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孙筱先生统计，“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三十二次。至于地方性的褒奖则更多”。《汉书》记载，西汉初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褒奖孝悌，免除徭役；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文帝十二年诏令“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将表彰和置任孝悌并行。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县38，乡178，而孝悌则各120人。由此可知，县乡下置孝悌自汉文帝以来确已成定制，不是按照县乡比例，而是以人口比例设置。此外，《汉官旧仪·补遗》曰“高后选孝廉为郎”，表明郎官选任中也一度以孝廉作为标准。另据《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令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显然，孝悌是行义的集中体现，设置孝悌既是对行义的褒奖，更是以之为表率，从而在乡里推行教化。这种统治方式，对乡里推荐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黄老刑名之学占上风的西汉初年，经学尚未确立学术独尊的地位，孝、悌被列入选任标准，由皇帝提出并推行，这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西汉初年推行“孝治”的举措，对吏民仕宦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官吏而言，在家要敬顺父母，履行居丧服孝的义务；为官要尊崇上级，以至效忠君主。对于布衣而言，以孝悌的行义得到政府的褒奖，并在乡里推行教化，成为晋身仕宦的重要途径。这些举措也为汉代以“孝”为标准选任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文史哲论丛》由谷建全主编 ，卫绍生、张新斌、 高秀昌、 闫德亮等副主编

赖华明：汉代察举制概论
史载:“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2] (卷45)“孝悌”、“力田”初定为察举科目。
孝廉之科，重行谊，择德行，为孝子廉吏的简称，故对文墨技艺不太重视。西汉时“孝廉”分为两方面:“孝以选民，廉以察吏”，东汉合二为一逐渐成为常年设立的科目。
察举孝廉如上所述，起源于高后。
李辉：汉代察举制度及其意义
西汉高祖刘邦始创察举制度不久,汉代察举制度中定期制的选举科--孝廉科--很快出现了。在察举的科目中，孝廉即能尽孝悌、正直廉洁，是孝子廉吏的简称，也是汉代官吏出身的正途，各个郡国每年都必须依照规定的数目向朝廷推荐，西汉政府几乎年年察举此科，为汉代统治者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汉高祖吕后元年初次设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汉书·高后纪》记载“(元年)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颜师古注:“特置此官而尊其秩 ，欲以劝勉天下，各令敦行务本”。从中可以看出高后时期不但下诏要求举孝廉，而且还让举荐的人来做官。有了具体的制度保证，举孝廉这一定期的人才选举方式就能顺利进行了，这是察举制孝廉科定制出现的标志。虽然这是第一次设置孝悌科，但是吕后以前孝悌科就有了萌芽，《汉书·惠帝纪》惠帝四年春正月诏令“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这是汉王朝第一次在孝悌道德方面的官方性倾向的政策，然而这次举民孝悌，并没有产生具体的操作方法。所以孝悌科定制于高后时期，汉惠帝四年那次诏书仅仅是孝悌科的萌芽。

孝弟力田”就是要地方官举荐“孝悌”的道德表率和“力田”的先进分子，为百姓树立标杆；“定列侯供次朝位”就是给已经受封的列侯们排序，定出朝堂上站位的先后顺序。定谁不定谁，谁前谁后，当然是吕后说了算。
“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服从政治导向的列侯，会得到靠前的朝位，顺应朝廷导向的人会得到表彰和优待。

汉乡、亭及官，皆依秦制也。县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高后元年（西元前一八七），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后废。至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无常员。平帝又置外史、闾师官（《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一 秦汉三国）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
赵翼：廿二史劄记
汉代创制，依据三代以来政体原理衡量其是非。或相对应秦制，而有成功创制。如置孝悌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汉初，君臣大意如此，至是始设官耳。耕战者，秦孝公、商鞅之规模也；孝悌力田者，高帝、萧何之规模也。使于孝悌力田，深探其本，而张其纲纪，岂止革秦之暴而已哉！此盖大司徒之职，而止以二千石掌之，其任轻矣！”[455] 由制度彰明德义，由礼及仁，治体可明。
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

