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关于汉代女性地位的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高或低两种相反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对有效史料的不同取舍标准和解读立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从法律的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根据其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可推论汉初女性虽然有部分的财产和身份继承权利,在人身安全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在性别关系上,女性已经对男性产生依从性,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高,相比唐代而言,汉初女性的社会空间也略显狭小。
关键词:　女性社会地位　　《二年律令》　　汉代　　社会性别史

一、缘起:关于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讨论
在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中,汉代由于其独特性而成果颇多,尤其是汉代女性地位的研究。大多数论者认为汉代女性社会地位较高,而同时又有论者则认为其地位较低;这说明,关于汉代女性地位高低问题,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合理的结论①【参见岳岭、张爱华:《近20年秦汉妇女研究史综述》,《南都学坛》2005年第1期】。有论者则进了一步,把汉代女性地位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从其中的一个方面入手,探讨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与低②【彭卫《汉代婚姻关系的妇女地位考察》(《求索》1988年第3期)一文对汉代家庭中妇女的地位进行了纵横比较,认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要低于丈夫,而和唐宋以后时期的妇女地位相比则要高得多】。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比较有利于解决汉代女性地位的问题,只是在汉代的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中,这样的思路并没有得到重视。
汉代女性地位研究的观点之所以歧异,主要是方法的问题,其实质则是史料问题。首先,汉代史料较少,社会性别史料更是少之又少,其次,在男性视角下修撰的历史,其关注点是男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女性出现在历史中,主要是她与男人历史活动相关的内容,除此之外的大量的女性活动,被历史撰述者忽视或遮蔽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世学者利用片面的社会性别史料(这种史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猎奇性)来研究女性的社会地位,其结论是需要置疑的。
而且,当代史学工作者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五四史观”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种理论的预设,即最初男女是平等的或女性地位是高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女性地位开始逐步降低。这样,由于汉代处于中国历史的上流,就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汉代女性地位高于后世的观点。在此观点指导下,在古籍中寻章摘句以证其说的现象较为普遍。

由于史料的有限性,所载又大多是社会上层女性的活动,那么,在社会分层的情况下,社会上层女性的生活并不能代表汉代全体女性的生活,因此,上层社会女性的地位也不能说明汉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很多论者指称汉代女性地位高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母后参政。但仔细追索,我们可以发现,母后参政,并不能说明汉代女性地位之高,因为母后或女性贵族参政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造成的,而广大普通妇女并没有这个政治参与的条件,因此不能笼统地判定这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母亲的地位当然高,这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均是如此。
其实,在资料之外,对汉代女性地位的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对“女性地位”的界定,即如何判定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低,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认识不清,或没有统一的标准。标准不同,那对地位的判定自然也大相径庭。
女性社会地位即女性“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机会及其从社会得到的认可程度”;作为一个**概念,主要由法律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和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几个要素组成。①【陶春芳、蒋永萍主编:《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第3-5页】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分配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平等。”②【李静之、张心绪、丁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这四方面的平等同时也就涵盖了上述五个要素。

二、《二年律令》对女性继承权的规定
《二年律令》对女性继承权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产的继承权,一是身份的继承权,主要包括在《二年律令》的《户律》和《置后律》中。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这些研究较少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察女性的社会地位⑤【主要成果有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见规范继承关系的法律》(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徐世虹:《张家山二年律令简所见汉代的继承法》(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继承制度初论》(载《文史哲》2003年第6期);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等】,试以此角度作些推论的尝试。
《二年律令·户律》规定: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分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辄为定籍。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
又规定:诸后欲分父母、子、同产、主母、叚母,及主母欲分孽子、叚子田以为户者,皆许之。

根据规定,女性有财产的继承权,而且,女性可以为户主。在这一点上,汉代比唐代要宽松得多。《唐律·户婚律》“子孙别籍异财”条规定:即使男性后代也不得私分财产,从法律上保证了家长在家庭财产分配的上权威。那么,既然汉代女性有财产继承权,是不是标志着女性后嗣与男性后嗣地位平等呢?则未必尽然。《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
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载:“故律曰:死夫(?)以男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律,死置后之次:妻次父母;……以律置后之次人事计之;……妻之为后次夫父母……”
汉代家庭财产在继承上已规定继承次序,依次是:子、父母、寡妻、女、孙、耳孙、大父母、同产子(即同居数)。这说明女性的地位仍低于男性,已婚女性在家庭财产上继承上并没有优先权,而是排列在男性后嗣和夫家父母之后,而女性后嗣则更后一位。

那么,是不是汉代女性普遍拥有继承权呢?答案是否定的。只有为人母或为人女(母亲和未嫁女儿)才有继承财产的权力,已“为人妻”,尚不允许。因为《二年律令·户律》还规定:
为人妻者不得为户。民欲别为户者,皆以八月户时,非户时勿许。
“为人妻不得为户”这个一规定使得女性地位显得很微妙。如有子则可,若无子,其地位堪虞。这说明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也就是说“三从”的原则已进入汉初的法律。女户可以设立,但立户,须夫死或无子。
汉代女性在财产继承上比唐代女性要优先一些。从《唐律·户律》的规定看,唐代女性可能已没有财产继承权。
既然女性有继承权,即有自己的财产,那么她们的财产权有没有保障呢?这在汉律中也有规定,《二年律令·置后律》载: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弃妻,畀之其财。

