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禹碑分布及其蝌蚪文符解读

1，《禹碑》上所刻录的就是古本或汉代古文本《洪范》。现今《尚书》中的《洪范九畴》篇，则是对古本《洪范》的演绎。
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集所组成的《先天八卦图》，与《周易》文本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2，现今存世的《禹碑》石刻铭符与《洪范九畴》古文本，都可能经由王莽刘歆等人之手伪造或改造过。其伪造改造缘由，则很可能与王莽篡汉时期一些事件有较大关联。
《禹碑》作为字符集，可被视为原始时代的字典。如果将来考古发现确证其是上古之物，则可视其为中华文明字典之祖。
3，《洪范九畴》各畴关键字眼，分别对应《禹碑》各列符号，但并不严格要求一一对应。
如《禹碑》左起第1列5个符号，分别是《洪范九畴》第一畴"洪范五行"文段中的关键字眼"金木水火土"五字，碑铭符号、文本字形都呈左右对称架构。
《禹碑》左起第3列的九个符号，可能分别对应《洪范九畴》＇五事、八政′两畴中的"貌视言听思食货祭司"九个关键字。
77字(全是《洪范九畴》各畴中关键句眼字眼)可能分为两大部分。
其中九畴(除第五畴外)各畴最关键字为:
金木水火土 貌视言听思 吉凶 风雨霁 正直刚柔 寿富康宁好 短疾忧贫恶弱 岁月日星辰历数 食货祭司空宾徒师
以上四十五字，极可能为古本《洪范》所载，它们与《洛书》点线数字阵列图形布局相对应，形成的极可能就是金册玉牒铭符集。
《禹碑》在金册玉牒基础上，《洪范九畴》在古本《洪范》基础上，又增列三十二字、符(此三十二字为初步结论，不作定论)。
天子王民父母皇卜筮悔贞考终命折攸
德平强高克燮友敬农协建义明念向威
4，《禹碑》作为可能的华夏字典之祖，与第一部汉字字典《说文解字》有若干联系。
《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是东汉通儒贾逵得意弟子。贾逵则是刘歆得意门生贾徽之子。贾徽还是长沙相贾谊后代。贾徽对汉字体构造六书之说的形成发展有重大作用、精通西汉时的今文古文《尚书》文本。
字典之祖《禹碑》，如果不是上古之物，伪造它的第一经手人，很可能就是这位"弟子服其劳"的贾徽先生。
从师门传承上来说，《说文解字》这本字典，由来有自。
5，岣嵝峰《禹碑》自现世以来，它与《洪范》文本之间的关系，历来研究者肯定都会注意到、思考过，但为何两千年来大家们却纷纷如大禹一般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因此至今也无人能清楚解读？
古代交通不便，识字人口少，研究型学者更少，这碑刻又本来就末被广传。没有破译不足为奇。
近代以

说起来，六七百年前大才子杨慎要负极大责任。他才气名声足镇千古，一曲《临江仙》，悍然压制诗词文坛几百年。在他辛苦编附的精美文字文章前，敢于跳出圈去另寻思路的，都得压上自己的才智、胆色、名声掂量掂量。
后世研究者，所误皆在强求文章畅通上。他们大都陷入杨慎拼凑八股文章的怪圈，没有考虑过碑上铭符集合根本就不是文章的最大可能性。
77个古文字组成文章，个个不重复雷同，这种古文，史上本就罕有！饱经八股科考训练的杨慎能凑出仿《尚书》体八股文，只是明代科举文人习惯使然。
一旦人们从杨慎的天书牢笼思想篱笆中跳出来，破解这天书，今天的近二亿大学文化人几乎人人都可以，随时可能办到。
6，当然，千余年以来、两千余年来，古人为何无人将碑铭与《洪范》文本认真对应，从而解读出来？其中原因也可能比较复杂。
一种情况，一千几百年来，因为禹碑孤例蝌蚪文确实难以辩认；禹碑碑刻与洪范文本各自现身面世的时间地点，客观上就有、或主观上有人为故意制造的相距数百千年、千万里时空差异。千年来人们思路受此困绕，真地已经无人知道两者的特殊联系。
第二种情况，不少古人已经意识到了猜到了这种联系，但他们却不敢再研究下去。
他们知道那是个巨坑、灾难！
