镇化，也出现了外向型经济推动的大量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的现象，城市的边界在逐步扩大，多中心－卫星城镇群在增加，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长期以来，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走的是先引进高端、龙头型企业，然后再向上下游产业拓展，引进配套企业，最后形成产业链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繁荣的思路，从工业类型上看，,苏州工业先后经历了“农转工”“内转外”“量转质”三大阶段,逐步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制造业大市，这带动了以苏州为核心的苏南持续近20年的繁荣。其根本在于牢牢抓住了国内第二波经济发展浪潮。

但是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2017年9月15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部分省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城镇化格局中具有“纲举目张”的独特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未来城镇化的一大特点是人口从中小城市流向中心大城市，大都市圈加快发展。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的中速增长期当中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各种资源，特别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人才会加剧向这些城市流动和聚集，很显然在第四轮经济发展浪潮中苏州无疑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从大的长三角区域核心看，无论从哪方面它都不可能与上海相比，自是不可能取代它的地位。而作为经济文化大省的江苏本身，无论是资源还是人才的争夺，也是与南京无法竞争。所以目前苏州还仍要按照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强化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主动对接上海2040版城市总规，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积极参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构建现代都市格局。

　2016年8月2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关于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根据批复，苏州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而在2015年批复的《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中，到2030年，江苏将有南京和苏州两座特大城市。该轮总规编制战略定位研究立足苏沪融合发展，确定苏州面向2040的发展目标、城市能级、核心功能和在全球、全国、长三角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明确苏州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中的责任和价值。
　　　在苏州人看来，苏州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上海的辐射，上海许多产业外溢到苏州。你不接收，别人就接收。未来的苏州，还需要借势上海，错位发展。这是苏州在30多年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的城市战略定位，也是苏州在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版图上强势崛起的重要秘诀。
　　　于是城市同城化正在一步步加强，而沪宁城铁将苏沪间84公里的直线距离缩短到20分钟内，“苏昆城际轨道快线”S1线的规划，也让“苏沪”在同城化的道路上更近了一步。

同城化的第二个步骤是修建机场。2016-08月24日，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苏州市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公示）》文件，对接上海，苏州有充分的热情，文件具体表述为：“新一轮苏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建设苏州机场的战略构想，将苏州机场定位为大上海都市区第三干线机场，机场的建设对带动苏州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苏州区位优势，完善特大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关系着苏州未来在国际、国内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
　　而根据同年8月22日正式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1040）》，上海首先优化大都市圈格局，构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的上海大都市圈，“1+6”城市群范围，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总面积为2.9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00万，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

　苏州终于如愿伴上上海。但没想到同省的南通也在这么做。而且南通和苏州抢着对接上海了。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通的发展，历来得益于上海的辐射带动，得益于在长三角的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
　　苏州规划了许多，但最核心的仍是修建机场与铁路，强调与上海的对接。而在自己辖区内，目前苏州已经规划完成3条市域轨道交通线路，S1线，苏州市区-昆山-太仓96km设24个站；S2线，苏州市区-花桥44km设14站；S3线，苏州-常熟-张家港未知轨道交通可以更好的联系起来各个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流动，利用系统里的生态平衡，互相弥补不足，也可以带动苏州周边城市和市区的发展。未来新区吴中区和高铁新城如果能按照园区规划发展，那就可以和四县连成完美的城市带，现在苏州自己有三个火车站，昆山本来有，其他几个县级市都在造火车站，建成以后串起南嘉兴北无锡，昆山常熟也已经都有了完成了环城高架的搭建。建成以后就会形成一片完美的城市带。
　　苏州看到了自己在未来的核心城市区位优势争夺中的相对欠缺，在以高架、城铁乃至机场为核心的内外交通衔接所带来的商业信息物流的畅通方面，它几乎已做到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它忽略了在未来的城市竞争中自身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每年全国经济百强县排名，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等总能分别占据前五的位置，2014年苏州主城区GDP为3272.06亿元，占比25.1%,占全市GDP之比刚好为四分之一，差不多刚好相当于一个普通县市。

但另一方面，作为整体的苏州却正被后起者不断追赶乃至超越，这反映苏州这座城市很特别，是没有心的城市，经济数据则是一堆中等经济体的堆砌。下面每个县市都很强，经济总量大，但工商业很分散。正因为分布分散，没有都市感。
　　　苏州经济的这种特殊现象是前些年大力发展小城镇口号指导下，地方政府倾力言商全力招商引资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政府指导下的市场选择，它的存在本身无可厚非。真正映射的是作为主城区的苏州工业的集聚与外溢能力的苍白。
　　　现在国家之所以选择以心城市为首的城市群作为国家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是因为他们除了整体经济实力领先于全国外，更关键的是，这些地方有着构建城市群增长极最主要的推动力，即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有着强大创新能力与潜力的特大型企业。由BAT华为联想复星等大型企业在心区的集聚，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