女子为后,出嫁后其田宅归夫家。这同样说明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只有被休归或丈夫亡故,才能重新立户,带来的财产必须归还女方,也就是说恢复财产所有权。有论者认为,女方被休归,男方要补偿,这是对“弃妻,畀之其财”的误解。
《二年律令·置后律》寡妻继承的财产还有专门的规定: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此代户。
寡妻亦可以为户主,但寡妻为后不得卖田宅,且不得招人入赘。寡妻为后又嫁人者或亡故,要依当时法律的规定安排财产的继承。这就是说,寡妻继承了亡夫的财产(当然还包括自己从父家带来的原本属于自己的财产),但是在财产处置上受到相当的限制,以防夫家财产的流失。汉代法律处处保障男性财产的安全,女性对自己的财产上的所有权并不完整。
以上法律说明,在汉代女性虽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财产的继承权,也可以取得户主身份。从这个角度上看,汉代女性地位实比唐代女性地位为高。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述,女性在财产继承和财产支配上已受到相当的限制,女性和男性在汉代地位并不平等。

现在一般认为,男女平等或不平等产生,主要是“经济原因,即由男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①【如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者》,载《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很多学者论证了秦汉妇女经济地位的独立②【参见《杨联升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在汉代,妇女的劳动不仅限于家庭,也涉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领域,而且,我们同样也注意到,在河南、山东、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石上椠刻有女子在田间劳作的形象,都可引为佐证。然而这也同汉代妇女研究现状一样,是单纯从现象出发的。然而从《二年律令》有关于妇女经济地位的明确规定看,女性的经济地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
而且从赋税的角度,大约也可以推论出来。《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诸内(冗)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禀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


而且从赋税的角度,大约也可以推论出来。《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诸内(冗)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禀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
根据居延汉简的资料,六岁以下为未使男、未使女;七岁至十四岁为使男、使女,十五岁以上为大男、大女。其使男、使女与未使男、未使女通称小男、小女③。由此条文可以知道,成年女性所交的赋与小男同,也就是说,在汉代,她们的权利义务是与未成年男性对等的。成年男性在各方面均高于成年女性④【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的成果有尹在硕《秦汉女性的法律地位和女户》,李明和《汉律令中女性的‘户’继承与女性的地位》也有论述。详见邬文玲、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3期。另有[美]韩献博著、李天虹译:《汉代遗嘱所见女性、亲戚关系和财产》,载《简帛研究(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如上分析了女性的财产继承,下面再看身份继承。所谓身份继承,主要是指对爵位的继承,也可以说与政治地位有关。《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皆为死事者,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

汉律规定了女性可以继承爵位,这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例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年表》载鲁侯奚涓死于战事,无子,以其母为鲁侯,即属母袭子爵之例。此律也别见于《居延新简》EPT5.23:□同产子皆得以为嗣继统。继统□。另,《汉书·宣帝纪》载:元康元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亦可证。
汉代女性虽可以取得与男性一样的爵位,但还是有前提的。一般而言,汉代女性爵位的获取,没有独立的受爵之说①【但也有例外。在特定的条件下,汉代女性可以受封,蔡邕《独断》曰:“汉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比长公主。”史籍可考者如汉景帝王皇后之母封平原君,王莽时崔骃曾祖母赐号仪成夫人等】,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是依靠男性得来的,是对男性依附的体现。《礼记·杂记》载:“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郑玄注曰:“妇人无专制,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礼记·效特牲》也载:“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另,《白虎通义·爵论》则说得更为明白:“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虽然如此,女性在男性的荫护下在汉代社会也拥有一定政治地位和权利。《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
女子比其夫爵。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

《二年律令·具律》也规定: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以为鬼薪白粲。
汉律规定了一定级别的女性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二年律令·具律》同时规定:□杀伤其夫,不得以夫爵论。
汉法,有一定爵位者犯罪就可以免刑或减刑。但妻杀夫,则不能受其例赦免。既然女性爵位的取得是从夫、从子而得来,那么,女性杀伤其夫,自然不能免于处罚。而且,在爵位继承中,按前文所引《二年律令·置后律》,仍是以男性为先,若无男性才可使女性嗣爵。其继承顺序依次是:男、女、母、男同产、女同产、妻。女性在身份继承上,跟财产继承一样,在次序中同样是比较靠后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家庭关系内,妻子的身份继承权利竟然排在几乎最后的位次,这为考量汉代家庭中夫妻地位提供了一个视角。

三、《二年律令》所载汉律对女性的优恤和保护
至晚自春秋时代起,传统中国就有对女性恤刑的原则,即所谓“妇人不刑”之说,女性犯罪,可以酌情减免处罚。汉律继承了这一传统。《二年律令·具律》规定:
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府之。女子当磔若要斩者,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当赎斩者赎黥,当耐者赎耐。
还规定:
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事其身,令自尚。
《二年律令·收律》也规定: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毋收其妻。

以上三条为女性减轻处罚的规定,是对女性犯罪“恤刑”的具体体现②【,当然,汉律也有对女性加重处罚的规定,如《二年律令·亡律》载:“女子已坐亡赎耐,后复亡当赎耐者,耐以为隶妾。司寇、隐官坐亡罪隶臣以上,输作所官。”但这是对女性逃避和重复犯罪的惩罚措施,自然不能再适用“恤刑”的原则】其中特别规定了,男性如果犯有针对女性犯罪的行为,如强奸、强略人妻和打伤自己妻子而被刑的,依律免除男性罪犯妻的株连之责。而且在《二年律令》中,还专门有维护女性人身权利的法律规定。《二年律令·捕律》规定:
□亡人、略妻、略卖人、强奸、伪写印者弃市罪一人,购金十两。刑城旦舂罪,购金四两。完城□,购金二两。
《二年律令·盗律》规定:掠卖人若已略未卖,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皆磔。