其性质，相当于发现圣经古卷手稿选集是某某某所伪造，教科书全得改写！四书五经十三经千年科举，考的竟然全是伪造先祖圣贤语录。
这在古代简直要命。
第三种情形，千百年来，还有些不知情或已知情的古人，如杨慎式的，或无意或有心误导诱导。杨慎作为科举受益人代表人物，(虽然历史上他政斗失败失意，但他科场功名文名犹盛。)也是有可能为故意误导后人而去玩文字游戏以转移注意力，掩盖真相。
禹碑自当铭《洪范》，
蝌蚪佶屈赛殷盘。
临江仙杨迷瞎马，
天街神郭误生番。
强牵怪字两眼泪，
附会僻文一口痰。
虚耗精神枉费力，
祖典原本不为难。

《禹碑》解读后关于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禹碑》蝌蚪文解读找到正确思路后，已取得突破性初步结果。它与蝌蚪文字、《洪范》、《尚书》、《洛书》等等彼此之间直接相连通、相对应的关系，已被发现，得到了证实。
《禹碑》作为蝌蚪文字写成的华夏第一部字典系统，收录字符虽然仅七十七个，但已涵盖古代算术、天文历法、政、哲学、自然科学、宗教、社会伦理、经济、医学等诸多领域。
它与《洛书》数字点线阵列图形、与对应文本《尚书》中《洪范》篇乃至整个蝌蚪文古文《尚书》相对照，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也与河图数字点线阵列图形、八卦六十四卦文字符号集合、《周易》文本所构建的另一个完整文化体系一起，共同构建了华夏文明上古至先秦的文化系统。
随着对其解读的逐渐深入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对众多古史领域的研究必将不可避免产生相关影响，甚至在很多领域所引起的波及效应还会是方向性的纲领性的。
这里就这些问题略作初步说明，提出一些方向性研究思路供参考。
一、古文字与甲骨文研究
禹碑是仅存的蝌蚪文孤例，但它不是一般的文字符号系统孤例。
它是蝌蚪文的字典，它是字典性质的孤例。它是有直接对应文本的、可与现行汉字体系联通的文字符集合，它还有受其直接影响、相互间血肉连通乃至是由它衍生的第一代汉字字典《说文解字》可对应。它内蕴有成熟的文字构造理论六书学说，它是六书学说的来源根由，又可由六书学说去解构、复制、演化，它是六书学说的第一个范本模本。
一句话，它孤而不单，是一个复杂文字体系的根源。它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孤例！
它只有77个蝌蚪文符号，但把它的上述相关要素综合考虑、运行起来，却可以把现在的所有汉字全部蝌蚪文化。有了它，不但能对比检验其它任何蝌蚪文考古文字物件，甚至如果解构研究它的六书构造脉络到一定程度，就能推演、复活出孔子家宅墙壁出土的全部蝌蚪文古文《尚书》。夸张一点，甚至能把现在所有汉字书籍文本全部变成蝌蚪文书籍。
这甚至实际很可能就是它的第一个研究领域、方向。
用它，解构后倒推演化，就可以衍生复制复活出常用蝌蚪文，乃至复活出蝌蚪文文字体系、古文《尚书》文本、古文经学文本、所有古文本。
再用这些常用蝌蚪文、蝌蚪文体系、蝌蚪文翻译后的现行文字古本，去对比小篆大篆、金籀文、甲骨文字体，对比它们组成的龟甲牛骨金石刻录语句、段落乃至篇章，对于古汉字发展演进过程、甲骨文研究解读，都具有一定乃至重大价值。

它在古文字体系中，在从碎片符号、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到篆隶的历史演进中，是居于原初地位还是中间断层位阶？或是春秋战国汉代的后来者所人为构造乃至伪造？
如果是前两者中任何一个，其价值将不可估量。
即使现在看来，它是后者的概率较大，其价值也不可低估。
它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是谁人为之？背后隐藏着什么？
即便是春秋孔子或汉代孔安国等孔家人所闭门自造甚至乃新莽时刘歆等人所伪造，作为第一部古文字字典，它也补全了汉字六书构造理论的重要环节。有了它，对《说文解字》进行再阅读既必要又可行，对古文字、甲骨文研究再重新设计重新评估重新确定新的方向，也有必要且可行。