从技术方面看，心城内巨企的技术创新使企业产出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大高于卫星城内其它企业，从而引起这里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效仿，进而使得区域内企业现有的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包括社会价值观念更容易朝着变革方向转变，使之适应创新结果，并成为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基础，这种集聚强化了社会群体的进取意识，同时推动了周边地区劳动力为改变自己进入增长中心的比较劣势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而苏州乃至江苏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吴福象说，“目前，江苏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基地其实并不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有南京3D打印先进制造业基地、无锡石墨烯先进制造业基地、常州工业机器人先进制造业基地等。未来具有潜力实现‘国际级’的省内比较多，包括苏州市吴中区的机器人与精密制造、南通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等。”

外资撤退：投资的天堂为何一夜突变？
　　苏州也有一些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行业：通讯设备、计算机等其他行业的电子设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械、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通用设备、仪器仪表办公设备、化学纤维等。其中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印刷线路板、显示器到笔记本电脑等，苏州已有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
　　　但这些企业有两个普遍的共性，一是大多为外资或合资企业，其逐利而居的属性决定了它们更多的考虑的还是企业发展的利润，当环境不能满足其期望时随时可能走人，至于通过技术的革新来完成转型，根本不是它们要考虑的。其二就是这些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实际上也是在消费者心中的品质影响力普遍不高，有些厂家其实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但因为只是出于赚钱的目的，而中国又只是其赚钱的一站，所以它们也没心想经营品质。不行了就走人。
　　更可怕的是，作为支撑苏州经济发展命脉的外资也开启了撤退之旅。
　　2017年1月全球美国硬盘巨头希捷宣布关停其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苏州工厂，并裁员2200人。苏州工厂是希捷全球最大的HDD组装中心，当时还处于盈利状态，与之相对比的是，希捷在2015年刚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张计划，投资4.7亿美元扩大一半产能增加2500名员工。
　　差不多整整一年后的2018年1月7日，全球第一大偏光片制造商，其生产的液晶电视用多层光学补偿膜更是占国际市场份额的40％以上的日东电工也将要撤离苏州。要知道2017年日东电工被高工新材料研究所（GGII）还被评为中国市场偏光片企业当中最具竞争力企业第一名。而日东电工是这两年在苏州大规模裁员的第16家世界五百强了。

从2014年开始，苏州不时就曝出大型工厂倒闭关门的新闻。2014年11月苏州胥口镇的诺基亚供应商闳晖实业2014年12月苏州联建科技先后宣布倒闭。要知道，它们最鼎盛时期在苏州都有一万多员工。2015年10月中国第一大民营玻璃企业华尔润全线停产清算， 2016年7月份，原三星最大的代理工厂普光电子（苏州）被曝破产。2016年6月，造纸业巨头芬兰斯道拉恩索集团投资的苏州紫兴纸业停产解散；2017年1月，全球最大的硬盘制造商希捷宣布关闭苏州工厂；2017年9月，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宣布将逐步关停已有20年之久的苏州工厂。除了这些，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飞利浦、普光、紫兴、希捷、及成.....这一长串的名字，个个都曾经是声名赫赫，员工动辄上万的企业。苏州，作为媲美深圳的另一个中国制造业之都，曾经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聚集地。然而，这几年，在这里的外资企业却相继拔起营寨而去。曾经辉煌的世界工厂，曾经不可一世的苏州，在南方冬天凛冽的寒风中默然思考。

这些堪称制造业类高科技企业，为何要撤离苏州？
　　先看本次撤资事件中，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向日东电工东京总部的问询：这家高新企业一名干部表示打算撤离苏州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公司内部也有产业布局的调整。
　　制造业人工成本逐年走高，资本逐利，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用工成本做出调查，中国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尼的1.8倍。
　　苏州工业园区的网友算了一笔账，工人税后基本上到手工资，平均大约是5000多元，若算上五险一金，公司供养一个员工，每个月大约需要12000元。而越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不逼着外资制造企业离开苏州奔越南才怪。

苏州紫兴纸业发布的停产解散公告中，还揭示了另外几个原因：其一是生产规模小，与国内日益增多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再具备优势；其二则是“过去二十年间，工厂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苏州高新区的商业和住宅核心地段，因为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型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营”，说白了，就是土地成本提高了。
　　除了房价，物价也在过去五年间飞涨。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工业原材料的价格直线上升，苏州所承接的电子代工产业大部分仍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本身利润微薄，原材料成本上升可谓是当头一击。
　　与此同时，高税收同样令实业不堪重负。2010年，苏州工业企业的总税负为471亿，到2015年，上升到616亿，增幅高达31%，而这5年期间，苏州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整体下降了9%。更难忘的，是2017年年初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存在莫大联系。如今苏州园区已经对外资取消了超国民的优惠待遇，对国内民营企业来说是公平的举动，但是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外资外撤的速度。
　　关于企业税收的走高，过去一直有个说法，就是苏州经济是只长骨头不长肉，苏州这一代经济增长这么快，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浙江广东那一带差得远，说这是苏南模式的最大缺点。所以后来的苏州逐渐摒弃当初招商引资时的低税收的优惠方式，增大税收力度，同时限定最低工资水平，想一次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收入倍增计划”确实增加了国民的收入，但是倍增的部分大多被房地产市场吸走，而闷声发财的是地方政府。也就是说，政府把提高人民收入的责任转嫁到了企业的身上，然后又把民众获得的利益，通过高价出让土地和增税等方式，回流到了自己的手里。
　　　这样，政府绑架银行、银行绑架房地产、房地产绑架百姓，百姓唯有绑架企业。而企业眼睁睁地找不到绳子，更找不到可以绑架的对象时，唯一的办法只有逃离。