肖云飞：西汉“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史考察 ——以中央与王国关系变迁为中心
惠帝即位，四年春正月下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这说明汉政府对孝道教化的重视，“孝弟”主要职责是鼓励社会行孝道，力田主要职责是鼓励地方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而设置力田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躬行孝道，因为基层民众赡养双亲和上交赋税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孝弟力田在汉初是一种荣誉头衔，孝道成为评判孝弟力田的重要标准，被推举为孝弟力田者一定是社会贤达，或者免除其一定的徭役，或者给予一定的物质赏赐。这时候的孝弟力田并不是地方官吏，也并没有爵秩，主要是汉朝政府为了在地方上鼓励孝道，提倡以农为本，让孝弟力田充当表率，掌管地方教化，以改善社会的风气。
吕后临朝称制后，对地方上的教化又强化了，元年即下令“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不仅赐予孝弟力田一定的物质奖励，还赐予孝弟力田一定的爵秩，正式将“孝弟力田”作为汉政府地方官吏的补充®。孝弟力田官爵秩为二千石，几与郡守平起平坐，虽然在吕后元年才正式设置一名，人数很少，但是可见汉政府对孝悌官越来越重视，对地方孝道教化的推行也进一步强化了。此后,汉代各帝王几乎都出台鼓励孝弟力田的措施。
学界普遍认为“孝弟力田”在汉代成为了乡官，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孝弟力田”不属于乡官，其理由是“孝弟力田”没有爵秩，也不治民，《汉书·高后纪》记载的“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中的“者”是“各”之误，应为“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各一人”，《尹湾汉简》也表明“孝弟力田”不属于乡官，汉代也没有“孝悌力田科"。(见万义广:《汉代“孝悌力田”述论》，《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本文认为“孝弟力田”属于乡官，若如万义广所言是“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之误，那说明“二千石”官在吕后之前一直没有设置，到吕后元年才设置一人，郡守即为二千石官员。也就是说郡守在吕后元年才初置一人，这明显有违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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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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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国，便建立起察举制大致框架。而后，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察举制逐渐完善。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至此，西汉察举制基本完备，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

为表彰其品德或贡献，而向民众个人颁授的名号，汉代的“孝悌力田”就是一例。这个名号伴随着“复其身”即免役的优待。这是个很大优惠。汉制，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第七级武功爵“千夫”以上才有免役资格，而“孝悌力田”与之相仿。“孝悌力田”地位接近六百石，这是县官的秩级。吕后又设置了相当二千石级的“孝悌力田”，同于郡守。
--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北堂书钞》卷六○引《汉旧仪》有这样一句话:“高后选孝廉为郎。”一般以为，汉文帝时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孝廉”的做法。据《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于是，以“孝廉”为对象的察举制得以明确成为正统的选官制度，而旧时的世官制走向终结。有的学者指出，元光元年(前134)因汉武帝的这一指令，成为“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通过《汉旧仪》的记录我们知道，这一选官方式之历史性前进的第一步，竟然是从吕太后时代起始。
——王子今《长安碎影:秦汉文化史札记》
宋代学者徐天麟:“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
吕后以后，刘恒时期就已经继续选孝廉为郎官了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
(宋）章定
史记冯唐以孝廉为郎中署长，对文帝论将，帝悦拜为车骑都尉
山堂肆考卷46
(明）彭大翼
荀悦汉纪冯唐以孝廉著称为郎中署长，白首屈于郎也
补汉兵志
(宋）钱文子
冯唐以孝廉为郎中署长

吕后佐帝定天下，父兄皆取侯封。暨事之平，犹能诛斩韩、彭以绝后患，其视绛、灌之徒，盖犹俎上肉也。惠帝既崩，取宫中家人子立之，而身自临朝，首王诸吕以张其族，亦颇除三族、妖言之令，【置孝弟力田之官】，差次列侯之功，以收天下之望。
——李祖陶《史论五种·前汉书细读一·吕后纪

汉民族史记（1-9卷） 徐杰舜
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农业领袖是力田，高后时代才有的孝弟力田】
—————中国乡约制度

高祖礼敬“三老”、“太上皇”，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以及后来的汉朝帝皇褒奖孝悌力田、选拔孝悌出仕等，都体现了以一贯之的以孝治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