对古文字、甲骨文等相关文字领域的田野考古工作，它同样有一定乃至重大意义。
把它解构后，能得到更简单构字符号、偏旁部首符号、注音符号。在过去的考古符号类文物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些符号？可不可以把它们归类整理出来？
过去那些零星的碎片化的、尚不能解读、尚不能纳入文字文化体系的单独个别符号，今后能不能归类整理，乃至形成完整连续文字发展演进体系？
今后的先秦文物考古，但凡有文字符号出现，是否要考虑首先与蝌蚪文符号体系联结起来？
二、殷商文字文化史与孔子儒家早期文字文化研究
前面已提到它有较大概率是春秋时孔子所造或汉代孔安国孔子后裔家人所造。
原因很简单，它的对应文本《尚书》是孔子所整理出来的，蝌蚪文《尚书》古文本又出自汉代孔安国献书事件。
这一套古蝌蚪文系列，又与籀、篆、隶等从周代到先秦西汉文字文本系统完全区别开来，它是孔家人所独有的一套家传。
在不能完全证实西汉蝌蚪文古文《尚书》事件就是新莽刘歆为首古文经学全盘一体伪造情况下，只能把孔子、孔安国先拉进来。
如果是孔子所秘造，乃至是其所私家保存的传自殷商、春秋宋国文化中最隐秘的核心，那么，它的价值也得重估。
由此，孔子研究、先秦早期儒家学说乃至殷商文化都得重定方向。
1，重新认识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说
孔子不但系统整理周故，总结周鲁文化体系。他在打着"吾从周"旗号，感叹夏商两代无文无典的同时，还打着周旗、打着复周公之礼旗号，整理着殷故。
面对东周春秋时礼崩乐坏大变局，他在私下整理秘藏秘研殷商文化核心遗产。
他的狂热信徒儒教第一代教宗亚圣孟轲，把他这殷宋后裔奉为大卫王后裔耶穌式的"素王"布衣天子"，并非偶然。
他在春秋时周游列国，孟轲在战国时"当时周天子尚在，何事纷纷说魏齐"，他们不止是普通的文

他们不止是普通的文化旅游学习宣传造舆论，而可能还有复兴殷商文化的目的。
他不止要做复兴周文化的圣人，他甚至可能是打着周旗要做"每五百年而王者出"的殷商新王。他要融殷周文化于一炉再取而代之。
武王伐纣，纣自焚于鹿台，让上古华夏文明传到殷商的文字文化存留，相当一部分随大火毁灭了，但也还有一部分文化留存着。近现代发现的甲骨文，就是其证明。这部分文化秘藏由殷商的天文星相祭司文化贵族保护保管，一直有传承。而最后的保管人，就是打着"吾从周"旗号去整理周故的孔丘先生。
他徘徊周游于宋卫困于陈蔡这些殷商文化区，是考古定位求证查核殷商文化的保护保障情况，进行串联？
他的儒家以祭祀礼仪为看家本领，他是殷商最后的祭司贵族大主教么？他内心所祭是那只曾诞育商祖的玄鸟么？是真心企盼这只再现于周原降命于文王惟德是辅的凤凰，重降天命于他这当世公认大贤大德么？
他到楚地巡游，是要在凤凰文化为宗的楚国里查探有没有神鸟的踪迹下落么？
禹碑、蝌蚪文、尚书文本、洛书点数阵列图形背后，是殷商文化的藏宝图么？
儒家学派三千弟子也是他的复兴殷商班底么？
他整理诗书礼乐易五经，是真心学习、竭力保存"其命惟新"的周鲁文化？还是暗藏"反清复明"之志的殷商最后大祭司，在领先乾隆二千几百年前，便以修四库全书方式进行文化大清算？
他修整的五经之中，有没有、有多少"抑周尊商"残留？
这些思维发散并非胡思乱想，它可以给出早期儒家思想研究新的方向。
如果禹碑与蝌蚪文、尚书、洛书研究继续深入，殷墟甲骨文之外夏商文物考古又有新的发现，它也可能为考古文物、甲骨文系统归类整理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殷墟之内，甲骨文是集中一处还是分别存放，如何区分归类？
殷墟之外，宋卫陈蔡之地有没有别的殷商秘藏？
今后这一地区的早中期商代乃至上古文明考古，流落到东北箕子朝鲜，乃至据传是远征东夷商亡后从白令海而远渡美洲的玛雅印第安文明考古，有没有可能凭借它们一起串联出新结果？