错过两次机会的苏州不能再错
今天的苏州面临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一是国内以区域核心城市构建的城市群的新一轮发展浪潮中，苏州既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资源优势，又不具备高端转型必备的人才资源优势，最关键的是不具备立于国内乃至世界经济创新桥头的具有强烈集聚与外溢能力的大型企业，或集聚一团的产业集群，这就使得苏州失去确立区域中心城市的本钱，也就是说，在新一轮国内经济发展浪潮中，苏州缺乏政策支撑的核心资源，于是苏州只能紧紧依傍身边的上海。
　　同时为了经济不致快速下降，还得牢牢抓住本已三心二意的外资。苏州试图以新型商业模式弥补这些制造业离开所造成的缺陷，2017年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万亿，达1.1万亿元。区域性外资总部集聚区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市新增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30家，年末累计超过280家。但是那些高端制造业离开所带来的广泛且影响深远的就业人口的消失以及由此而来整条产业链的连根拔起，对苏州这样以制造业起家的二线城市而言，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远非新型产业和总部经济能比。

其次，从技术发展路线看，往上由于前期过度沉湎于外资引入所带来的丰厚红利，而接连错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浪潮，与本应并驾齐驱的兄弟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面对即将到来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以前一个时代的丰厚积累为前提的，这就使得苏州经济向上的转型升级异常艰难。
　　　第三，由于苏州仍然没有完成产业转型，大部分企业仍是建立在以往人口红利低成本所带来的规模优势上，而随着土地能源税收尤其是人力成本大幅上涨令企业难堪重负，曾给苏州带来无上荣耀的外资尤其是大型制造业群体开始成群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表示，“短期来看，中低端制造业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会放缓，像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也在实行制造业回归。上下挤压之下，使得今后相当长时间仍将以制造业为主业的苏州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苏州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过去20年的消费互联网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从在线搜索引擎到可以用作个人助理的手机。尽管这种变革具有戏剧性，但它根本比不上即将到来的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物联网革命。新的5G世界将会创造多出几个指数级的财富。然而症结是哪些企业和行业将获得这块香甜大饼中的哪一块。从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来看，新兴产业成为主流的速度可能快于投资者预期，大部分的新兴技术在未来10年之内成为主流。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和3D打印等七大产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柱的新兴产业。

苏州必须抓住这一次技术浪潮。
　　2016年苏州市经信委起草了《苏州市创建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到2018年底，苏州将形成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型创新载体，培育和建设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在主导产业引领制造业形成“126”发展新态势（1大超级产业，即电子信息产业；2大技术高地，即纳米和生物医药；6大先进制造体系，即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发展 苏州全力打造智能制造品牌）(来源：城市商报2016-11-02)

在习惯性的外来引资中，制造业中，现代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项目数、注册外资占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40.9%、43.2%，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到账外资总额的53.4%，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封装特殊陶瓷等先进制造业细分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业新增注册外资占比达到40%，其中现代服务业新增注册外资占到服务业的69%；新设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18家，累计超过270家。（1-7月苏州市利用外资转型发展2017-09-07来源：苏州市商务局）
　　毫无疑问，苏州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且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但当所有人在苏州政府抛出这样一份抓住时代脉搏的宏伟而详细的计划，都会觉得苏州的未来明朗了时候，坦率的说，我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忧虑。因为这令我很容易想起了上世纪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信出版社出版年:2002-2-1）用翔实的材料分析了日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一面，这里面就分析了日本早期产业政策的负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其目的是使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这个项目从1975年到1985年间开展，卷入了日本所有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商，政府负担了22％的费用。人们普遍相信，这个项目帮助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在这个产业获得了世界领导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VLSI项目不能作为典范，因为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导地位已经失去。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类多偏于供给侧的政策，包括产业集群、产业技术和产业布局政策。在产业技术方面，2006年7月，以日本经济产业省为首成立了“信息大航海工程联合财团”，意欲开发自己的搜索引擎，但时至今日，海外只见谷歌，国内则有百度，日本在这方面可谓一无所获。而产业布局更早。日本政府1995年就制定了“推进高度情报通信社会的基本方针”，多次强化后于2001年成立了“高度情报网络社会推进战略本部（IT战略本部）”，并制定了所谓的“E—JaPAN战略”，为了实现世界最先进IT国的目标，日本公布了“E-Japan重点构想”，其内容包括了互联网建设和传媒的数字化等，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信息社会数字化高端几乎全控制在美国手里，倒是比邻的中国，没有类似的国家战略，却涌现了一批IT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