禹碑蝌蚪文、古文《尚书》是新莽时刘歆古文经学一体完全伪造，这事情如果不能确定；《清华简》等战国乃至更早文字文物考古，如果能确认《尚书》《洪范》乃至蝌蚪文、《洛书》的先秦乃至上古身份，那么，对孔子的上述研究方向性假定推想，就不是凭空而来。
甚至在上述两方面的证伪、认定有结果之前，从孔子早期儒家学说入手，从五经研究本身着手，现在就可以开始查证比较。

过去没这方向，认定孔子是周公之后周鲁文化集大成者。认为他最多只是对殷商有遗民之思，但现在可以有另外的方向，他打着周旗，骨子里要复的是殷商。
2，从孔子出发的研究，还有两个方向。
向上往前，也就是往孔子出生之前推。
首先，是孔子生前周代的五百年与整个周代八百年间，殷商文化的历史要厘清，要理出头绪。
在宋国与箕子朝鲜等地，有殷商遗民生活、有殷商文化存活了长达几百年近千年的实体。在殷墟，有甲骨文秘藏。在鲁卫陈蔡等地，有孔子等大量殷商文化贵族。在这些背景下，殷商文化的千年存续，乃至改头换面进入汉代直至今天。其中的脉络，可以形成一个研究方向。
其次，就上古历史而言，殷商文化很可能不是从三皇五帝到夏周秦一体的黄河中原区域炎黄华夏文明体系内的文化系统。
它是玄鸟生商的"满清入主中原″式的外来文化系统。商汤放夏桀之后，吸收继承了夏文化。但在纣焚鹿台人亡甲骨埋之后，它秘藏了一部分以《洛书》体系为中心的文化系统，使得华夏文明出现了文化分裂、断层。
以残缺的《河图》周易体系为中心的周文化，只能在夏商无文少典的背景下创新重建。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其背后更多的是无奈。
由孔子这个殷商后裔来完成上古文明文化的大整理，而不是别人。不仅是因为孔子圣人智慧超群，还因为他手中有周人所没有的殷商文化存留。其由来有自。
并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是我孔大圣人整理后的"周文化"，才能真正"监于二代"。而非夏商无文少典的周代其它土鳖们能监于二代。
能"郁郁乎文哉"的，不是其它周代土鳖，只有我孔圣人才办得到。
不是"吾从周"，而是"从吾周"，小子们今后都得从吾孔丘之"周"，都得跟老子学！
最后，就是河图与洛书两套系统的清理整理。
纣焚鹿台甲骨秘埋，造成文化传承分裂断层。周继承的河图有残缺，自行创新出周鲁礼乐文明。《洛书》秘藏于殷商文化贵族之手直至传孔子集大成，形成蝌蚪文《尚书》为中心的一套新文化体系。
这就好象上古至殷商，一直都有河图、八卦为标志的算术课本，也有洛书、洪范符号为标志的语文课本。
但纣王自焚鹿台后，算术课本只剩几页封面，语文课本则被人偷偷埋藏。周人只好根据残缺，另行编写修订教材。
结果，就出现拿算术做语文用，《周易》一枝开两花，一花结多果。周代只能从殷商残留铜盘铜鼎，发展出与甲骨文几乎完全不同的金籀文新语文课本。
直到孔子喊着"郁郁乎

直到孔子喊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口号，却拿着蝌蚪文《尚书》上课，周代土鳖才五体投地心向往之拜服其下。
那么，《河图》算术教材被当作语文课本五百年，二进制数学课，被周文王周公强行加塞进历史、哲学知识，扮演文化大杂烩。该怎么清理？
孔夫子还锦上添花，大杂烩上画蝌蚪文，韦编三绝作《易传》，这东西怎么还原？
孔子在"吾从周″口号下，他的蝌蚪文教材，也得把五百年来土鳖周人"其命惟新"出来的东西放进去。他秘藏的《洛书》，也染上了有大杂烩特色的周代语文课本风格，又该怎么清理？
3，除了往孔子生前推，还有往孔子身后推的事情。
战国时的文字、竹简、竹书纪年、楚墓简、清华简，怎么归类整理？是不是也可以、要不要开发新研究方向了？
《禹碑》蝌蚪文研究下去，一旦从77符字典开发成蝌蚪文《尚书》、诸子百家蝌蚪文，对比这些战国文、简，有没有新发现？
从河图洛书上古语文算术课本厘清整理出发后，就是华夏文明原初之迷问题了。
从孔子往后推，比对先秦战国文字、竹简后，也很可能就要涉及汉代今古文《尚书》的根由了。
比如，《清华简》自己的真伪问题尚没解决，最近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课题了，开始证伪梅赜的古文《尚书》了。其它战国简也早已多少卷入这个争议两千年的话题了。
现在有了从蝌蚪文字典出发，把蝌蚪文古文《尚书》复制出来的可能，这一证伪研究或许将彻底揭秘。
它们背后，究竟是殷商大祭司孔丘在搞他的"救世主复活"式的文化复兴大业在延续，走殷派还在走？
还是两汉间新莽朝时期，复杂的朝政斗争与儒家内部孔圣家族为重夺道统，两相结合而共同造成的？
三、华夏文明原初之迷研究
上文提到，如果刘歆他们一体伪造不能确定，只能往前把孔子拉进来，扯下周皮审其殷骨，那么，从河图洛书方向研究就不可避免了。
这两件东西，那就不是汉代图谶符命专家刘歆找人汇编《三哼经》才制作的了。那就得从它们身上，去寻找华夏文明文化原初之迷了。
神话时代就得还原本来面貌了。
河图洛书、禹碑符号究竟是二向箔式的上一文明纪元外星文明的存留、位面宇宙传送阵通行证名片，还是华夏文明从象形文字结绳记事壁画陶符为基础，上古先贤苍颉智商大爆炸灵机微微一动才自然发展出来的？
过去，难以从周易文本阴阳爻八卦语文数学历史哲学大杂烩教材出发，去厘清河图数字点线阵列与八卦图形之间的衍生延伸演化。甚至还把洛书后天八卦与这些大杂烩架床叠屋，造成超级大杂烩一锅烩。

现在，有禹碑符号集合与洛书单独对应，可以厘清蝌蚪文点线与洛书点线、数字密码及甲骨文之间的各种关联。还可以把它们再结合八卦阴阳爻与河图点线阵列、数字密码间的各种关联一起研究。
它们即便全是汉代图讖符命方士们伪造，也会有其伪造逻辑。不是伪造，而是天外飞仙外星所赐或已灭绝文明所残留，也同样可解构分析。
不至于大杂烩依旧更杂烩了。
四、今古文《尚书》领域的研究
从孔子往后推，秦皇焚书又来了一次文字文化断裂。于是，汉代开始了董仲舒为首的皇家钦定儒家新领军、伏完今文《尚书》语文教材，与孔门蝌蚪文古文《尚书》这三家的分合斗争。
孔门家传派，他们一手拿图谶符命，一手拿蝌蚪文《尚书》墙壁古本，与董仲舒大一统天人感应、今文《尚书》这两大孔外别传相互争夺儒家道统。又卷入西汉皇室与郡国王爷们、王莽外戚们之间各种斗争。
禹碑蝌蚪文《尚书》这些东西，究竟是新莽时一体伪造才有的，还是孔子他老人家五百年前才继承或制作，又留传下来的？现在难以定论，但已可明确研究方向。
禹碑与蝌蚪文的后续研究，本身就可以给出最后的结论。再结合其它线索，更可以形成比较清楚的证据链条。
当然，这兩者现在还只是方向。
刘歆他们所一体伪造，这个方向可能性概率最大。可研究的资料也相对于其它先秦领域的更充足，不用面对想法成堆思路成簇而证据廖廖的囧境。
以新莽刘歆贾徽等关键人物为中心，向上触及孔安国董仲舒以及汉代儒道法三家斗争脉络，向下延及东汉今古文《尚书》之争再到梅赜伪古文《尚书》。
从汉字构造理论说文解字到训诂音韵\尔雅广雅，到天人感应符命图谶，从大一统春秋三传到《洪范九畴》建皇极，……可以把各条线挼清楚。
这个领域是両千年来争议不休的热点。
禹碑蝌蚪文研究深入下去，无论它们最后是被认定为新莽时期，蝌蚪文字、禹碑、《尚书》《洪范》文本全是一体伪造。还是判定它们为孔家私藏的三千年前殷商文化与失落的《洛书》体系秘传。最后都将彻底厘清汉代今古文《尚书》与东晋伪《古文尚书》主要脉络，为这个课题画上休止符。
五，汉代史料、儒学文献的考证整理。
之所以把刘歆他们一体伪造禹碑、蝌蚪文、《洪范》《洛书》置于可能性最大的研究方向，根源就在于蝌蚪文、禹碑、《洪范》《洛书》这二千年来的诡异时隐时现踪迹，带有明显人为故意特征。
单纯是为了掩盖至圣先师孔子周皮殷骨假圣人真反仔身份，掩盖他打着从周旗号贩卖殷商版权光盘？是为了掩盖华夏文明正宗遗传已彻底丧失

是为了掩盖华夏文明正宗遗传已彻底丧失，被殷商后裔外来文化给四库全书了？
宋明以来朱子等人到禹碑附近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证伪晋代古文《尚书》搅混水更浑，也是为了继续维护孔圣形象？
如果是这样，那么，伪造一个禹碑就够了么？
还得把《前四史》\《十三经》各种篡改加塞？
比如，《后汉书贾逵传》里，在记载禹碑最大伪造嫌疑人贾徽生平史料时，介绍贾徽的《尚书》师承这几十字中，就夹了一则他的老师涂恽(《风俗通》:涂姓，涂山氏之后)莫明其妙文字。
这则似文字密码、对禹碑来龙去脉可能极重要的标注，是《后汉书》本来就有的？还是当时的知情者为后来人所伏的草蛇灰线？
这一类信息，在前四史中，在汉代儒家文献资料还有没有？
《史记》中司马迁从孔安国学蝌蚪文《尚书》，这一史料历来被较多引用。
但它是原有的？还是这种(《风俗通:涂姓，涂山氏之后)直接点出其大禹嫡系信息，极可能为后人所加进改动过的东西？
禹碑蝌蚪文解读后，一旦刘歆伪造它们得到证实被认定，那么汉代史料文献两汉儒家学说文献中，涉及今古文《尚书》的人物、学说、事迹，恐怕全都得重新考订。
在此之前，将它们这类信息挼一遍，从中找线索，现在就可以定好研究方向。
过去即便怀疑，有些东西如上述贾徽资料中的这则附注，人们往往也会忽略。
现在有了明确方向，找证据挼线索，或许会事半功倍，意外惊喜不断。
六、总之，一方面是禹碑与蝌蚪文两者的文字方面研究，从字典复活成文字系统。以此为基础，对古文字甲骨文研究以及文字文化考古给出新的方向性思考。
其次，从蝌蚪文来龙去脉出发，以孔子为中心，对殷商文字文化的研究、孔子思想、夏商周断代与文化传承、华夏文明原初之迷、汉代以来今古文《尚书》之争背景，全都可出新的研究方向性思路。
这里实际已经提出了一个假说，就是重新认知孔子、殷商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来龙去脉贯穿数千年，牵涉极大。
春秋诸子百家，最顶尖的文化精英，老庄\孔孟\墨子\惠施，无不起于殷商文化核心区，大多是殷商文化贵族后裔，岂偶然哉？
孔子办私学，是周朝礼崩乐坏之后。在此之前，文化贵族识字阶层的文化知识传承有两种可能途径。一是周礼乐文明体制下的贵族内部家族中传承，二是殷商祭司贵族圈内文化秘密传承。后者所传承殷商文化情形，很可能与中世纪欧洲教会知识传承体系略近似。即贵族后代中无继承权的子女、私生子女，唯智商论，择其优者传授。而蝌蚪文字禹碑《洪范》《洛书》体系，

而蝌蚪文字禹碑《洪范》《洛书》体系，极可能是以这一方式在殷商文化遗民圈内秘密传承数百年。
上古华夏文明尤其是夏商周三代近两千年历史里华夏文化圈内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文明三大来源希腊犹太罗马三者间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其实可以作若干类比研究。
大致上古希腊文化圈略近似华夏文明上古及夏朝文化，中东古犹太以色列文化圈(含波斯巴比伦、埃及为其两翼)略近似殷商文明，古罗马文化圈则近似周文明。
罗马帝国一统地中海区域后，以色列犹太文明的传承经历，就与周革殷命后周代八百年间殷商后裔的文化传承经历比较类似。
孔子与耶稣，作为各自所在文化圈遗民中的皎皎者，他们在文化传承上，地位作用也相近。当然，孔子更注重整理总结殷商文化传承中有关人类社会现实生活部分，敬鬼神而远之。耶稣则是继承发展犹太教至创立新的神学体系。两者在传承先祖文化上的选择重点与取向不同。
从董仲舒天人感应，到新莽时，刘歆等儒家领军人物都似乎有努力补全华夏文明宗教信仰这方面缺憾的打算，奈何儒家在这方面先天不足。而道教与佛教则先后于此时期乘势而起，也非偶然。
这个假说是否成立，与禹碑蝌蚪文后续研究直接相关。也有赖于更多先秦夏商考古新的发现。
考虑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已留给今天数万片成文成套成熟的甲骨文字体系。四千多年前濮阳西水坡颛顼墓，已留有完整蚌壳龙虎图形内蕴丰富复杂文化信息的符号。那么，河图洛书点线数字阵列国形\阴阳二爻与八卦符号集合，以及45个或77个蝌蚪文字符号字典集合，在四千年前就已由先人们制作出来了，也并非完全不具有可能性。
第三，就是目前看来资料较多，刘歆等人一体伪造《禹碑》《洪范》《洛书》蝌蚪文的可能性较大。这方面的求证或证伪，虽然可能大大降低它们的文化价值，但也将揭开今古文《尚书》之争的各种面纱，同时也提出了一条汉代史料儒家学说文献资料考订整理方面新的方向性思路。
禹碑与蝌蚪文解读思路已清晰，最后结果还有待时日。但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现在就已可以着手开辟新思路新方向。
在这些方面，越早下手，获得成果越丰厚。
坐等禹碑与蝌蚪文全部结果最后结论出来再去考虑改进、转变、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很可能会耽误现在的研究。
而忽视无视禹碑与蝌蚪文研究，一切照旧，取得的研究结论，甚至可能很快就会被证有误有瑕疵乃至闹出笑话。
后记:
1，第一次接触禹碑时间地点比较特殊，记得非常清楚。

08年5月11日下午在汉阳龟山脚下汉水入江处，看过之后，当时也没有太多留意。倒是只记得那天看江天一线处，天空云层堆积异常。后来才知，或许就是所谓地震云。
当晚宿汉口，大雨滂沱生平仅见。第二天下午即是汶川大震。
此后，在岳麓山再见此碑就试着辩认过，终究不知所云。
今年清明节，随手翻《尚书洪范》资料时，忽然脑中如触电，立即下笔。五六个小时就写了初稿。
到现在也只是解决了思路，初步结果也算满意。但这种文字符号终需耐心琢磨，完全解决尚需时日。
在此之前，先放下细节芝麻，抢走几个西瓜，把可能摘下的果实标注上标签。作为首先吃螃蟹的人，当仁不让也责无旁贷。
反正圈内人，大多会有各种考虑还多在犹豫观望。这个相当辛苦不算便宜的便宜，也就不捡白不捡了。
2，由于《禹碑》已被解读，其与《洪范》篇乃至《尚书》全本、《洛书》间关联已揭示，否认忽视无视已无意义。
现在如果要证明《禹碑》原件系汉晋之间所托古伪造，客观上还必须证明它与《洪范》乃至《尚书》全本及《洛书》都是一体伪造。
古人如此大费周章大规模煞有介事伪造，其必要性何在？二千年来诡异隐现何解？可行性何在？谁能为之？
如果是因各种时势需要而一体伪造，嫌疑人无非是新莽刘歆等人和东晋梅赜等人两大类。
从必要性可行性去看，新莽刘歆等人嫌疑更大。
要证明梅赜等伪古文经学派编改伪造《洪范》乃至古文《尚书》，现在材料证据已不少。甚至进而以为《禹碑》也系他们同时一体伪造，也许是最容易得出结论。这结论现在有《禹碑》实物为证，还能部分结束今古文经学千年争议，为晋代伪古文尚书彻底盖棺。
当然，要把它定案，难度也更大。凭空伪造，大规模篡改相关文献史料，其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就梅赜等人而言，究竟何在？
比起刘歆等古文经学派来说，由梅赜他们一体伪造的概率无疑更低。
此外，更无奈的是，宋代以前的禹碑不知道是不是真地全毁全灭了，不知它什么时候会不会忽然现身。一旦它又出来了，一切证伪就全白费了。

南岳衡山岣嵝峰《神禹碑》的解读思路与初步结论
一，《神禹碑》是谁制作的？
《神禹碑》又被称作《岣嵝碑》，由一堆古怪别扭符号拼凑而成，刻在南岳衡山岣嵝峰大石头上，其具体来历并无史料确证。
岣嵝两字，东汉早期许慎著汉字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时，尚未见此字。到汉未三国曹魏时，张揖著《广雅》(《博雅》)时，才首次提到"衡州南岳有岣嵝峰"，并写到"上有神禹碑"。(按:此记录有疑，或为《康熙字典》转录《博雅》条目后人传抄时误写或附入)
晋代，衡阳人曾任长沙相的罗含，在《湘中记》里写有"岣嵝峰有黄帝赐大禹玉牒"，"上有神禹碑″。唐代韩愈有诗文"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记载了确实有蝌蚪奇文的石碑。
这些都是较早的明确史料。现在，国内如长沙岳麓山、武汉汉阳长江汉水合流处等不少地方，国外如韩国多地都有摹印拓刻，皆托名为大禹鼓捣出来的古物。
四千年前大禹时代就有这样的石刻？
全国范围内从三皇五帝到殷商之前，在甲骨文之前，并没有一件这种近似文字乃至文章的符号类金石刻录物品。作为孤例，说它是大禹时的造物，当然不太可信，甚至概率无限趋零。
它是谁制造的呢？
在南岳衡山这样有数的地理名山上，用众多古怪符号摩崖刻在大石头上。在殷商周代之后魏晋之前，其工程量不小，影响也不会小，不太可能是民间人士作品。如果是早期道教创派人士所为，这算是道门盛事大事，应该会留有史料方志道观典藏记录。如果是各王朝所为，同样多半会有相关史料记录。但偏偏没有这两种最具可能性的记录。
那么，会是谁制作的呢？
有几个人选，但最有嫌疑的，恐怕要数王莽与刘歆这两人。
在南岳衡山做这种摩崖刻石的事，非帝王参与，一般人还真不敢去做。但是，无论哪位帝王参与了这事，为何却没留相关史料记录？
推测起来，原因无非是制作时并非正常情况，制作它的目的有非同寻常之处。多半与当时那位帝王得国不正，需要搞阴谋伪造神迹有关联。
历史上有这类需求的帝王可就多了。汉末三国这些帝王里，开国君主们都有可能。
但他们不但篡位禅代成功，还都传了几代人。如果要造神迹托天命，把这石碑作为工具法宝证明，就没有必要事成之后不留记录不大书一笔不特别宣扬。
所以，这石碑多半是篡位事业搞成半拉子工程，是搞成了烂尾楼的作品。

即便是这类半拉子帝王或草头大王，数量其实仍然不少。
比如，秦末南方的各支起义军如陈胜吴广鱼腹藏书又自立为王的之类，汉末的南方诸候们尤其是袁、刘、孙三姓世家贵族乱世豪杰们，汉末的黄巾太平道起义，他们也都可能去制作这类物件。但他们都是拿起铁杆子真刀明枪直接干武装的，犯不着把这事只做不说，深藏名山而不声张。所以，他们之中哪位枭雄做下这件事的概率也不高。
相比较起来，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中间的王莽(以及刘歆等人)，可能性就大多了。
他篡位成功了，还做了十几年皇帝。但最后终究又没能立得住，死于非命，身死族灭。他所建立的大新朝也不归于史册正统，史书不为他立本纪而只归入列传。
他与刘歆两人，一生都最喜欢制造符命图谶各种石刻神迹，又以虞舜后代自命，惯于伪造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古文史料。
这石碑但凡有一点痕迹显示它本来是伪造或改造过的。那么，由他们伪造的可能性就会最高。
南岳衡山这地方，与虞舜有较紧密关系；这石碑上那些疑似文字乃至文章的符号组合，又如此古怪离奇。所以，无论是从制作人所应具备政治地位，还是从其应具备的文化水准能力去判断，显然都可判定它并非寻常人所能为。
把这些疑似文字文章的符号，与汉字、古文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对比起来研究，再结合这些符号独特的形状组合结构来判断，大致可判断其被制作的可能年代区间。从它所能发挥的功能去归类、从制作者试图完成的目标去判定、从制作的原由去分析，也可考虑一些线索得出若干推断。
总体而言，可判断它大致上与周秦时期的金文、大小篆以及秦汉隶书这些字体，与《尚书》《楚辞》《汉赋》这些古文体，相对而言更接近或更早。也可推断出，在这些字体文体流行的年代区间内，时间越往前往年代区间的上限推，可能性概率相对也越高。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也就容易让人把这石碑与王莽篡汉联系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王莽篡汉前后，他曾伪造了那么多符命图谶石刻祥瑞神迹，史书对其都有比较清楚详细的记载。为何这件并非可以轻易忽略的石碑，却又没能被记载呢？
况且，在汉代，南岳并非是现在的这个衡山，而是现今安徽霍山县(潜山县)的天柱山。王莽篡位时所伪造的大量神迹，大多都是在长安周边地区或人口密集、开发程度较高的地方。他并不强求更高难度，似乎没必要安排远距离不易掌握、当时开发程度低、交通不便、效果影响小、当时还属于南部边荒地带的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